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推荐《在野之学》

贺雪峰老师的《在野之学》刚刚出版，因为这本书讲了如何做研究，讲了“华中乡土派”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推荐给同学们学习参考。

 “华中乡土派”这一称谓是应星提出来的。他在评述该团队早期成员仝志辉博士论文《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时，指称以贺雪峰等为代表的基于乡土田野研究乡村政治的学者群。后来，吴毅、贺雪峰、董磊明、罗兴佐、吴理财五人联合署名在《开放时代》上发表文章回应应星的批评。由此，学界开始有了“华中乡土派”这一称谓。

“华中乡土派”最初与华中师范大学有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机构，张厚安教授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到农村调研，提出“理论务农”的口号。之后，该机构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徐勇教授领衔，中心汇聚了一批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经过数年发展，以贺雪峰为领头人的“华中乡土派”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群体。

早期“华中乡土派”团队规模比较小，他们整天在农村做调查，学界关注度并不高。2002年，贺雪峰和仝志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学界关注。之前一年，贺雪峰在他就职的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许多知名学者如曹锦清、孙立平、朱苏力、秦晖、张鸣、张静、景跃进等，以及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一批学者如吴重庆、吴毅、仝志辉、董磊明、罗兴佐、吴理财等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华中乡土派”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然，今天的主题不是讲“华中乡土派”的发展史，仅作这一简短的回顾，让大家了解《在野之学》的相关背景。《在野之学》讲了“华中乡土派”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大家阅读。

“华中乡土派”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高度共识：

第一、中国立场。进入学术团队的人，他做的研究一定是以理解中国经验为路径，以服务中国和民族发展为诉求。一个同学进入到学术团队里，如果他不能确立这种立场，是无法在团队里做研究的。当然，刚接触时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华中乡土派”的立场，进入到团队，受到熏陶，就一定会有民族立场和中国立场。

第二、有特色的方法，即“两经一专”。一是经典，读经典著作。贺老师在《在野之学》中讲了如何写出一篇优秀博士论文，他是以博士作为人才培养规划的对象。硕士阶段主要是读书，即经典的训练。二是经验，经验训练在完成硕士阶段学习之后。贺老师指导博士，要求博士生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至少有300天以上的经验训练，这是动笔写作博士论文的前提，没有人可以例外。没有经典的学习，经验训练就是空的。经典学习在于培养问题意识，学会提炼问题，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只有这样，在进行经验训练时，才能够把握住问题。经验训练的意义在于，经典学习一定要通过经验训练来深化。三是专业化，最明显的体现在博士论文选题上。在“华中乡土派”团队中，研究几乎没有学科边界，任何学科背景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团队里尽情发挥。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学习的前提都是一样的，经典学习与经验训练必不可少。只有在做博士论文时，才能看到每一个学科存在着不同的边界，而不同学科选择不同的研究论题。

第三、厚重的经验感。很多期刊的编辑一看文章，便能判断是“华中乡土派”的作品。在做经验研究这一块，从经验厚重感来说，“华中乡土派”是有特色的。吕德文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上一篇关于城市治理的文章，以路边摊贩作为研究对象，推荐大家阅读。

有人认为“华中乡土派”研究了那么多年村民自治问题，到底还能研究什么？如果不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关注实践的发展，不关注国家重大政策的变化，而靠想当然来提问题，得到的答案当然是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只有深刻地把握中国复杂的社会实践，把握住中国重大的政策变化，就一定会发现几乎是无限的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华中乡土派”在政策问题上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华中乡土派”参与了很多政策的公共辩论，包括贺老师在内，政策评论文章很多，影响很大，很有启发。

“华中乡土派”以上三点基本共识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为什么“华中乡土派”能够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才俊，用贺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凤凰一出出一窝”呢？其中的关键是集体的力量。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集体，可能连做研究的愿望都没有。没有做研究的愿望，研究生求学就只是为了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获得毕业文凭，为了毕业求职而已。没有集体，就没有氛围。只要存在氛围，生活在集体里面，就容易点燃你的愿望。我指导的14级硕士研究生金江峰，在研二时参加集体调查，成长非常好。他即将博士毕业，已经在CSSCI期刊上的发表10篇论文，很多期刊是我们学校认定的C类刊物。即将毕业的18级硕士生刘天文参加过两次集体调研，之后，他与其他大学的同学们建了一个微信群，互相鼓励。所以，尽管他在这里是孤单的一个人，但因为有微信群，大家都在群里面讨论——这就是氛围，他立志考博，我相信他一定能考上。因此，不论是谁，只要有机会进入集体，学术梦想都很容易被点燃。

