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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昌金:实践是检验新时代实事求是思想落实的根本标准——写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
  •  2025-08-02 09:17:34   作者:李昌金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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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邓小平同志的深刻论断,在新时代三农发展的实践中愈发彰显真理力量。当新疆某市分管领导坦言 “乡村振兴已走入死胡同”,当"乡村空心化"成为普遍社会痛点,当百万亿级新农村建设投入未能阻止农村加速衰退,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根本命题:新时代实事求是思想的落实,终究要靠实践来检验。党的二十大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重新审视这一标准在三农领域的实践图景,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破解发展困局的必然要求。

     

    一、政策实践的异化:背离实事求是的现实镜像

     

    近二三十年我国三农政策的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分层特征:元政策基本正确,基本政策在部分领域存在显著问题,具体政策的偏差则较为突出(且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作为三农政策核心与最敏感领域的土地政策,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其脱离实际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土地承包政策中,“30 年不变” 与 “生不增死不减” 的规定显失公平,直接损害了部分农民(尤以首次分田时男孩多女孩少的家庭为典型)的正当权益,甚至加剧了这些家庭的生活困境,这一现象在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多地并未拘泥于政策窠臼,通过二三年小调、四五年大调的灵活调整(直至土地确权),反而实现了农地的有效保护 —— 笔者在乡政府工作期间,曾数十次参与这类调整工作,见证了其实际成效。

    与地方灵活实践形成反差的是,为期五年的首轮全国性承包地确权工作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远未达成预期目标,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承包户的 “土地私有” 意识被强化,直接阻碍了村集体主导的土地流转。基层干部群众对此普遍存疑,普通群众质疑其实际意义,乡村干部则认为此举 “换汤不换药”,江西多位乡镇领导直言其可能重蹈林改覆辙,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基层对确权工作多采取消极应付态度。

    我国实行的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含土地用途管制)虽为守护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因执行中的僵化带来了严峻的 “用地难” 问题。乡村振兴推进中,“产业缺地” 与 “土地闲置”、“市民下乡找房难” 与 “农房闲置” 的矛盾愈发突出;政策实践中的反复与错位更值得深思20 年前退耕还林的推进与 20 年后退林还耕的转向形成对照,“增减挂钩” 政策下,大量平原优质农保田被置换为偏远山区的低效耕地,表面上农保田数量未减,实际种植能力却大幅下滑,新造地块因不适宜耕种被闲置,正如村民所言 “空做一场”,而利益驱动正是这类脱离实际操作的根源,部分地区将高标准农田建在山区的做法更凸显了政策与现实的脱节。

    此外,耕地 “非粮化”“非农化” 管控对区域现代农业体系造成冲击,如珠三角部分村社土地因政策限制,租赁合同到期后长期难以流转,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贤鲁岛某经济社的土地招租信息甚至在交易平台挂出一年多无人问津。 “图斑整改” 实效不佳,基层干部直言:“按图斑圈定的地块多为劣质田,强行复耕必然赔本”—— 一边是优质田块闲置撂荒,一边却要强推劣质地块复耕,这般做法显然不合情理。宅基地新政(“双禁令”)则引发了关于 “保护农民‘退路’还是锁死发展‘财路’” 的争议。这不仅与推进十余年的宅基地改革方向相悖,甚至被视为一种倒退,更打击了各地探索宅基地改革的积极性。

    从更宏观的实践维度看,我国 20 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实践,隐约显现重蹈韩国新村运动覆辙的风险。韩国新村运动虽短期内改善了农村面貌、注入现代意识,却未能扭转农民大规模外迁与农村社会衰退的趋势,本质上未能应对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其后期总结的教训尤为深刻:政府过度干预抑制了农民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易滋生 “长官意志” 与决策失误,且矫正成本高昂;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未能及时反思干预偏差,导致本可避免的失误。这一镜鉴直指我国三农实践中政府干预与实际需求脱节的核心矛盾 —— 正如"乡村衰退现象引发普遍共鸣"所示,新农村建设 20 年间,近百万亿国家与社会资本投入却未能遏制多数农村的衰退。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因人口从2000年年末总人口8438人锐减至2020年常住人口1049 人(据该乡党委书记向调研组提供的数据),20多年间国家和各政府及村集体投入建设大量公共设施等基本都废弃,这些现实无不印证着政策实践背离实事求是的深层困境。

