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2021年五一长假期间，受格莱珉中国总裁、尤努斯基金会秘书长高战的邀请，笔者来到他的家乡-----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考察。2002年，高战研究生毕业回家乡，在这里创办了“农村发展协会”。2004年1月，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温铁军的提议，高战在这里成立了全国第四个、江苏省首个扶贫基金，即“窑湾镇农会扶贫基金会”。2014年12月18日，尤努斯在这里成立了“格莱珉中国”，同时这里也是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

笔者在陆口村考察了一周，期间高战详细介绍了他20多年致力于以微金融改变农村贫困现状的实践，着重介绍了他追随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致力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的过程和经历。随后，在高战陪同下，笔者参观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办公室，查阅了支行有关业务文件、资料、账册等，并与多位支行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

一周的考察收获颇多，但要想因此写点有价值的东西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实践已30年，期间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网上相关报道一搜一大堆。因此那次考察之后，笔者经常在网上搜索与格莱珉相关的文章阅读并作一些思考，而随着相关文章阅读得越来越多，也就越感到下不了笔，因为相关信息实在太多了。

后来笔者想，格莱珉模式引入中国已30年了，干脆写一篇长文吧，把格莱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作一简要回顾，并对该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和它的核心价值等作一粗浅分析，这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普惠金融具有积极意义。于是，笔者利用2023年春节前后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拙文。拙作全文两万多字，分五期推出，（一）至（五）共设十个小标题：早期实践者、李连杰马云与尤努斯合作、高战和陆口村格莱珉试验、开启中国提速模式、海南“一小通”小额信贷模式、建行格莱珉“女性创业贷”、“在中国的项目还没有满意的”、水土不服的主要成因、“社群资本”-----理解格莱珉之钥匙、中国需要格莱珉。

贫穷，是全世界最难以治愈的顽疾。

没有稳定收入，没有银行信息留存，没有高价值抵押物，没有有能力的担保人，穷人得不到一般商业银行贷款。
   在孟加拉国，有一位经济学家，他开创了无抵押小微贷款模式——格莱珉（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颠覆了世界对穷人贷款的所有传统认知与实践。

因此他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社会企业之父”和“国际小额贷款之父”。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穆罕默德·尤努斯。2012年，《财富》杂志将尤努斯教授评为当代12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1]。

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的成功，点燃了全球小额信贷的火炬，世界各地纷纷开始复制它的模式，期望通过它来使一些人摆脱贫困，为另一些人减轻贫困。格莱珉模式已经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美国、挪威等100多个国家复制了近200个项目。

格莱珉模式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1993年，格莱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学者茅于轼、杜晓山等人率先在中国试水格莱珉模式。从那时到现在，格莱珉在中国的实践已30年。

古人说：“三十而立”。格莱珉在中国水土生长了30年，经历了怎么一个生长过程？已经生根开花结果了吗？有没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它给中国这样一个贫困人口较多的大国带来了怎么的改变？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普惠金融仍然具有意义吗？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正在谋求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实践者

早在尤努斯和他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13年，孟加拉式小额贷款就已在中国开始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贷款难题，尽管当时遭遇到很多制度性障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学者茅于轼和杜晓山。1993年9月，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茅于轼和经济学家汤敏借鉴孟加拉国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以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农村信贷实验，也算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后来，这个小额贷款组织的摊子逐渐做大，但并没有推广开。

2012年，茅于轼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山西的龙水头项目，现在也还在做，但规模没有扩大，还是初始的200多万。”没有持续做大的原因在于当时金融制度，当初由于仅仅是在做试验，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一直没有取得合法身份。“那被定性为非法经营。”茅老常自嘲。直至2009年6月13日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茅于轼的试验项目才在法律上被认可。茅于轼和汤敏最早发起的小额贷款，经历二十多年风雨，到2012年已经发展成两家小贷公司[2]。

不过，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还是杜晓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一些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杜晓山教授就已经接触到了格莱珉银行的相关信息。在他看来，格莱珉模式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神话。“借钱给无担保、无抵押的穷人，五户联保，每周还款，贷款对象以贫困妇女为主，而且还能有98%以上的还贷率。”“这个太不可思议了！”[3]。

1992年，举世闻名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迎来了一群前来考察的中国人-----这是由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一次考察。当时正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杜晓山即在其中。199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小额信贷扶贫”课题组。课题组主要从事小额信贷的理论研究和试验研究，并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简称“扶贫社”)实验点，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和小额信贷的管理经验，帮助中国的小额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4]。

课题组从1993年开始实施的一项“行动-研究计划”。该项目首次在中国正式引进和使用小额贷款这一概念，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成功经验，并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模式运作，试图探索解决中国扶贫工作中现实难题。

1993年10月，杜晓山再次来到孟加拉，到基层格莱珉银行参与培训学习。回国后，杜晓山带回了格莱珉信托基金的15万美元，开始推行他的乡村金融扶贫梦。后来，福特基金会又资助了5万美元，其中3万美元指定用于研究、培训和操作[5]。

课题组有了17万美元起步资金，选择在哪实施项目？当时杜晓山想，既然是做实验，距离太远也不现实，于是选在离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易县，开始建设第一个实验点。杜解释道：“易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有大面积的山区、丘陵和平原，地理要素齐备，能代表中国贫困县的基本格局[6]。”