为什么“华中乡土派”人才培养能取得成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领头人有公心。且不谈影响力，没有影响力肯定无法建设学术团队。为了建设“华中乡土派”，贺老师在人才培养上多少时间都愿意花，这就是公心。二是方法，只有热情显然是不够的。方法就是对于刚进入团队的人，不要思考如何走，跟着前面的师兄师姐走就行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2002年9月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贺老师是2002年2月进入的，我们到华师后就开始组织读书会。对自己没有自信没关系，加入到集体中，每个人每天都刻苦阅读，都在讨论问题，慢慢就会建立自信；自己找不到方法也不要紧，调研时，师兄师姐发挥“传帮带”作用，这就形成了一套良性的机制——从最初的懵懂，到后来慢慢地熟悉，逐步有自信，并对集体的理念、价值和方法有一定了解和理解。在团队里面，想偷懒只会让自己觉得很没有面子，不如自己退出算了。坚持下来的，一定能成功。贺老师每年都有一个年度主题，如今年的主题是“奔向田野年”，只不过因为疫情上半年没有调研，但是下半年调研就非常多了。2021年的主题是“调研创新年”。在此过程中，贺老师自己也亲力亲为。三是广泛的阅读。如果“华中乡土派”拥有底色，那么就是以经典作为基础，以经验作为最大的特色。只阅读不调查，是白下工夫。阅读后去做调查，才是“华中乡土派”。曾经，应星称“华中乡土派”为朴素经验主义者，所谓朴素经验主义者就是指只有经验。应星不知道的是，“华中乡土派”阅读经典的训练是很严格的，“华中乡土派”是以经典作为基础，以经验作为特色，以创新作为动力的学术集体。

这就是“华中乡土派”的文章独具特色的原因。哪怕只是博士生的文章，可能文笔不老练，文章里却很可能闪现创新的“火花”。不像现在的一些文章，无病呻吟，循环论证，是“精致的平庸”。因此，经典、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二、《在野之学》内容解读

回到《在野之学》这本书，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梳理，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本书。我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做农村研究的，我们是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你不一定要以农村为研究对象。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只是我们进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而已。所以，华中村治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它是针对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大问题、真问题进行的研究。

这本书整体来看分三个部分：学术方法、学术立场和学生培养。为什么贺老师做如此编排？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贺老师自己成长的一个概括。

第一部分是学术方法。一位学者进入学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发表文章，所谓“不发表就出局”，“发表是硬道理”，不发文章就没有谈论学术的资本。贺老师刚进入学界时，在发表文章上是“高产”。当然，贺老师本人的勤奋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时常对同学们讲，贺老师大年初一都还在办公室写论文，国内学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贺老师写作都是手写。他要写作时，通常会找一处避静之地，在那里待一段时间专门写作。十天半月就写出几篇论文的初稿。进入学界之初，贺老师发了不少论文，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必然面临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刚才就有老师提到了这个问题。贺老师2002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很快就破格评为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贺老师开始思考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论文的意义何在？这就涉及学术立场问题。

贺老师的学术立场最初反映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中。这篇文章写出了贺老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此后开始比较体系地思考学术立场问题，他很早就提出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目标，并以此作为“华中乡土派”的根本价值取向。贺老师将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两者融会贯通。随着团队的壮大，培养学生的经验也越来越成熟。经过沉淀，贺老师总结了学生培养的一些体会。贺老师最近两年写了不少是关于学生培养的文章。将学生培养融合入学术方法、学术立场，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框架。

刚才有同学问为什么这本书要取名《在野之学》？“野”有何内涵？有老师说是田野，这是一方面。我们做调查都要走向田野，正如贺老师所说的“呼啸着奔向田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这本书就是要回应如何去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当前世界的社会科学主流是西方的，这点毫无疑问。如何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和大循环。

