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研究
——基于研究生助力团的调研分析
魏程琳*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上海，200092）
摘要：乡村精英流失加速了农村衰败，能否及时培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具有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能的高校大学生，在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相结合、服务基层与自我成长相结合的三农人才培养模式下，不断下沉基层架起了地方与高校深入互动的桥梁，协同化解农村脱贫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认识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在提升能力的同时强化了爱农助农的价值情感。针对服务周期短、流动性强、支持政策不连贯等问题，建议从整体主义视角优化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体系，区分三农人才类型并系统化地整合城乡人才政策资源、合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健全人才保障制度，做好三农人才的培养和落地工作。
关键词：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机制；乡土化；三结合；整体主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精英离村加速了土地、资本要素的净流出，这几乎必然导致乡村的衰败和凋敝[]。日本、韩国农村就面临着空洞化、老龄化带来的农业生产困境，当地农村家庭走向崩溃，老年人过度劳作，耕地抛荒严重[]。为缓解农村社会出现的人才危机，党中央明确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从19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到今天政府主导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和驻村第一书记项目，三农人才培养工作一直在探索中推进。
（一）文献回顾
学界从村庄精英与乡村建设等视角对三农人才流失的原因、对策作了探讨。村庄精英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村民之间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位置，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是乡村社会发展良好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历史上国家政权对农村的过度汲取致使良绅退出、劣绅等营利型经纪[]登上村庄政治舞台，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1928年，李景汉在定县社会调查后疾呼：“乡间人民知识简单，非有才德兼全的好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不能举办什么规模较大的事业。可是，有才干的人大半不肯到乡间服务，而农村中优秀分子又都往城市跑。这与改进农村事业大有关系。如何培养乡村领袖，及留住乡村原有的人材，且使有用的人愿来乡间做事，是眼下极须注意研究的问题。”[]费孝通曾寄希望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自然产生“城市救济农村”的连带效应，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城镇和新兴城市却有着天然的离农倾向，非但没有给本国农产品提供市场，还挤垮了农村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人才流动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大批精英人才留在农村成为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性力量。1990年代，乡村发展出现“空心化”现象，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造成中国乡村精英品质弱化，边缘强势人物开始占据村庄权力中心[]，部分乡村还出现了村干部“痞子化”的现象[]。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从汲取型向分配型转型，混混治村[]、富人治村[]现象增多，三农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知识分子与乡村建设关系密切，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都既做乡村研究又做乡村试验，他们带头发动知识分子下乡搞平民教育[10]。梁漱溟指出，“如果这上层动力（国家）与下层动力（农民）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们上来”[14](295)。有着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称号的晏阳初，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河北定县开启了平民教育试验，他认为“农村中的青年农民即是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农村建设要成功必须寄希望于培养农村青年，这些青年才俊应具备三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专门学识，二是要有创造能力，三是要有应世手腕”[16](306)。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甚至相当依赖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创新性地运用现代教育方式，把农村人才培养与现代教育体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当今有志于农村人才培养者所不可忽视的[]。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波乡建运动[]，以高校师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是其中重要的引领者、参与者。
（二）问题的提出