    二、思想根源的追问: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梗阻机制

     

    三农领域的诸多实践困境,根子在于思想路线的偏离。部分干部存在的“三脱离”思维——脱离自然规律、脱离经济规律、脱离群众意愿,构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基层落实的深层梗阻。

    脱离自然规律的 “逆天而行式” 蛮干屡见不鲜。2024 年新华社郑州报道显示,石家庄、西安、郑州等北方城市为打造 “水城” 景观,耗费巨资建设人工水系,却因忽视当地水资源匮乏的现实,导致旱情来临时人工水景干涸,沦为摆设;还有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凭借国家项目资金或补贴,在山地强行推进旱稻种植或温室大棚建设,最终因自然条件不适宜、运营成本过高等问题宣告失败。正如农业农村部专项督查通报所指出的,这类脱离实际的案例并非个例,其本质是对客观规律的漠视,既造成了资源浪费,也让政策实效大打折扣。

    脱离经济规律的 “政绩工程” 层出不穷。江西森林覆盖率本就高居全国第二,苏荣主政期间却在全省大搞造林绿化 “一大四小” 工程,投入超 300多 亿元,造成重大损失;孙志刚在贵州推动农村产业改革时,曾强行要求一年内 “消灭” 近 800 万亩玉米,脱离了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湖南张家界耗资 24 亿元建设的大庸古城,试营业四年累计亏损超 10 亿元。据了解,各地盲目跟风建设的 2800 余个古镇,“查重率” 高达 99%;一些地方政府无视市场容量,强推 “一村一品”,导致同类农产品陷入恶性竞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每年投入农业农村领域的资金规模持续超过3万亿元,并辅以数万亿元涉农金融支持。然而,部分资金因监管漏洞、项目空转或脱离实际,未能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更损害了基层群众对政策的信任度,成为当前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痛点。

    相关数据显示,笔者考察过的江苏宿迁洋河新区农业嘉年华(洋河国家农业公园核心项目)与山东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累计获得国家投资超 15 亿元。其中,洋河项目耗资 8.2 亿元,于 2018-2022 年分期投入;兰陵项目于 2016 年立项,投入 7.5 亿元。然而,这两大项目均深陷运营困境:洋河嘉年华 2023 年门票收入仅 410 万元,不足水电支出的三分之一;兰陵公园核心展区因维护成本过高长期处于闭馆状态。此类重资产、轻运营的 “主题公园化” 开发模式,因客源短缺、产业联动匮乏而持续亏损,成为违背市场规律的典型注脚。放眼全国2800余个各级农业园区,其运营困境与洋河、兰陵案例相较,本质是同质化困局的量级差异,而非发展模式的根本分野,换句话说,不过是 “五十步与百步” 之别。

    脱离群众意愿的 “越俎代庖” 在一些地方成为常态。“政府在干、农民在看”,“乡村振兴” 异化为 “干部振兴”,农民被要求 “配合演出”。这种 “替民做主” 的思维,颠倒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也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这也是农民群众对政府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春节,笔者回老家过年时发现,与往年相比,农村亲友 “骂娘” 的声音更多、更强烈了。他们抱怨的主要是政府管得太宽,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能干,种粮收益低,土地抛荒多,以及官员腐败现象等问题。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顽固性,构成落实实事求是的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将“不折不扣执行”曲解为“机械套用”,把政策文本异化为僵化教条而非实践指南。这种“唯上不唯实”“唯权不唯民”的行政生态,使得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在基层实践中举步维艰。

     

    三、实践标准的重塑:回归本源的破局路径

     

    破解三农困局,需以实践检验标准为支点,推动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的双重革新。通过构建"评价-决策-纠错-价值"四位一体机制,让实事求是真正扎根乡土,具体路径如下:

