乡村振兴与农村青年群体类型的价值研究

陶自祥*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随着消费时代到来，农民采取“代际分工”家庭经营模式来应对经济压力，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年化”现象。青年的缺场造成乡村振兴内生性动力不足，因此如何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成为时代课题。我们调研发现农村青年群体分为知识型青年、返乡型青年和在地型青年三种类型，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和作用存在差异。在乡村振兴中，知识型青年注重政治性价值追求，他们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返乡型青年更加追求地方性和国家性创业支持，他们带动农村就业；在地型青年是国家惠农政策下乡的重要抓手，他们在维系村庄社会秩序中起到“中坚”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青年群体；价值取向；二元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1]”。这说明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再次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2]” 由此可见，青年和乡村振兴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参与乡村振兴是青年应该承担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农民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采取“子代务工，父代务农”双重家庭经营模式，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导致农村“空心化”“老年化”现象突显。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缺席，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因此，青年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探讨的课题。

    关于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研究不多，纵观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路径：一是城乡二元结构视角。有学者认为“青年从‘离乡’到‘返乡’创业主要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号召，青年社会责任的担当，青年个人愿望的实现三重价值的共同作用^[3]”。“农民不仅通过进城冲击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在城乡逐渐一体化的背景下，新一代农村青年还利用城市获得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资金返乡创业，形成了不同于进城务工和融入城市的流动路径^[4]”。“新时期的农村青年返乡不再是回到小农经济而是返乡创业，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小农经济的循环^[5]”。二是功能主义视角。有学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科技兴农、‘互联网+’”等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大批青年返乡创业，带动农村更多的人就业^[6]”。又如有学者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要加快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7]”。“青年缺席可能存在乡村产业兴旺的潜力不足、生态宜居的建设力不足、乡风文明的引导力不足、治理有效的参与力不足、生活富裕的生力军不足”^[8]。三是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村官作为新时代的‘知青’，他们有知识、有活力和有想法，是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部分农村青年回乡创业，广泛分布于乡村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发挥着构建乡村秩序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中坚青年’阶层^[10]”。“青年后备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11]”。

    综上所述，既有关于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对本研究颇有启发性。但我们认为既有研究还存在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一是研究对象单一性。既有研究要么关注大学生村官群体，要么关注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从青年资源禀赋不同，我们认为可以把青年群体划分为知识型青年、返乡型青年和在地型青年三种类型。因此，我们在研究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时，应该坚持“青年在场^[12]”，即从不同类型的青年立场来探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差异。二是对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关注甚少。既有研究倾向于从国家政策如何激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而我们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视为一种社会现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其所嵌入的诸多社会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更加关注乡村振兴中国家性、经济性、社会性、家庭性等多重内在关联因素是如何影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因此，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类型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分析他们参与乡村振兴价值选择和作用是什么？以此来拓宽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视角。

    二、乡村振兴中农村青年群体类型及其特征

    我们为了更加“接地气”“以青年为本”^[13]了解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把握不同类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青年群体在文化上、年龄上、人生阅历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有较大异质性。因此，我们援引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为分析框架，以农村青年职业为基础，把农村青年群体划分为知识型青年、返乡型青年和在地型青年三种类型，并对各类青年群体概念、特征进行分析。  

   （一）知识型青年

    本文所谓知识型青年，指从农村走出去，接受过中等、高等教育或退役青年等群体。本研究重点关注农村青年大学生，他们与其他青年有着本质上区别，主要表现具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就他们职业发展而言，农村青年大学生，由于翻越阶层“壁垒”和脱离农村场域，他们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走出“农门”，从事非农概率很低。也就是说，农村大学生青年群体的身份和职业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旦走入工作岗位，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农村青年农民，将会脱域农村，进入城镇工作，真正成为“离土又离乡”的知识青年。就农村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特征来说，具有双重文化特征，一是他们植根于乡土文化，父老乡亲成为他们“反哺”的对象，农村成为他们“落叶归根”的场域，这些成为他们到基层的“源动力”。二是都市文化让他们思想开放。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后，他们在知识储备、能力提升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均会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观念超前，善于思考，敢于打拼。换言之，他们对乡土社会高度认同，一旦无法在城镇就业，也能退回农村就业。这就是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在基层就业以农村知识型青年为主。尤其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转变后，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部分农村青年大学生还是愿意到基层就业。乡村振兴为农村青年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舞台，农村成为他们施展才华的地方。