贺老师提出小循环和大循环这一对概念，就是基于国际社会科学主流，甚至中国社会科学，都被西方社会科学所主导。政治学这一块可能好一点，像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这个特点十分明显。所以，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所处地位来说，我们是“非主流”的，是“在野的”。因此，必然存在中国社会科学同西方社会科学的竞争问题。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竞争性的。刚才有同学也讲了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对经验进行解释，可以进入很多理论，但是究竟进入哪一种？理论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你用哪种理论可能都能解释，但是哪种更有效呢？那就存在一个选择。大家都很清楚，社会科学对应的是人类无限丰富的实践，已有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参考、一种启发。我们如果要真正地去认识和解释并理解无限复杂的实践，可以在已有的“工具箱”中寻找，却不能局限于“工具箱”，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新。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正是这样的过程吗？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对政体进行了分类，他的分类是唯一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后来人们对政体所进行的分类就复杂多了，关键在于不断地在推进它。

方才有老师专门提了总书记的讲话。我学习总书记讲话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推进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本土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哪里提问题，最后要到哪里去，就在于问题要根植于中国无限复杂的实践。中国的实践同外国的实践当然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否存在一些特殊之处呢？肯定存在！我们不能只看到共同点，更应该看到特殊的一面，特殊的一面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从哪里提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呢？研究要回应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就是要回应中国伟大的实践，要去解释它，要去为中国伟大的实践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有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问题。这样一个时期，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确立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将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其问题当做本体来研究，并以开放心态广泛吸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并构建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提问题，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在大量的、长时段的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

回到刚才提到的大循环和小循环。小循环很简单，就是从西方的理论当中去寻找问题，然后收集中国的材料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最后回应这个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阎云翔关于礼物的研究。最早研究“礼物”的是马塞尔·莫斯，研究礼物是什么，礼物有什么功能。他认为礼物就是一种象征，一种互惠。阎云翔有关礼物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小循环的代表，他以东北的一个村庄为个案，认为礼物不仅具有表达性功能，还有功利性价值，由此认为此项研究推进了莫斯的观点。这就是典型的小循环，即从一个理论或概念出发，最后回到这个理论或概念里去。

贺老师用了一个非常形象地比喻，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不应该仅仅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厦上去“补玻璃”。比如说西方社会科学是一幢大厦，现在大厦大部分窗户都已经安装了玻璃，也还有一些窗户没有安装玻璃，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就是在这幢大厦上“补玻璃”。“补玻璃”就没有本土化，没有主体性——因为最后都回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厦”里面去了。我们要回到中国无限丰富的实践中，只有对无限丰富的实践进行回应，才能够真正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要是离开了中国无限丰富的实践，还能称之为中国社会科学吗？这就是所说的大循环。大循环就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问题，通过理论解释，并回到实践当中；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又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大循环是无限循环往复的，小循环则可能在某一点就终结，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仍然以马塞尔·莫斯的研究为例。礼物是礼仪性的还是功利性的？莫斯认为礼物是礼仪性的，阎云翔认为礼物除了礼仪性还有功利性，然后还能继续研究什么？可能礼物还有第三种功能，只是直至现在还无人提出。因此，小循环是封闭的，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一旦出现上述例子中的情况，研究至少暂时是终结了，便无法再提问了。大循环则相反，因为实践是无限发展的。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后，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实践形式，并再提出新问题。所以，无限循环往复，这就是大循环。刚才有同学存在疑问，实际是没有真正把握住大循环与小循环的本质区别。贺老师这篇文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现在收录到了《在野之学》里。

三、经验是什么

部分同学可能认为自己今后不从事经验研究，甚至有同学今后就不做调查，既不做农村研究，也不做城镇研究。这部分同学可能就认为读不读这本书没有什么大碍。事实上，少读几十本书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读了这本书，对于同学们来说，可以摸到经验研究的一些门道。

经验研究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经验”。很多同学去做调查了，收集了一大堆资料，这是经验吗？这是材料。写作并不是把一大堆材料进行堆砌，所以大家要注意经验不是材料。我们去做调查，总会收集了一大堆材料。我以前认识一位博士生，做乡镇研究，从一个乡镇复印了几麻袋的资料回来。但是99%的资料都用不上。为什么经验不是材料？因为材料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现象，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什么联系，需要研究者去理解，去建构。所以经验不是材料。同时，经验也不是现象。同学们做调查，会看到很多现象。但是，无法进行研究，为什么？因为有些现象稍纵即逝的，根本不值得研究。因此，要了解经验是什么，首先需要清楚经验不是什么。

