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沦陷的故乡”——专访东方农道执行董事王磊（上）

李昌金

引言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是中国之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道坎。为了跨越这道坎，中国共产党相继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号召。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尤其需要各界精英大展才华，共同书写乡村振兴的篇章。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伟大的时代需要英雄的书写。那么，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英雄？不同时代有不一样的答案。“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成就的人就是英雄。东方农道文化产业集团（“简称东方农道”）的王磊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英雄”，他致力于用设计拯救“沦陷的故乡”，让无数没落的村庄重获新生。

这些年来，随着王磊在业界声名鹊起，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想知道，王磊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他有哪些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他的成功对于现在和未来做乡建的年轻人有怎样的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于今年五一假期，专程从山西吕梁赶到北京，并转展来到王磊在北京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的家，对王磊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笔者分享了王磊对他走过的十年乡建路的回顾与思考。本文根据这次采访内容和笔者多年对王磊的了解写成，以期大家共勉！

王  磊

01

慈城：走进乡村社会

王磊，1977年4 月11日出生于北京，回族。2001年，王磊河北工业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本科毕业，同年考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就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王磊第一次进入乡村社会。2002年，在赵成老师带领下，王磊和他的同学来到浙江宁波的慈城，在那里驻村调研。慈城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是慈溪县的老县城，与宁波市中心城区相距20公里，与余姚、慈溪、镇海接壤。慈城是一个古城，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老家就在这里。本世纪初，慈城镇古县城的保护性开发被列入宁波西北地区发展的中心项目，王磊他们参与了其中的慈城镇古县城衙署建筑群重建工程。

王磊说：“在赵成老师带领下，我们深入慈城进行田野考察与调研。一家一户、一砖一瓦，对慈城的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调查。从我们那届开始， 以后历届学生都把慈城当成乡村实践的一个点，至今已持续了15年。”

“赵成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赵成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木构建筑研究等。赵成做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很大的社会背景之下，从地质、地理、人文、生态等各个层面切入，这对我的设计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慈城，王磊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宁绍地区传统时代的石作建构技术研究”。王磊说：“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因为我发现宁波和绍兴这两个地域的石建构技术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它们的建构技术和建筑表现形式，与它的材料和地域特点息息相关。显然，我选择的研究课题，是一种比较偏的研究角度。我的论文是跟南京大学地质系一起做的，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在慈城待了半年时间，专门去研究石头。我天生对研究石头有兴趣，因为我的名字就带有石头，今生与石头有缘。这篇论文的撰写，其实是给了我一个了解和认识古城营造的机会。”

“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回过头去看，从我们历届研究生在慈城做的这些实践和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村落的活化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我们在慈城一届一届做，至今已做了15年，但还是没有做完，还需要我们继续陪伴下去……”

“慈城让我走进了乡村社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乡村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很深刻的认识，并最终让我走上了漫漫乡建路，乡建已然成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慈城应家池之勇剧广场

02

北研院：八年砺剑试锋芒

2004年，王磊从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毕业，随后他应聘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8年的城市建筑设计生涯。城市建设包括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和市政公共设施，北研院主要是做公共建筑设计。王磊说：“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切从零开始，刚开始做的都是那种很底层的活，就是配合总工画一些图，像分析图啊、报规图啊，都是很碎的，在一般建筑师看来，就是比较垃圾的活，这样的活我干了两三年。后来我逮着一个机会，就是当时密云县地方税务局建一个食堂，整个过程从谈合同到制定任务书，再到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最后施工都是由我负责，这给了我一次全方位实践的机会。当时我们所长说：你就放手干吧。对于一个毕业才几年的年青人来说，这样的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再后来，2007年王磊接了一个大项目，就是主持新疆克拉玛依市科技博物展览馆建设项目，这是中国最大以石油为主题的博物馆，集科技馆、博物馆、规划展览馆于一体，占地面积25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6个多亿。