   （二）返乡型青年

    本文所谓返乡型青年是指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家庭生计多元化，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务工务农双重经营模式。用农民的话说：“两条腿”走路。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充分发挥家庭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两个市场就业，利用农业和非农业两种资源，实现务农务工双重收入，使家庭创造财富最大化。从社会化来说，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长期受现代性文明影响，不仅是务工挣钱来养家糊口，打工本身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也是积累创业资本和学习技术的过程。因此，“打工—返乡”或“打工—进城”构成青年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和逻辑。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会产生两种后果，其一是通过打工完成城市化，扎根于城市生活，其二是通过打工积累技能或资本返乡创业。我们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农村青年进城务工能完成城市化的不多，而大部分青年农民工则处于“打工—返乡”这种状态。从返乡青年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外出务工受都市现代生活影响很大，接触现代社会先进理念机会较多，无论在观念上，技术锻炼上，都比留守农村青年具备巨大的优势。从他们返乡参与创业动机来说，是多种社会因素交错共同促成其返乡，要么是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吸引，要么是家庭发展周期需要返乡创业和照顾家庭，尤其是乡村振兴为其创业提供广阔空间。因此，返乡农村青年在国家、家庭和市场三重价值作用下，愿意返乡创业就业。

   （三）在地型青年

    本文所谓在地型青年是指留守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经济的青年群体。在地型青年留守农村有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是家庭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农村青年夫妻只能一人外出务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的护理、医疗护工、月嫂、餐饮业等服务业对女性劳工需求量大。也就是说，女性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就业市场优势凸显，农民家庭就采取性别分工，让男性留守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经济和照看家人，女性则进城务工。即当下农村男耕女工所衍生的“留守丈夫”现象。二是农民经济理性的权衡。如果在地型青年务农与务工收入基本相当，那么就会选择留守农村，不仅具有同等收入，而且家庭能团圆。三是农民家庭规避市场风险。当我们问及在地型青年为何不外出务工时，他们的回答：“外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经常要重新找工作，而自己在农村从事农业经济，还有国家惠农补贴，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换言之，在地型青年群体之所以愿意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经济，其遵循“手中有粮心不慌”的小农生计伦理。就在地型青年看来，外出务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经济，只要自己勤奋一点，就能确保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因此，在地型青年具有以从事农业为主，追求家庭稳定性，观念陈旧等特征。

   表1：农村青年群体类型及其特征

    三、农村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价值差异

    如前所述，农村青年群体个人资源禀赋异质性大，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方面分别发挥不同作用。

   （一）知识型青年发挥政治引领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人是关键要素，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根本政治保障。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使“五大振兴”统筹发展，关键要有高素质青年人才不断充实到基层组织，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在中西部农村调研，发现基层组织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班子不强，素质不高，业务不精，年龄老化，思想落后”软弱涣散现象。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基层组织建设亟需吸引知识青年人才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振兴政策能否落地生根？关键看是否有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的基层组织，来凝聚和组织农村党员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也就是说，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党的伟大事业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坚强政治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国家与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先锋队和“火车头”。农村每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党员干部形象好坏直接影响村民的内生动力，尤其作为基层党组的带头人，其对组织的运行起决定性作用。而知识型青年群体，受过很好的教育，思想上追求上进，积极向组织靠拢，很多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已经加入党组织，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组织振兴，关键吸引知识型青年充实到基层组织，尤其要优先从知识型青年遴选优秀人才，把他们培养成为基层党组织的“双带头”人。

    我们调研后发现，知识型青年愿意到基层工作，旨在积累农村工作经验，为将来政治仕途做准备。可是近年来，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大学生到基层流动性强，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基层政治前途渺茫。就大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是走出“农门”的成功表现，可是又回到农村就业，这需要青年有坚定理想和足够勇气来面对乡土社会的舆论压力。就农村家长来说，衡量孩子成功的标志就是“走出乡土社会”，在城镇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就是说，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大学生会给家庭带来“面子”。“面子”对农民来说就是自己家庭在地域社会的“社会存在感和社会地位”^[14]的重要表现。农村家庭有个“出人头地”的大学生能给家族在地方社会带来荣耀。可是在老百姓观念中，大学生到基层工作是回归农村和没有前途的表征。这样乡土价值观无形中给青年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带来精神压力。另外到农村就业的青年大学生，得到相应的“政治”待遇，他们在基层工作中常常扮演“临时工”“消防员”“万金油”等角色，大学生在基层就业的处境，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造成挫败感。