韩国1970年代发起的新村运动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破产的范例。韩国政府在运动之初并未认识到培养农村人才的重要性，结果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提供物质帮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7]。为此，韩国政府改进新农村建设方案，投入巨量资金和人员，培训新村指导者，把新型知识体系灌输给农村青年，增强了他们适应工业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效保障了政府支援开发项目的实施[]。今日中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向农村输入资源，亟需高素质的三农工作队伍来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培养出符合农村发展需求、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服务乡村振兴的高素质、创新型三农人才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时代命题。
青年人最有理想也最有可塑性，早在1920年代农村危机不断加深之际，知识青年“下乡去”成为一股运动潮流[]。1960年代，中国曾有千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1990年代末，随着中国三农问题日趋严峻，不少大学生主动下乡支农、支教建设农村[]。新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仍然有着到农村接受教育、支援农村建设的理想主义情结，具有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是理想的创新型三农人才储备库，如何有效引导青年大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人才，是政府和高校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X农业大学与HY县政府联合创设科技镇长团制度，选派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基层县乡部门挂职副镇长职务，助力地方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选派挂职人员时，学校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服务乡村的主观愿望，第二是服务乡村的能力。经过层层筛选，第一批科技镇长团的14位成员脱颖而出，他们的专业涉及农林果树、土地管理、化药、计算机和法学等多个学科，多名科技副镇长已开始做科学研究，并在国际SCI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了研究论文，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专业技术知识储备。课题组注意到，14位挂职科技副镇长全部出生于1990年代，绝大多数同学有着在班级、学院、学校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丰富的组织经验有助于他们更快适应基层工作。
本文以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行的科技镇长团为经验基础，采用社会学深度个案法，致力于描述、提炼三农人才培养的过程与良性机制，并从整体主义视角提出三农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课题组2018年8月到10月在HY县县乡村工作人员的半结构式访谈，每个被访谈人访谈时间为1-2小时，每天访谈2-3人，累计驻村调研时间22天；2019年3、4月份，课题组在X农业大学对校方部门、挂职结束的大学生做了补充调研。为深入了解青年人才与地方社会的结合程度，课题组走访多个政府部门和村庄进行实地观察，访谈的部门涉及到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县移民（扶贫）办、县团委，以及王镇、关镇、黑镇、河镇等乡村干部及村民、种田大户、农业企业家等。遵循学界写作惯例，本文将调研涉及到的校名、地名及人名采取匿名化的处理方式。
1920年代知识分子发起的“归乡运动”实际上成效一般，主要原因是下乡人员动机不纯，未能农民化；未能与农民打成一片，不能“化农民”，参与者甚至被称为“吃乡建饭的新阶级”[20]。如今，“要想化农民，须先农民化”成为基层工作者的共识，简言之，如果想要改变农民，就必须先了解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地域风俗，从农民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这不但是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基本方法，也是国家政策落地的基础。创新型三农人才需要一个“乡土化”的过程，才能真正沉到基层想群众所想并有效动员和领导群众。
（一）深入群众精准对接社会需求
尽管满怀一腔热情，但这批“九零后”科技副镇长们，在乡村干部看来“稚气未脱”、“难堪重任”，在农民群众眼中看来就是“娃娃”到农村体验生活来了。科技副镇长们到任后的兴奋情绪很快转变为忧愁：如何让乡村干部和老百姓认为“我们是有用的，不是来镀金的！”
科技副镇长制度是由HY县县委组织部与X农业大学协同创设的，初衷是发挥高校人才、智力优势助力HY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然而，文本上的制度在转为地方语言时，总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行动方案。有的乡镇将科技副镇长视为基层工作的新鲜血液，科技副镇长一到任，镇党委书记就开会宣布任职并赋予其一定职权。然而，多数乡镇政府在不能确信科技副镇长的能力时，便采取有名无实的做法，即在公共场合宣布科技副镇长的任职决定，给予其相应待遇，但不给科技副镇长分配实质工作。在具体运作中，各乡镇通常将科技副镇长交由扶贫办主任或农业副镇长带着，而科技副镇长是副科级干部，不比扶贫办主任或农业副镇长职位低，于是在讲究行政级别的政府里出现了科技副镇长自己找事做的现象。面对外界质疑又一时找不到工作抓手的科技副镇长们，在开始的1、2个月内焦躁不安甚至寝食难安。然而，他们并不甘于现状，“越是有人质疑我，我就越要证明给他看，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服务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跟着乡镇干部下乡调研，接触农民群众，与村干部、农户打成一片。在黑镇挂职的闵娟说：