1994年初--1995年11月，项目先后与多地政府达成协议，分别在河北省的易县和河南省的虞城县及南召县民政局注册为社团组织，建立起三个县级扶贫社，使项目快速且有效率地运作起来。后来还把试点和合作项目扩展到陕西丹凤县、河北涞水县、四川金堂县等地。1994年5月正式向第一批30户先后发放了贷款。自此，第一个扶贫经济合作社应运而生，并开启了中国与国际规范接轨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扶贫的探索[6]。

1994年，杜晓山教授专门著文《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及对我国的启示》，介绍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经验。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中国，这个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真扶贫的金融创新，从而开启了中国当代小额信贷的实验、示范和推广。

到2008年底，社科院下属扶贫社已共下拨给县级扶贫社1600万元贷款本金，使用贷款的农户达到1.5万户，扶贫社累计发放贷款25000万元。最多时，扶贫社放贷农户有1.7万户，最高单笔放贷达到2万元。

经过多年实践，项目中除了转交给陕西省丹凤县政府部门管理的项目几年后停办了外，基本都实现了项目试点的目标：服务于贫困地区农村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并实现机构自身的保本微利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后续发展中存在资本金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扶贫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又由于社科院农发所课题组和中和农信双方对小额信贷理念的理解以及宗旨的一致性，课题组决定与中和农信合作，在2013年前后商讨将原来由其直接管理的部分“扶贫经济合作社”交由中和农信管理。对其他不愿意转交到中和农信管理的基层县项目机构则按人民银行总行要求，交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监管[6]。

杜晓山长期致力于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在2005年，由杜晓山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小额信贷行业自律协会类组织------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杜晓山担任联盟理事长。数十年如一日，“小额信贷、扶贫”已经成为杜晓山永恒不变的名片，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李连杰马云与尤努斯合作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10年，小额信贷在全球蓬勃发展，惠及几千万低收入人群，其减轻贫困之功得到国际公认。相形之下，中国几乎是唯一缺乏正规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中国家。2006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这个消息激发了全球学习格莱珉模式的热潮，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与孟加拉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本世纪初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我国有2.4亿农户，大约有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中国政府誓言要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之前，先驱者茅于轼和杜晓山引进小额信贷，但受困于各种呆板的规章制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遑论扩大推广。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无疑振兴了中国各界精英参与在中国复制尤努斯格莱珉模式的热情。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到10天，尤努斯就来到了北京，参加“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期间，尤努斯见到了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尤努斯提出， 想以BOT形式（建立-运转-移交）在中国开办小额信贷银行，推广格莱珉模式。 彼时，中国尚未出台村镇银行政策，吴晓灵建议尤努斯，可考虑先开办小额贷款公司，将来条件成熟再开银行。尤努斯决定试试。他请吴晓灵推荐项目试点，“一定要去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其时，恰逢吴晓灵从川西考察归来，知道那里金融服务 十分不发达，便建议尤努斯在四川阿坝等州试点[7] 。

最后，四川松潘和内蒙古商都入选为格莱珉项目试点，两地分别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并由孟加拉格莱珉总部派出专家指导。 四川的项目试点原定在汶川，不料，2008年，该项目因汶川地震中断。彼时，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三处处长白澄宇在松潘有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小额信贷机构，运行良好。鉴于此，2009年，白澄宇建议尤努斯改到松潘，获得同意[7] 。

当年，壹基金为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阿里巴巴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格莱珉模式的中国化，让尤努斯、李连杰、马云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李连杰对社会企业可循环慈善模式非常感兴趣，出面游说一些企业家加入。“我们跟尤努斯先生在北京聊过几次，大家非常合拍，很有默契，所以促成此事，而且用了蛮多的智慧去落实。”时任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对当时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 2009年7月，壹基金决定直接投资500万元。 较早跟尤努斯密切接触的还有马云，一起探讨可能的合作方式。2009年9月，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捐出500万美元资助金，协助格莱珉在中国开展项目。这笔捐赠被媒体称为 “阿里巴巴历史上最大一项单笔捐赠，格莱珉中国将成为中国资金最充裕的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此后，马云又拿出 10万元，投入到松潘格莱珉项目。 虽然阿里巴巴的股份只有10万元，但尤努斯出资的680万元 均为阿里巴巴无偿捐赠的。“其实钱就是两家出的，阿里巴巴和上海壹基金，目的就是想引进格莱珉模式。”当时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这样说[7]。

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于2010年11月成立，注册资本1190万元。2012年3月，松潘格莱珉公司放出了第一批贷款，客户数为50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运行2年后，效果并不理想。

参考文献

[1]混沌大学网站， 格莱珉中国总裁来了！2023.01.05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63b6a5148e9f090247561d5f

[2] 徐会坛,尤努斯进中国：格莱珉银复制到中国，中国慈善家，2015.04.07

 http://finance.sina.com.cn/360desktop/leadership/mroll/20150407/133721898522.shtml

[3]林洁琛，格莱珉模式的中国式着陆 “尤努斯”能否成功复制，第一财经，2015.10.19

 https://www.yicai.com/news/4697585.html

[4]杨晓红,“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办“穷人银行”失败之路，南方都市报，2013.07.08

2013.07.08http://news.sohu.com/20130708/n380946414.shtml

[5]李愿,专访杜晓山：普惠金融需要“可持续”，格莱珉银行理念值得借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2021.11.17

[6] 新浪网，《“格莱珉”实验为何兵败河南？，2013年7月9日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7-09/101244014.html

[7] 《GRAMEEN BANK . CHINA变形记》https://www.kuaihz.com/tid5/tid499_688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