    想让青年大学生安心扎根于基层参与乡村振兴，关键要让青年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追求上看到希望，从体制机制营造好基层就业环境。我们认为通过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三种价值来吸引青年大学生下基层，激活青年大学生愿意扎根基层创业干事的动力。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激励机制来吸引知识型青年下基层，打造一支有政治信仰，有工作动力，有政治担当和有创业干事精神的基层组织队伍。一旦知识型青年在基层有政治发展前途，能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青年人有想法、敢创新、有闯劲的优势将会在乡村振兴中释放无穷力量。也就是说，知识型青年夯实基层组织，乡村振兴就有组织政治保障，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后，就会产生党风带动民风的涟漪效应。知识型青年形象和想法在实践中就会慢慢影响群众，这样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协商民主社会治理氛围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生村官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认为知识型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将会发挥政治引领和“领头雁效应”作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关键要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二）返乡型青年带动农村就业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沿海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尤其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和乡村振兴后，中西部地区由过去改革开放末梢变成前沿。国家战略实施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就业机会。那么到底是哪类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成为可能呢？答案当然是有文化、有创业精神、懂技术、有资本和掌握市场行情的人群。而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恰恰拥有这样的素质。如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是作为生产工具出卖劳动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积累资金、提升技术和能力、建立和拓展社会资本、重新树立职业理想和目标的过程^[15]”。又有学者认为“没有打工，就没有创业，打工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企业和市场是培养人的大学校^[16]”。我们在农村调研看到，返乡创业以青年群体为主。有学者研究也认为“自2006年以来，农村青年是返乡创业的主力军，外出务工是返乡创业的必要前提^[17]”。当代农村青年作为“创业一代”是当之无愧的^[18]。

    从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动机来说，有国家政策激励，青年农民工自我价值追求，市场经济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就国家层面来说，我国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获得巨大改善，提升物流信息流速度，城乡资源双向协同发展得到改善。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产业转移和公共服务等条件巨大改善，为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优良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就返乡型青年价值实现来说，打工积攒的财富仅是能应付家庭负担，之所以外出务工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想通过外出打工学习一技之长，积攒返乡创业资本。用他们的话来说，“打工是暂时性的，如果能够在家乡创业才是最理想的，自己当老板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意识到打工永远不会富起来，返乡创业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有学者研究也得出结论，“打工挣钱是青年农民工的人生摆渡^[19]”。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经济收入可观，还能确保家庭的完整性，降低家庭风险。

    从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模式来说，乡村振兴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空间，我们在农村调研中发现有四种模式，一是政府引导型创业。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出务工的老板返乡创业。二是生存式创业。指返乡农民工难以完成城市化之后，返回农村从事一些低端产业，以此来维持家庭的生计，生存式创业是资金少，不具备技能的农民创业方式，这是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较为普遍的一种创业模式。三是资本再生产创业模式。这就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学到技术，拥有一定雄厚资金，自己返乡打造当地特色产业的一种创业模式。最后一种是“政府扶持+自主创业”型，指国家通过惠农政策对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创业青年农民工项目进行扶持。       

    从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来说，由于外出青年农民工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返乡创业是人才回归、技术回流、资金回流和观念回流农村。也就是说，青年农民工作为人才、技术、资金和信息四重价值回流农村，将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资源叠加效应。如云南省M县李某，35岁，2017年就返乡创业搞蔬菜基地，专门向广东和香港供应蔬菜，但是刚起步时由于启动资金不够，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给予其贷款200万作为创业启动资金，经过认真经营，两年的1000亩的蔬菜利润就还清200万的贷款。李某的返乡创业经营蔬菜基地，带动了当地全村200多个农民就业。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走出了一条“一人创业致富一户，一户致富带动四邻，四邻致富带动整村”的创业就业发展之路。

    可见返乡青年农民工是乡村振兴内生性动力之一，他们是人才、资金、信息、资源回流农村的重要资源，也是城市支持乡村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地方政府要为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找准着力点，从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服务支持和风险保障等构建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体系。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让“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把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学到的技能、知识服务于乡村振兴。我们认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对乡村振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其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地方资源重组、生产技术嵌入乡村、激活地方劳动力市场、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等多方面有优化效应。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农民工主体性就地产业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工就业城镇化的重要渠道。各级政府应该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做好配套服务，以此激励返乡农民工参与乡村振兴。使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和国家资源资本协同有效配置，从而释放返乡型青年人力资本服务乡村振兴。 

    简言之，鼓励和引导返乡青年人才回流乡村，愿意扎根于乡村，振兴乡村，这是乡村振兴内生性源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之一。