经验是什么？经验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不同的现象之间所构建的总体性事实。刚才有老师谈到了机制研究，社会事实就不是片段，而是完整的一个事件。比如两人斗殴，这里的社会事实就包括两人之间原有的矛盾，两人发生争吵斗殴的原因，以及劝架、观看的街边路人等等。

经验还是什么？经验还是研究者的一种个体感悟。为什么在做调查的时候，部分同学只能收集材料，却没有任何感悟？因为只从材料之中是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的，即使别人提出问题，自己也无法有效参与讨论。“华中乡土派”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读书与集体调研，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每参加一次集体调研，都可以提出问题，进行写作。

“华中乡土派”的调研是团队性的。每个点调研20天左右，白天调查，晚上讨论。每3到5天，调研团队集合一起讨论一天。比如2019年，我带队到浙江省遂昌县调研，选择的是遂昌县某乡的三个村，大家吃住都在一起。白天分开调查，晚上各调研组内部集体讨论，每3到5天，三个村的调研组就集体讨论一天。经过一天的讨论，一方面可以发现大家找到调研的感觉没有，另一方面也能为下一步的调研打开思路。

四、如何进行经验研究？

经验是社会事实，我们要通过调研，将社会事实建构起来。材料是支离破碎的，经验是感悟，个人要对材料有理解。将这种理解概念化，探究现象之间的关联，这就是机制研究。机制研究就是寻找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不断思考事物为什么如此发展，为什么此时是如此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决定其发展的关键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经验中提问题，在现象中找关联，这就是经验研究的精髓所在。个人提出的问题，一定是属于经验整体之中的。举一个例子，村庄生活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在村庄整体中提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将毫无意义，你也就无法进行研究、进行比较。

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村庄进行分类？就是因为村庄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现象都在整体逻辑之中。比如，为什么有的地方子女不孝的情况很普遍？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杀率非常高，而另一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杀率低，老年人的待遇非常好？如果从个人人品上去解释，这样的解释没有意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存在差异，不需要研究。要研究的是，其为什么具有普遍性？这就一定要在村庄整体中去提问。单从个人的角度提问题，无法进行研究。

贺老师这本书对于什么是经验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第一，需要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没有阅读基础，没有一定的理论训练，调研是无法发现问题的。调研中提不出问题，关键在于理论基础不扎实，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才能在调查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第二，需要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仅仅走马观花，哪怕调查一万天都无收获。调查不仅仅是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逻辑。在一个具体的村庄，通过一定的调查，从个案调查到区域比较，再到类型研究，这就是基本的研究径路。贺老师的《南北中国》就是建立在这一方法之上的。

社会科学的理论化一定具有一般性、并且是形式化的。没有一般化，不能算是理论，只能说是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实际上，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际研究，政治学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经验研究。做研究必须有材料，社会科学一定是以材料为基础，不像哲学能够思辨。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清楚研究什么问题，其次是从哪里获得材料，材料是否充分，再次是怎样使用材料，最后理论建构。没有材料，或者材料不充分，就无法做出好的研究。

总之，经验研究需要研究者对自己生活以外经验的深入全面调查，并据此对经验的各个面向、经验的内在逻辑进行反复、深入、批判性理解。经验具有个体性、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洽性和总体性特点。研究者只有形成厚重的经验质感，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刻把握。要形成厚重的经验质感，必须经历饱和式调研，这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最具特色的调研方法。通过一定数量的实地调研，调研者就可以具有较好的把握经验的能力，懂得经验与实践的一般机制，形成经验质感。饱和式调研要求调查者保持开放性，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悬置僵硬的理论框架，用足够长的时间、足够高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反复浸泡在经验中，进入经验、体验经验、领悟经验。有了厚重的经验质感，研究者就可以把握经验的内在逻辑，发现经验中的意外，从而可以准确地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发展理论，获得解决问题的启示。

（本文系作者2020年11月24日在西南政法大学2020级政治学专业研究生专题读书会上的总结发言，由孙少石博士根据录音整理，作者修改定稿。）

原文刊于《法律和政治科学》2021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