当我听说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感到生命中的乌云散开了，看到了阳光。”“我所包的村的支书告诉我有个人想搞生态农业，可能需要我。我抓住这个机会，就与定村王大民联系上了，我的工作局面一下子打开了，我们调适有机面粉机器、引进彩色小麦品种、规划现代农业园区。
说起闵娟，种田大户王大民充满感激，“我搞农业，4年投了400多万元，还没有营利，我已经准备放弃了，这时碰见了闵娟。她的热情让我坚持下来。今年我亲自种地，亲自管理，一定能赚钱！”
通过不断下乡入户调查，挂职人员知道了农民需要什么，根据农民需求他们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例如有人运用专业知识，从大棚种植入手成功地完成了“CSA”（社区支持农业）运行工作，有人致力于当地药材行业的规模化、系统化生产，有人结合当地旅游业积极开拓农副产品市场。科技副镇长们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乡镇政府的信任，镇领导开始把一些工作交给他们甚至让他们代表政府处理事务，例如举办X农大专家的农技培训会，迎接高校三下乡队伍，筹备参加农产品推销大会，通过不断的下基层“乡土化”，科技镇长们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二）发挥桥梁纽带式结构性功能
事实上，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开展之初，高校不知地方政府的需求在哪里，地方政府也不知高校的优势资源在哪里，对接起来并不顺畅。HY县政府认为帮扶单位主要是输入资源，据此表达出来的需求是资金、项目需求；但高校不同于经济发达省府或资本雄厚的公司，其优势资源不是资本资金，而是人才、智力和技术。由于需求和供给不匹配，扶贫工作无法深入基层。在科技副镇长到任后，根据科技副镇长们反馈的信息，X农大适时调整扶贫方式，以更加精准的举措助推地方社会脱贫。例如，X农大精准对接中药材合作社、种粮大户、现代农业园区，并建立十个“产学研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还将前镇乾落村列为校对口帮扶村庄，派校机关干部韩锁昌驻点帮扶。在扶贫政策和资源落实中，科技副镇长成为关键的参与者和执行人，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功能。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科技副镇长发挥的重要功能便是“信息之桥”，这一功能发挥的理论基础是“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在一系列论文中探索了“弱关系”在获得就业中的力量[]。强关系反映的是个人与亲密朋友和亲戚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网络中成员互相熟识、互动比较规律，而且都了解有关社会环境的共享信息。弱关系则反映了个人与其“熟人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熟人们彼此之间一般并不相识，同时与个人的紧密网络的成员也不相识。信息最为有效的流动方式，就是通过弱关系从社会系统中较为偏远的部分流动过来[]。这样，圈子外的熟人在各个紧密团体间搭起了一座座信息之桥。
地方社会和政府部门人员是一个熟悉人圈子，彼此间熟识并共享信息资源，是典型的强关系。作为新人，科技副镇长们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熟人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地方政府人员，他们一方面积极融入地方关系网络，一方面又积极争取校方支持，实现精准扶贫。对于高校，挂职者拥有所在部门和地方社会的熟人关系，对于地方政府和社会，挂职者又独拥有高校里的熟人关系。科技副镇长扮演着校地互动的“信息桥梁”角色。
有个村支书刚开始对我爱答不理，问他们村有什么产业，他说‘啥都没有’。他去我们学校参加一次村官培训后，回来就主动找我问有没有推荐的果树品种，能不能帮忙联系专家？（王镇挂职科技副镇长刘静）
在王镇挂职的刘静说道：“其实是你身后的组织（高校）让你体现出了价值”。这位村支书正是看到了科技副镇长们身后的组织资源，才明白他们不是搞“花拳绣腿”而是在认真做事。根据地方需求，刘静等人联系学校农业专家，在HY县的各个乡镇、村庄举办了多场农业技术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农学博士叶慧丽曾经做过电商，她利用自身资源和学校平台，帮助金河村激活了原有的电商平台并重新设计、装修了网店。针对金河村红提葡萄种植中出现的问题，她邀请X农大葡萄专家前来做技术指导，并将该村红提葡萄种植户推荐到专业交流微信群里。在县团委挂职的张智超，积极与农学院联系2018年暑期下乡活动，在她的组织协调下，X农大190名师生分做5组做调研，最终形成了全县农业发展规划方案，为地域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帮扶贫困村、贫困户以及农业园区、种植大户时，科技副镇长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他们背后的组织是强大的，在“信息之桥”的结构性位置上，热情的他们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功能。
新时代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技能的青年人加入三农工作者队伍，然而，高校人才培养日趋精英化，大学生的职业选择、生活目标都与繁华的都市、高薪酬密切相关，他们甚至被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呈现出当前高校教育的缺失——大学生既不知农村如何需要他们，也不知农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X农业大学选派综合素质较强的在读研究生到基层政府部门挂职，不但为县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也在探索一条“教育与服务相结合”的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有三：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相结合，服务社会与自我成才相结合。
（一）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相结合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高地，也是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转化场域。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面临着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理论研究远远赶不上社会实践的发展，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
