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农领域,每天都在发生着人事更迭。全国有48.6万个行政村,村书记作为中国权力末端的“关键少数”,其新旧交替本如日起日落,是再自然不过的常态。
然而,若是一个长期深耕农村发展的观察者,便不难从这看似平淡的更替中,捕捉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两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村书记——四川战旗村的高德敏与浙江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在卸任之后,外界的高期待与现实的平淡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反差。
高光时刻与“被看见”的典型
高德敏(1963年生)与何允辉(1965年生),在任期间都精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们利用政策红利与村庄资源,将战旗村与何斯路村打造为全国闻名的样板,个人也随之站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这两个村庄的成功被各级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被高校与研究机构总结成各类模型与专著。两位书记更是身体力行,化身乡村振兴的“布道者”。尤其是何允辉,凭借义乌深厚的商业文明底蕴,笔耕不辍,其公众号文章对三农痛点的剖析往往比学者更接地气,在业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多次受邀赴海外高校交流。
这种“村庄成名、书记成星”的模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书籍、考察、培训,让战旗村与何斯路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朝圣地”。无数后进村庄渴望复制他们的成功,希望能从中汲取跨越发展的动力。
“经验输出”与“人才引进”的现实温差
照理说,高德敏与何允辉卸任后,对于那些渴望改变的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成熟人才。他们精力充沛,经验老道,完全可以作为“乡村CEO”或顾问被引入到全国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帮助那些村庄实现跨越式发展。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从公开信息可见,卸任后的高、何二人,更多时候仍在忙于总结过往经验、拍摄视频、介绍现状或外出考察调研,虽活跃依旧,但截至目前,尚未出现多地争相聘请他们去实地指导或主持发展的迹象。
为何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跨村任职”或“经验输出”并未出现?为什么成熟的“成功经验”难以通过个人的流动实现异地嫁接?
深层剖析:从“特例”到“典型”的治理逻辑悖论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乡村振兴中几个亟待正视的深层逻辑:
首先,是“资源堆砌”与“内生动力”的区别。
战旗村与何斯路村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书记个人的卓越才能,但更离不开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长期的政策倾斜。这种成功往往带有极强的“马太效应”——资源越集中,发展越快。对于中西部普通村庄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一个聪明的带头人,而是配套的资源与政策环境。如果明星书记的成功高度依赖于特定平台的资源输入,那么当他们离开这一平台,转移到另一个资源匮乏的“洼地”时,其经验的有效性便大打折扣。这种“盆景式”的典型,往往难以在普适性的土壤中通过简单的“移栽”而成活。
其次,是“能人治村”与“体系治理”的张力。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高度依赖“能人政治”。明星书记往往集威望、资源、能力于一身,是村庄的“核心节点”。他们的治理模式往往是人格化的,甚至是“人治”色彩浓厚的。然而,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不可复制性。一个能人的成功,是其在特定熟人社会、特定宗族或人际网络中长期博弈的结果。一旦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体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即便身怀绝技,也极易陷入“强龙难压地头蛇”的窘境。个人的权威难以跨区域移植,这便是“离开平台,价值减半”的根本原因。
再次,是“品牌溢价”与“现实成本”的博弈。
聘请一位全国知名的明星书记,其隐性成本极高。对于经济落后的村庄而言,他们需要的往往是能直接带来资金、项目的“输血型”书记,或者是能脚踏实地处理琐碎矛盾的“实干型”干部。明星书记的经验具有高附加值,属于“奢侈品”,在缺乏配套资金和团队支撑的情况下,其经验的落地成本是普通村庄难以承受的。
结语:乡村振兴需要从“追星”走向“问道”
高德敏与何允辉卸任后的际遇,为我们在乡村振兴中如何理性看待“典型经验”、如何有效实现“人才流动”,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样本。
这提醒我们,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警惕对“典型经验”的过度迷信与简单照搬。我们学习典型,不应是复制其“果”,而应探究其“因”。 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照搬战旗村或何斯路村的某个具体做法,而是学习他们如何因地制宜挖掘本土资源、如何捕捉时代机遇、如何激活村民内生动力的思维逻辑。
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反思人才培养机制。乡村振兴不能仅靠几个“明星书记”的单打独斗,而应着力于建立一套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的治理体系与造血机制。当我们的村庄不再寄希望于“空降”一个能人来改变命运,而是能够通过完善的制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让普通干部也能在制度的赋能下干出成绩时,乡村振兴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明星书记的光环或许会随卸任而稍显黯淡,但他们留下的关于“能人效应边界”与“经验普适性”的思考,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无价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