王磊说：“这么大的一个建设项目，对于建筑师来说，无疑是一次完整的职业训练。在我工作的第三年就得到这样一个独立操作大项目的机会，还是非常幸运的，当然挑战也是很大的，好在当时克拉玛依市的领导还都信任我，整个项目实施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建成后的市科博馆，远处看像一本翻开的书横亘在新市区，又像是克拉玛依的“K”字。这个项目后来获得了鲁班奖及全国设计一等奖，这个奖无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这个项目做完后，王磊又参与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的设计，这个办公楼同时也是中央档案馆，地下室有五层。此外，王磊还参与了中国商务部办公楼的设计等，这个设计也获得了首都建筑设计一等奖。王磊说：“如果我在北研院一直干下去，走城市设计的路子，成为一个顶级的建筑设计大师是没有问题的，像跟我同时代的马岩松、李青刚等等，后来都成了建筑设计大师。”

“一个人能力与素质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能力的提升也是如此，这与我的经历和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孩子王”，带着别的孩子上房揭瓦那种事干了不少……”

在北研院工作期间，王磊收获了爱情。李海英，历史学博士，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6年李海英公派日本留学回国。也就是在2006年，王磊经过同事介绍认识了李海英，他们两人一见钟情。王磊说：“我们认识三天就决定结婚。”他们结婚后，李海英成了王磊事业上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同路人，十多年来，王磊长年在全国各地跑，李海英将家庭的重担独自挑在肩上，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全力支持王磊的工作，从不拖后腿。

新疆克拉玛依市科技博物展览馆

03

姥爷：我人生的“灯塔"

王磊说，他的人生经历了几次转折，尤其是思想上的转变，这与他人生中遇到的几个重要的人物有关，像赵成、孙君、田野、赵兴朋、李昌平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爱人李海英的姥爷岳维藩。为此，王磊特意安排他爱人参与这次采访，由李海英讲述她姥爷岳维藩的故事。李海英讲她姥爷的故事讲了一个多小时，故事感人至深（坦率地说，笔者在采访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动，但写成初稿后，每看一遍都不由自主热泪盈眶）。采访结束后，笔者把手机里这段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有一万多字，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只能选取其中的约十分之一的内容。

李海英说，她姥爷是地道的老革命，他是山西五台县沟南村人，1914年出生，1933年考入成成中学，1935年因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被逮捕下狱，判刑五年。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新中国第一任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入党后姥爷跟着安子文、薄一波在山西“牺盟会”工作，先后担任沁县县长，稷麓县县长，吕梁十专署专员等十多个职务。1952年担任太原市副市长。1955年改任太原市市长。 1965年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市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1979年调回山西，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82年任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岳维藩主政太原20年，他为太原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说不尽，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太原市城市规划和建设，这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迎泽大街由原来的宽6-7米，扩至70米，长度由火车站到河西。这个宽度当时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北京的东西长安街。所以规划一提出，就引起争论，市委常委中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把状告到中央。最后老市长高瞻远瞩的“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理念和“平战结合”的战略考虑最终说服了各级领导。正是这条街令太原市在北方城市群中独领风骚，远远超过了相邻省会郑州、西安、石家庄等。

岳维藩的“野心”很大，他想把太原建成像“多瑙河明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那样的城市：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后来太原市历任领导一直都是按照岳维藩的这个思路建设太原，直到现在。除了迎泽大街，在他手上还建了迎泽公园、工人文化宫、滨州饭店、湖滨会堂、宽银幕电影院……滨州饭店、湖滨会堂等到现在仍然是太原市的王牌建筑。还有，他亲自主持了傅山先生遗迹的修复、双塔寺的维护加工等。再有，当年柳巷拓宽工程关于两棵古槐的命运有过激烈的意见分歧，岳维藩亲临现场拍板保留了这两棵古槐……

在经济方面，三年困难时期，岳维藩不仅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相反开放了农贸市场，恢复了一批具有经营特色的老字号和地方名特产品……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五十年代初，由他提出的“市长接见人民代表日”制度，为全国首创，后经《人民日报》宣传后，在不少大中城市得到推广……