    在考核机制上,必须实现从 “看材料” 到 “看实效” 的根本转向。重塑实践标准,亟需建立以实效为核心的三维立体评价体系:农民满意度是根本尺度,需通过科学的第三方入户调查、村民议事会民主评分等方式,将农民的真实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核心评价依据;市场存活率是关键指标,应重点考察项目三年乃至更长期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与内生动力,避免“昙花一现”的政绩工程;生态可持续性是长远保障,需建立涵盖耕地质量、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要素的生态账本,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开发行为。借鉴四川战旗村等地的成功经验,其集体资产积累和村域经济活力的显著提升,正是源于将“是否真正盘活资源、是否让农民持续受益”作为改革成效的核心标尺。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建立失败项目倒查问责机制,将那些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负面清单,彻底扭转“重申报包装、轻落地实效”的错误导向。

    在决策机制上,需要构建 “田野调查 — 群众参与 — 动态调整” 的闭环体系。当前政策制定面临两重现实挑战:一方面,存在所谓“处长治国”现象,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设计源头与基层实践的脱节,部分政策方案未能充分吸纳一线经验;另一方面,随着干部结构变化,真正拥有深厚农村生活和工作阅历、深刻理解乡村复杂性的高级干部比例有所下降。这两点都凸显了深入基层调研、充分倾听干部群众心声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在纠错机制上,必须畅通 “实践反馈 — 及时调整” 的通道。当政策在实践中出现偏差时,应有勇气承认并修正。这需要娴熟运用矛盾辩证法:一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例如在产业转型中优先解决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如环境治理与就业保障的平衡);二要平衡原则性与灵活性,中央定方向、划底线(如耕地保护红线),地方则可在具体路径上大胆创新;三要建立快速响应与动态调整的通道,设立基层信息直报点或“政策观察员”网络,确保一线问题能及时上达,政策微调能迅速落地,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损失。关键在于形成“实践反馈—分析研判—及时修正”的良性循环。

    在价值取向上,要重拾 “群众路线” 这一实事求是的实践载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本是一体两面:“从群众中来” 是获取客观实际的过程,“到群众中去” 是实践检验的过程。唯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才能让实事求是获得不竭的实践源泉。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南海是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在工厂、农村和商店里。有些在办公室、书斋里想不出、想不通的问题,有些在各类会议上议而不决、难以解决的问题,到农村去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就豁然开朗了。有时苦思无策的事情,农民已有创新;有些困惑已久的问题,农民早有答案;而有时我们杞人忧天地担心,基层却并未发生。因此,必须彻底摒弃高高在上的“办公室主义”和“本本主义”,真正俯下身去“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要构建共生型治理关系,推动干部、专家与农民在共同实践中交流融合,在知识共享、能力共建中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唯有让干部的脚常沾泥土、耳常听民声,让政策的根系深扎于实践的沃土,实事求是的思想旗帜才能在新时代的三农工作中高高飘扬。

     

    结语:让实践标准照亮乡村振兴之路

     

    站在党的二十大四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节点回望,三农领域的种种困境,终究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的结果;而所有破局之道,也必然源于对实践标准的坚守。从陕西袁家村以 “村民入股 + 自主经营” 模式激活乡村旅游的探索实践,到浙江 “千万工程” 二十年持续迭代的实践智慧,从贵州毕节 “四看法” 精准识别贫困户的探索,到云南独龙江乡依托特色产业实现整族脱贫的实践,这些案例共同证明:唯有把实践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让三农政策真正扎根大地。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需要 “盆景式政绩” 的虚华,而需要 “田间地头” 的实效;不需要 “本本主义” 的教条,而需要 “因地制宜” 的智慧。让我们以党的二十大四中全会为契机,重新确立实践在检验实事求是落实中的根本地位,让政策的生命力回归其本应扎根的土壤 —— 农民的获得感、实践的成效度、历史的认可度。这,才是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也是实事求是思想最深刻的时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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