任何科学研究从研发到应用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研究的方向和目的都应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科研工作者不应单纯地追求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注重技术转化、不关心社会需求，社会科学研究亦是如此，知识生产如何与社会生产紧密结合成为摆在高校教研人员面前的一道大题。X农业大学长期致力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转化工作，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服务三农事业的学子，涌现了一批感动社会大众的农业科学家。在今天的HY县甘井镇，一个小院的门口还挂着“X农业大学旱区试验站”的牌子，自1980年代起，在这里工作、服务过的农业科学家、高校师生和基层农业专家不计其数。这些科学家不但将毕生所学贡献给了农村社会，而且通过沉到基层服务、研究，培养出一批批年轻优秀的三农人才，在农业发展和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将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送到基层挂职锻炼，无疑是高校推动“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一项努力。显然，三农问题不只是农业问题，创新型三农人才也不能限于农学领域，公共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亦应增强服务三农、培养三农人才的意识。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相结合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亦是知识分子的常有观念，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为大众服务与实际的行动并不一定相符。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回忆了自身的经历：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所讲的知识分子与大众脱离的现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为改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乡土精英流出农村，知识分子与大众相脱离的现象愈发严重，知识分子为谁服务有了不同的答案。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知识只有与实践结合、知识分子唯有与社会大众相结合，高新技术、个人才华才能转化为一线生产力。
X农大第一批科技副镇长们，在学校老师指导下，走上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生产过程、记录病情，到网上、图书馆查询解决方案、服务群众，不断走街串巷、入户访谈了解了民众需求。同时，他们依托于X农大专家教授助力团，有针对性地邀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生产。许多农民告诉笔者：“X农大的教授一点都不像教授”，因为他们说着方言、穿着布鞋就是一副农民形象。X农大的农业技术推广专家成功地与农民进行了结合，成功推出白水苹果、眉县猕猴桃、榆林马铃薯、山阳核桃等优质果品品牌，造福一方群众。在农业科学家言传身教下，挂职锻炼的学生也越来越接地气、“农民化”。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李靖说，自己以前吃饭吃不完就丢掉，到农村后发现农业生产如此不易，再把农民用汗水浇灌的粮食丢掉了，会感到愧疚难当。2018年4月初，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遭受霜冻，HY县的果木损失严重，多位挂职科技副镇长与果农一样着急，到处找专家咨询、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在前镇任职的宛平更是一边在“HY县红提葡萄种植微信群”里联系专家教授解答难题，一边自行下乡查看灾情，随后陪着X农大HY县葡萄试验站专家到现场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争取催发果树二次挂果，降低损失。在他们的积极帮助下，HY县果业降低了损失，相当部分果农反而增收不少。
科技副镇长们在基层与农民群众接触中，感情慢慢起了变化，服务社会从想象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从一种姿态转变为到田间地头亲手操作。在农村这所大学里，科技副镇长们从象牙塔里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变为脚踏实地服务大众的三农工作者。
（三）服务社会与自我成才相结合
“百无一用是书生”经常被拿来形容大学生眼高手低的情形，而到基层政府挂职锻炼，对任何一个大学生都是弥补缺陷提升能力的宝贵机遇。科技副镇长们在服务社会中不断实践、试错、调适，在工作中接受社会教育、大众教育，获得难得的社会经验、工作经验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不同于一般社会实践的是，科技副镇长在地方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职务权能，能够切身参与政府内部运作中，一窥政府运作机理。在河镇挂职的裴熙是首批科技镇长团里最早有签字权的副镇长，这让其他同志羡慕不已。裴熙说，面对上级转来的文件，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签字，在哪里签字，签字之后交给谁，刚开始又不好意思到处问，只得慢慢看、慢慢学。镇领导还给裴熙安排了年中迎检中的绿化工作，如何设计、施工，又如何让工人听一个小姑娘的安排，这些问题都是在不断协调中得到解决，裴熙的工作能力也得到基层干部肯定。
相比之下，其他同学则在乡镇政府摸索了一段时间。“跟着其他同事下乡调研、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去”成为大家工作的常态。叶慧丽在下乡中遇到了金河村干部，从此介入金河村电商发展、温室大棚种植以及农业发展规划中来。王红梅在走访药农时了解到当地中药材种植最大的问题是销售，她便与对口帮扶学院——化学与化药学院联手推动陕西康盛堂药业有限公司与秦龙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签订了购销合同。在前镇挂职的宛平半年间走访调研了16个社区（村）、3大红提产业园区以及2个苹果产业园和5个专业合作社，走访期间，她不断宣传新技术、新理念，积极协调各园区与X农大对接，为果农提供及时、高效、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在基层挂职锻炼中，参与者的气质和能力逐渐提升。