   （三）在地型青年维护村庄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分层导致农民社会分化现象凸显，农村内部出现社会分层。如有的农民完全完成了城市化，其家庭经济来源于非农行业的收入，学界把这个群体称之为“离土又离乡”的不在村农民。有部分农民因为不愿意或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群体以传统农业和兼业为主要收入。即“留守农民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的农民群体，这个群体成为村落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农民”^[20]。也有学者把“中坚农民”称之为“中农”^[21]，这主要是从经济收入角度来界定中农，其收入略低于外出务工经商打工人，但高于贫弱农民阶层的收入，这个群体的收入处于村落中的“中等”收入程度。这部分农户因经营的土地属于中等规模，在村庄中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属中等，故称“中农阶层”^[22]。

    从中农的特征来看，我们在农村调研所了解到主要是以中青年为主，其职业主要是从事农业经济。有学者研究后得出“中农从事农业规模一般是15-40亩不等，^[23]”而且主要是利用熟人社会关系流入土地，租金比较低，甚至不要租金。从中农在农村所占比重来看，中农在农村一般占15%左右。从中农的收入来看，留守农村经营传统农业经济的收入一般在2-5万之间；从中农的生活空间来说，中农全年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中农阶层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中农的家庭主要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来创造家庭财富，其农业经营规模属于家庭农场，也就是说中农的利益与土地高度密切。二是中农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村落不同阶层中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三是中农全年在村落中生产生活，当中农不经营管理农业时，他们就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走亲串戚。他们都积极参加村庄里的人情往来，其生活价值意义是通过熟人社会人情往来实现的。

    从中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来说，国家资源下乡，需要农村积极分子作为接应国家政策、资源和任务下乡的力量。我们在农村调研时了解到，尽管在当下一定程度上农村出现空心化、老年化现象。但是农村依然有占村落人口不多的一群活跃的积极分子，他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关心，而且还维系农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行。这样的农民群体，我们暂且把他们称之为农村“中农”。我们调研发现，中农在乡村振兴中会发挥着多重作用：一是中农充任一部分村组干部。打工经济席卷农村之后，大部分青壮年纷纷走出村庄到发达地区寻找非农行业就业，但农村也不是绝对没有中青年。我们在农村调研看到，村里的监委、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党员代表等职务常常是由留守农村的中农来充任，尤其是村民小组长常常被上级组织物色培养成为村干部。由于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半工半农和贫弱农民阶层，为生计不得不到处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村庄治理，那么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等公职，只能由在村的中农来担任。用中农的话来说，“担任村组干部不花多大的时间”。担任村组干部，国家惠农政策下乡时，自己能很快熟悉上级传达的惠农政策。还有自己担任村组干部能够名正言顺地带领群众维护、修建村落农业基础设施，这不仅有利于村落发展农业，也有利于自己发展农业。二是中农不仅经营农业还经营村落。中农的利益主要依赖农村，这要求中农与村落中各种阶层的人搞好关系，如要与村组干部经常密切交往，当村组干部家有红白喜事时，自己要主动参与人情往来，村落要开展公共事务时，自己要积极带头。中农与普通农民阶层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这主要是中农的土地基本是通过乡土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获得。中农为了自己的经营和生活能得到村落社会资本来支持，就必须通过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等关系来处理好村落的各种关系，以此给自己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经营营造一个关系和谐环境。只有自己与村落融洽相处，自己才能不断得到他人赠送土地可持续发展，自己才能在与村落人情往来互动中获得人生意义和村落价值体验。

    由此可见，中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介入和参与村落公共事业，发挥着村落内生性自治力量的作用，对村落社会秩序维系发挥着“润滑剂”和“粘合剂”的作用。三是中农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人”。这主要从中农在村落结构性中的位置来给予界定的，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农”与其他阶层在村落结构性主次阶序，最后认为中农处于村落中的中间阶层。如前所述，国家开展农田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公共品供给等，中农成为国家资源下乡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我们说中农是乡村振兴国家资源进村的主要“抓手”。在农村开展调研时，我们常常听到中农对国家政策的高度评价，可以说中农是对国家政策满意度最高的群体。当国家资源下乡遭遇“梗阻”时，中农能够通过熟人社会人情、面子、威望等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协助国家资源顺利进村。因此，中农既对国家高度认同，又与基层社会有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其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作用。有学者把中农的作用称之为“中间价值。”^[24]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农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中间人”，在接应国家和面对农村时，能够释放出对上是政治性和对下是社会性双重价值。因此，引导好和培养好中农对乡村振兴释放“中农价值”，发挥中农生产性、治理性和社会性的多重价值功能，可以助力乡村振兴。

