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雪峰教授新著《在野之学》近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可圈可点处甚多，其中，愚以为，核心之处在于对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真常识”的讨论。为了讲清楚这一点，全书可谓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可见其重要。

无论是从学术研究来说，还是从人才培养来讲，一个真常识就是：依立场论，毫无疑问，必须秉持中国立场，它的反面或假常识是目盲接轨美西方社会科学，言必称希腊；从过程论，坦率地说，需要用笨功夫，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投机取巧，它的反面或假常识是，一些研究者或学生，都想快速地找一块星宿海，习得丁春秋式的化功大法或东方不败式的葵花宝典，研习者自己挥刀自宫不说，还要引诱众多正常人一起加入阉割大营；依知识生产论，就是要秉持从实践出发，基于实践而构建理论，并用实践来检验和提升理论，即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它的反面或假常识是，从理论出发，用理论切割装扮实践，再把只鳞片爪的经验材料检验和切割理论的“小循环”。

二、

很多研究因为缺乏“常识”，最终都沦为体力活，因为没有内力，只会化功大法或葵花宝典，就只好三招两式讨论“多喝水就可以多尿尿”那样的无聊研究，当发现多喝水却还是尿不多的时候，就添加“尿道问题”的变量，当“尿道”没有“问题”时，就加入“膀胱问题”变量，当“膀胱”被折腾一番也是好的的时候，就加入“肾脏问题”变量，当发现“肾脏”也没问题时，傻眼了，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尿出”是好。全然不顾可能是其他脏器问题并发引起的多喝水却不能多尿尿的困境，不仅不能多尿尿还会越喝得多死得越快，多折腾进去的水，可能都进入皮肤等组织了，结果，“问题”没解决，反而全身“水肿”，把本该做好的研究“倒腾”死了。《在野之学》中多处可见对此类不知所云的研究的痛心疾首。所以，回归真常识十分重要。

还有一种“假常识”是，它很可能看起来就是“正确”的，甚至动动脚指头都能想出个大概的，研究者因为缺乏内力，却偏要装神弄鬼，神神叨叨的把“常识”神化成一般性的“科学”发现。这种“常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实际就是地道的“假常识”。为了把这类假常识包装成看起来是多么的高大尚，就会使出吃奶般的看似科学的力，达到高射炮打蚊子的效果。比如，有研究光棍的学者，足迹遍及数省，收集大量问卷数据，最后就为了证明“光棍自慰频率比非光棍高；加入婚姻变量后，自慰频率就降低了”那样的“扯淡”式“命题”。

三、

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都是一门“手艺”。技巧固然也重要，但是，如果不是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上的技巧，终归只是肤浅的花哨，而非精湛的艺术。这就好比民乐里的竹笛演奏，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了大致方向后，能吹响就是王道，一下吹不响就两下，两下不行就三下，等吹到一千下，几乎没有吹不响的，因为吹到一千下的过程中，吹者自己就会不断地去调整风门、调整气息，不断反复，总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吹响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学艺的饱和经验法。最怕的是，一上来就教初学者怎么找到“丹田”，如何“气沉丹田”再运用“丹田”运气云云，结果，吹倒没吹了，都找“丹田”去了，关键还找不到，最后就只能放弃了。

当然，大致方向要有，比如，总不能连“吹孔”和“膜孔”都分不清，对着有孔的地方就拼命吹。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道理与之都是相通的。

读书首先要有大致方向，最起码是要读，而不能说为了把知识掌握，直接把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和水吃掉，这就是方向性的错误了。对于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类似于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和孔子《论语》那样的中国经典著作的阅读研习，就是重要的“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后，就需要持之以恒地反复地去读，读一遍不懂，就多读几遍，读一本不懂，就多读几本，不断坚持，不断重复，日积月累，积累和重复就是饱和的过程，慢慢地自然就懂了。