回校后，老师同学都说我气质大变。我看待周围的事情不再那么简单了，也爱看新闻、报纸了！（黑镇挂职科技副镇长闵娟）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如何与乡村干部和老乡打交道。你一本正经，文绉绉的，他们也会和你客客气气的，但是做不成事。农村工作，很多时候靠个人感情，村干部对你配合与否，要看关系。我在镇里开展的几次活动，都是一个和我很熟的村支书协助我办妥当了！（王镇挂职科技副镇长刘静）
还有同学表示，以前看到基层政府拦截访民，就觉得基层政府太坏了，自己接访后发现，访民里也有不讲理的；以前认为政府人员上班“一张报纸一杯茶”，到基层后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乡村干部责任大权力小，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同样，他们也深刻理解了农民，农民不只是朴实、厚道，还有自己的聪明、算计，政策和政府行动只有兼顾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能获得群众支持。大学生到基层挂职锻炼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他们理解社会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提升个人行动能力，而且有助于深化他们对三农的认识和情怀。
“三结合”的三农人才培养机制本质而言就是群众路线机制。知识分子只有与平民大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生产出符合时代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知识科技；在农村不断“乡土化”的青年学子，感情慢慢起了变化后，才会坚定服务三农的信念，最终成为化解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自2006 年起，中央便一再强调要注重发挥农村人力资源优势，培育“新型农民”，十余年来，优秀人才单向度流出农村的趋势并未改变，高校涉农人才培养又面临着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入口不通、出口不畅等问题[]，组织部门推动的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制度又容易流于形式，乡村人才仍处于缺乏、不稳定和低效状态[]。本文所描述的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尽管有着“乡土化”、“三结合”等良性机制，但它同样存在挂职时间短、可持续性低、易流于形式、有助于青年人成长但留不到农村的困境。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从“乡情扩散”引智回流[6]，校企合作产教融合[29]，打破城乡人才流动壁垒[30]，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培养壮大农村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和高校投入大笔资源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三农人才，结果三农人才无法落地农村，又纷纷流入城市的现象是当前三农人才培养面临的最大难题。笔者认为，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不系统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即三农人才层次定位不明，城乡人才政策资源碎片化，人才培养方案不合理，人才制度保障不健全。整体主义治理视角为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21世纪伊始，“整体性公共治理”思潮便风行于欧盟诸国，尽管在各个国家有不同说法，如“横向管理”、“联结政府”、“整体性政府”，但这些改革方案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内的部门间以及政府内外组织间的协作达到，减少政策之间互相拆台的情形，更好地利用短缺资源，将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起产生合作，最终向公民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三农人才培养同样面临着碎片化等执行困境，因而有必要以整体主义理念重构创新型三农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有如下建议。
第一，明确三农人才类型，精准培育三农人才。三农人才可分为公共行政人才、企业经营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三类，他们分别在农村政治、经济和涉农问题研发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长期在村的乡村干部是农村行政管理人才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因而应当通过职业化途径确保乡村干部的工资、地位，并通过各类学习机会提升其文化素质、现代办公技术等技能。当前在乡土社会引领经济发展的人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本地发家致富的经济能人，一类是村外商业资本精英，两类主体都有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引领模式却不同，前类经济引领模式嵌入于乡土社会、服务于乡土社会，后一类经济引领模式通常会推动土地规模流转、农民上楼/进城，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因而政府应精心培育本土商业精英、加强规范商业资本下乡的方式和途径。第三类涉农领域的专业人才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力量，包括农业技术员、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农业科学家、三农问题研究者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就需要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发挥专业人才培养优势，瞄准需求、立足长远培养乡土社会的引领性、创新型技术人才。