图1：“中农”在乡村振兴中释放中农价值的逻辑

四、结 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从中央到基层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系统工程，即使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但是没有乡村内生性力量来迎接国家的资源下乡，那么或许出现国家资源与农民意愿发生错位，导致效果不佳。如果乡村振兴中青年群体长期缺场，乡村振兴或许会成为基层利益权势阶层“分利”的一场运动。因此，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中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吸引或留住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发挥青年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作用，让青年群体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成为接应国家资源下乡的中坚力量。以此规避乡村振兴“国家动村不动”的现象。

    我们在农村长期调研发现，农村青年群体不是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他们之间因个人资质禀赋不同，打工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等存在多元青年群体类型。我们从农村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青年与市场的关系为划分依据，把农村青年划分为知识型青年，返乡型青年和在地型青年三种类型。通过分析不同青年群体特征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我们发现知识型青年，由于通过寒窗苦读走出乡土，又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振兴，其价值取向不仅是追求物质生活，还想通过下基层就业来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为今后自己实现政治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目前知识型青年面临“身份不正”，政治待遇不高等困境，这有待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来激励知识型青年安心扎根于农村，让他们能看到乡村振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舞台。一旦知识型青年能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他们将会优化基层干部结构，发挥他们的智慧，夯实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头雁效应”作用。

     返乡型青年农民工，有丰富的打工经历，掌握市场信息，有技术，有社会资本，有资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之一。他们返乡创业是资金流、人才流、技术和信息流回流农村。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实施，为他们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机会。返乡型青年农民工，他们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不仅在第一产业就业，也在第二、第三产业创业，能够带动地方很多人就业。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为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从政策上、资金上、社会支持等方面为他们返乡创业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返乡创业能体会到“创业致富，创业光荣”的社会价值。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一旦创业成功，他们将会在地方释放巨大经济价值，将会发挥“一人创业，带动地方”致富的经济效益。

    在地型青年群体，由于他们生活于农村，以从事家庭农场为主，兼职其他副业，他们人生意义是通过熟人社会关系互动来实现的。在地型青年群体是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的最大收益者，由于经济上的收益形塑他们对国家高度认同，他们成为接应国家惠农政策的积极者，也是农耕文明的传承者，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这就是中农成为国家资源有效延伸到农村的主要抓手之一，是基层社会政权稳定的后备力量和人选，也是基层农村社会生活意义价值的承载者和创造者，他们是国家与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中间人或连接点。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农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带领作用，他们不仅经济农业，还经营村落，维系着乡村秩序良性运行。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农村中农，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社会效益作用，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在乡村落地生根，需要知识型青年夯实基层组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产业兴旺要有返乡型青年人才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经济作用，治理有效需要农村有坚强稳固“中坚”阶层整合社会秩序。因此，农村青年群体在乡村振兴中价值差异，能满足乡村振兴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功能需要。这要求我们不能笼统地对待农村青年群体，而是应该了解掌握不同农村青年群体的价值诉求，采取分类对待制定政策来激励不同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当然农村青年群体之间的角色和功能会发生转换，但从理想类型来说，我们认为知识型青年在基层政治性价值更加凸显，返乡型青年创业带动就业的经济性价值更加明显，在地型青年留守农村成为乡村振兴稳固的“中坚”阶层，发挥社会性价值。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既要“筑巢引凤”引进外来高学历农村青年人才和返乡型青年技术人才，也要“本土孵化”在地型青年人才，进一步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流向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让乡村成为广大农村青年干事、创业、谋幸福，大有作为放飞青春梦想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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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张宛丽.中间阶层：具有缓冲与示范功能的社会力量[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10）.

Value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youth group

Tao  Zixiang

(College of Sociology,Yunnan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Talent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advent of consumption era, peasants adopt the mod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family management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consumption , which leads to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hollowing out" and "aging" in rural areas. The lack of youth will cause the lack of endogenous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us how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roject has become an issue of the times. Our research found that rural youth group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knowledge-based youth, returning-hometown youth and local an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and role in participa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differ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nowledge-based tal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values. They play a leading role in politics. Those who returned to local place pursue more local and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and they promote rural employment. Local youths ar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untry’s rural-benefit policy and they play a "backbon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order of villag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youth group; value orientation; dual structure

备注：本文刊发于《当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