李海英说：“我姥爷的一生是清廉的一生，他的5个子女全都靠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又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赢得人们的尊重。”她说：“我姥爷去世没给我们后代留下任何遗产。我姥爷的工资有几个出处：一是他自己的孩子和他兄弟姐妹的孩子上学都是他出钱供养，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困难一些嘛。二是身边有困难的同事，他每个月资助人家。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段时间单位接待要求严格，有时他就自己掏腰包请客。三是他其实文化并不高，中学开始出来闹革命，所以他特别爱看书，自费订了很多书刊。那时家里的日常开支则是用我姥姥的工资，我姥姥也是老革命。所以，到我姥爷去世时，他的钱用来办完丧事，几乎一分钱没剩。”

 “为人民着想的人，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1985年6月10日，岳维藩在太原逝世，享年71岁。消息传来，万民悲痛，市民自发前往吊唁，双塔寺陵园，成了花圈和花篮的海洋。李海英说：“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口口相传就知道了，扶老携幼一波一波往那赶，搞得追悼会结束不了。刚开始老百姓能排着队，进去后站成一排鞠躬，到后来连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大家排成几行转一圈走出去，再往后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只能派代表进去……”

“从那个山大医院殡仪馆出来，后面有个巷子，那个巷子被还没有进去瞻仰姥爷的老百姓挤得水泄不通，那个车根本开不动，陷在人海当中。我一个11岁的小孩坐在车里，看着外面的老百姓，那个时候我才深切体会到，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没有政府发通知，全是自发的啊！”

李海英说：“在姥爷去世30周年做口述历史时，我才解到当年姥爷出殡那天还有这样一个市民，有一个缺一条腿的残疾人，当时没有普及电话和电视机，等到他听到老市长去世遗体告别消息的时候，灵车已经往双塔烈士陵园开了，于是，这个残疾人赶忙借了一个自行车，又在残肢一端吊了一块砖头（为保持身体平衡），然后别人帮助把他扶上车，就这样一条腿蹬着自行车赶往双塔。在我小时候印象里，双塔那是非常远的地方，他就这么从市里头骑着自行车赶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因为一条腿没人帮忙他又下不来，他就连人车带车倒在地上，然后就放声大哭……后来了解到，这个残疾人就是当年受益于我姥爷那个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所以他要赶过来送我姥爷，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2005年姥爷去世30周年，我和舅舅决定做口述历史，于是找了20多位当年姥爷的同事或下属进行访谈。姥爷去世已30年了，一般人就是自己家的亲人，感情随着时间的流失都淡了，可是我们在访谈时，真是没有想到，好几位老人有的还没说话就泣不成声，有的说着说着就哭了，感情就这么深，我理解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所以我现在开始理解过去说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什么党的恩情大，这种革命情怀、革命友谊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那一代人真的是满腔赤诚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感情！”

“还有2014年我姥爷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说实话的，这我们这些亲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但却有市民惦记着这个事，最先是有我们都不认识的市民在报纸上发文，纪念老市长百周年诞辰，接着又有市民在报上发文，建议在太原市为老市长塑一尊铜像。后来呢，那些老同志自发组织一个大型集会，大概有一两百人参加。所以，我真是觉得，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像听起来很傻，但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真的为人民服务了 ，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

“王磊跟我结婚以后吧，他慢慢有机会了解我姥爷，尤其是参加一些纪念我姥爷的活动。2014年我姥爷那个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我们全家都回山西了，纪念活动在滨州饭店举行，王磊在纪念活动现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会上原来省市的老领导啊，讲了很多姥爷过去的事情。姥爷作为我家里的前辈，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那种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不讲个人得失的精神……对王磊触动很大，肯定是打到他心里去了。这是身边的榜样啊，如果是说别人吧，你可能觉得是不是有杜撰的成分，但这是咱自己家的亲人呢。”

“我就觉得吧，王磊自己内在本来就非常质朴、非常正直，也有担当，然后呢，又跟姥爷有这样一种心灵感应同频共振，就是心心相印啊，他们在有精神上、灵魂上我觉得是相通的，就是精神的感召吧……”

的确，大凡与王磊接触多了之后，都能分明感受到老前辈的精神在他身上传承和发扬光大……

1996年出版的《人民的好市长——怀念岳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