第二，整合人才政策和资源，合力培养创新型三农人才。当下有多个部门、政策涉及三农人才培养工作，例如党委组织系统推出的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计划、选调生及各类下乡挂职锻炼，教育部门主导的“定向师范生”、特岗教师项目，农业高校培养的农业技术人才，党校系统主要承担的基层干部培训项目。以上政策和培训项目的确覆盖式培养了三类三农人才，然而，由于政策资源过于分散，培训内容不同程度重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思想性有待提升，同时还面临培养出的三农人才留不住的普遍性难题。因而有必要形成政策资源合力，解决人才培养碎片化、落地难的问题。
第三，优化培养方案，系统化培养创新型三农人才。三农人才培养的碎片化状态与部门利益、资源分化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人才培养低效的现象。因而，党中央有必要梳理涉及三农人才培养的政策、部门和专业领域，从整体主义视角系统设计培养方案，形成部门衔接、层次衔接、知行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可由组织部门划分并提出人才培养标准，突出高校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和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功能，引导青年大学生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继续发挥党校培养基层干部人才的功能，全面提升乡村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专业技能；全面加强各类三农人才教育与社会服务、社会大众相结合的力度；最终打造一批政治素质硬、专业技能强、思想觉悟高的三农工作队伍。
第四，健全人才保障制度，让创新型三农人才“进的来出的去”。三农人才“饥荒”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化背景下，乡村在就业待遇、居住生活、职位晋升、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弱势化”。因而，在党中央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推动下，不断提升三农人才工作的环境质量，从就业待遇、职位晋升等方面予以倾斜，将乡村作为三农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储备基地，形成人人到乡村服务、锻炼、成长，人人皆可因服务乡村获得相应回报，最终达到以整体人才资源库解决三农人才饥荒、形成三农人才梯队的模式。只有三农人才双向流动机制畅通了，单向度的农村精英流失现象就会有所缓解，正在培养的高素质、创新型三农人才才能真正落地乡土、服务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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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nd Peasantry
WEI Chenglin
Abstract: To train and bring up a group of "understand agriculture, love the countryside and love the farmers" is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led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history has given a lot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talent training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ombin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 social production, combining intellectuals with the public, serving the grassroots and self-development", the young stud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n leaders' group) sent by universiti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for training have built an effective interaction bridge between local and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sinking into the grassroots loca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They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society, and strengthened the value emotion of loving and helping farmers while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for agriculture, rural and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m, clarify the types of talents,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urban and rural talent policy resources, reasonably design training programs, and improve the talent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ulti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talents.
Key words: Innovative Rural Talents; Training Mechanism; Localization; Three Combinations; H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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