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几个“三农”专业微信群中，都有群友推送新华社旗下纸媒《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8月17日刊登的长篇通讯《农村改革“试验田”湄潭“试”得怎么样了——一个西部农业县以改革促进乡村振兴观察》（以下简称《观察》），由段羡菊、李惊亚、李凡三位记者采写。有群友@我：“估计你会有反应”，我也确实在群里简单地“反应”了一下。一个多月以来，围绕通讯披露的内容，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现作出正式“反应”：把群里发言表达的观点写成网络文章。

群友之所以估计到笔者会有反应，是因为他们知道，近几年尤其是今年以来，笔者多次在正规纸质出版物和网络文章视频中点名批评“湄潭试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实质是搞土地私有化，彻底瓦解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制度根基，造成一部分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集体经济空壳等诸多弊端。同时，我也大力推荐在农村调研中发现的统分结合典型，如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详情参见今日头条徐祥临2021年7月21日视频，以及拙著《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相关章节）。

既然《观察》一文力挺“湄潭试验”，那么笔者就要同新华社记者打一场笔墨官司。

《观察》披露，“湄潭试验”源于1983年发生在抄乐镇落花屯居委会楠木桥组的那场“榨油坊风波”。当时这个组围绕承包地“大稳小调”发生了争执，“三天三夜整不下去”，最后是“德高望重的大队干部余忠华冒火”，一锤定音“干脆‘生不添，死不改’”。于是“这项制度从1984年在全县实施”，“开启了一场影响全国农村的改革，……后来换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这段故事看似精彩，实则漏洞百出。

漏洞之一《观察》告诉读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源于楠木桥组。笔者告诉记者，农民吵嘴这个细节忽略不计，1982年大包干在全国农村基本完成后，直至二轮承包，没有调整过土地的农村（村民组）很多，笔者推荐的叶屋村连二轮承包到期都没有进行过承包地调整。但后来叶屋村村民集体认识到这样搞是错误的，进行了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新华社记者应该正面报道叶屋村，而不是给楠木桥组编故事。

漏洞之二《观察》告诉读者，1984年湄潭全县就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但记者没有披露当时湄潭县委县政府总结推广楠木桥经验的史实及必备的官方文件（名称）。肯定是没有！因为，当时全国农村普遍的状态是“大稳小调”，而且迄今为止研究“湄潭试验”最权威的著作《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刘守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39页明确记载：“湄潭县各村于1984年普遍进行了土地调整”。

漏洞之三《观察》告诉读者，“湄潭试验”同小岗村搞大包干一样，是农民自发的创造。其实，不是！《中国土地问题调查》第4页明确记载：“我们选择贵州湄潭县作为包产到户前后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典型县，……1987年在湄潭县创办了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成为全国在包产到户以后主动进行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地点之一”。记者应当明白，“我们”不是湄潭农民，是从北京过去的“试验员”，“选择”和“主动”的含义也非常明确。

漏洞之四《观察》告诉读者，从楠木桥组，到落花屯村，再到抄乐镇，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效果很好。但证据只是虚飘飘地描述了一下1984年的景象，其实当时各地农村普遍是那个样子。笔者冒然推测一下：从1986年全国性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到打响脱贫攻坚战的三十年漫长岁月里，该组－村－镇都是扶贫对象，组、村两级集体经济都是“空壳”，没有统一服务功能，农户散沙一盘，而且那位“德高望重的大队干部余忠华”也没有为解决这些本该解决的问题做出过值得称道的贡献。记者能够用事实否定这个冒然推测吗？！

综上所述，《观察》一文在新闻的真实性上就过不了关。新华社记者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掩盖“湄潭试验”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个实质。如果记者不同意笔者的这一评论，那么，就请记者围绕“湄潭试验”话题进入深入追踪报道。

比如，采访当年进行“湄潭试验”的“试验员”们，问一下他们是否同意笔者对“湄潭试验”的评论？再问一下他们，如何评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形成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该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否具有制度优势，即是否应当坚持？最后，笔者提醒撰写《观察》的记者及批准该文发表的总编辑：在“湄潭试验”的延长线上，看不到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走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希望你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为什么说湄潭试验是搞土地私有化，具体理由这里就不赘述了，记者或其他有兴趣的读者可看我以前的出版物或视频。这里只提醒不同意我观点的读者：请把经济学和法学专业本科生必备的“所有制”、“所有权”、“产权”、“租金”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并用于分析湄潭试验以及我的观点。当然比“玩儿文字游戏”即讨论概念更重要的是，到村里问问农民。最好是我与你们一起去问农民，包括到湄潭县农村去同农民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