反之，学生刚端起书本，老师就一副上帝般的口吻让学生准确说出什么是资本，什么是仁，资本出现多少次，仁有多少个地方讲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十有八九是训练不好学生的。其后果，无非是吓跑学生的求知欲，然后证明自己懂的是多么的多、多么的神勇这种自恋外，实在看不出这样的训练方式有什么科学可言。所以，《在野之学》在学生培养方面特别强调要“解放学生”（p.153），发挥学生主体性，鼓励学生扔掉一些拐杖，打破坛坛罐罐，大破大立地读书求学。

做研究也一样，所选之题，至少要基本符合常理，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皓首穷经数载就为了论证“灶王爷”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就是方向性错误了。有了正确方向，就需要呼啸着走向实践，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最终基于实践能生产出一般性的知识。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个大的方向还包括甚至首要包括的是中国立场的方向，它不是排斥世界的，而是说首先要是中国的，才可能更好地成为世界的，而不是反之。否则，一开始就想着如何补西方社会科学窗户上缺了哪块玻璃，无论研究做到哪一步，也只是补了块玻璃，何况，单纯从补西方社会科学的玻璃来说，无论从工艺还是材质，中国学者未必是更好的行家里手。在这些方面，《在野之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本土化问题的讨论，读来都能给人很多启发。

四、

《在野之学》里还经常提到一个词：经验质感。所谓经验质感，在该书看来，就是研究者对经验的直觉能力，这种直觉能力使研究者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迅速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社会实践中决定性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变量，它能够使研究者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p.20）这好比我们把手放在冰上和放在火上，感觉是不同的，冷暖能够自知的前提，是要去接触作为经验的火与冰。而不是看着“火”字，想象着它很冷，看着“冰”字，想象着它很热。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接触了火与冰，有了初步的经验触感是不够的，所谓质感，就是要能感觉冷热的程度区别，并能自如穿梭。它的诀窍就在于《在野之学》里所提的“饱和经验法”，只要浸泡在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重复，不断反复感知，才会具备这种能力。

经验质感的实质，就是具备基于实践基础上能够产生的不同学科的学科想象力，对于社会学来说，经验质感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没有厚重的经验支撑，没有在经验里的浸淫，个体很难具备在个人、社会与历史中自如穿梭。饱和经验法的诀窍其实就是笨功夫，也就说，无论是做研究还是训练学生，没有捷径可走，都是只有在笨功夫的汗水里才能泡出能力的。这仍然好比我们前面说的学艺，以竹笛这种非常传统的中国乐器来说，有了前面我们说的能吹响后，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吹长音，也就是简单的1234567的每一个音，一口气要能吹的时间足够长，而这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只能长时间地不断重复练习。否则，作为基本功或内力的“气”短了，无论会多少高深的“颤叠震打吐滑垛花”技巧，压根就没有“气”可以支撑吹奏者将其表现出来的机会，一个乐句都会吹不全，哪还有发挥技巧的机会呢？反之，即使没有技巧，有足够长的气，一个孔一个孔开，总是能把一个句子演奏完整的。

从《在野之学》的逻辑来看，饱和经验法的反面当然就是不饱和的经验，它是浮光掠影式的，是碎片化的，是盲人摸象式的，看到某一个“点”，就将之无限放大，看到一个针尖，就想象着讨论针尖上有几个仙女在跳舞，这种情况当然也要不得，其弊病甚至比不接触经验实践的还要糟糕。它的朴素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没有正确的调查，更没有发言权”的逻辑。

五、

    如同《在野之学》后记里所说，作者尤其喜欢书名中的“野”字一样，作为读者，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野”字，它本身就是一种“真常识”。这个“野”字，除了书中不断强调的“野性的思维、野蛮的成长、田野的灵感”外，或许，书的英文标题似乎更能表达“野”之妙处所在。“Against Doctrinairism： Understanding China through Field Research”,直译还原回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通过田野研究来理解中国》，反对教条主义的反面当然就是要回归真常识，它的方式是饱和式的田野调查，其目的是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