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这个诞生于华尔街的资本符号,在植入中国乡土时,遭遇了强烈的文化排异。初闻“乡村CEO”这个词,我内心是排斥的。乡村的气质是质朴的、土气的,是与土地和节气共呼吸的有机体;而CEO,却充斥着KPI、报表与资本逻辑。将它硬套在村头巷尾,宛若为一位耕田老农穿上不合身的燕尾服,看似革新,实则透出几分滑稽与荒诞。某种程度上,这确有可能将严肃的乡村振兴议题“娱乐化”“景观化”。
此前,我在《顶端新闻》平台刊发三篇关于乡村 CEO 的文章 ——《超越 “缺人才” 的政治正确:一次对乡村振兴困局的本质叩问》《破解乡村人才困局:从 “引凤筑巢” 到 “筑巢引凤” 的逻辑重构》《超越 “CEO” 光环:透视乡村人才本质与治理逻辑的深度对话》,均收获 2 万 + 的阅读量,可见这一话题的关注度之高。
近期,两位业内大咖在国内重要会议上对乡村 CEO 的讨论,既带来诸多启发,也引发进一步思考。故借这股热度,再谈几句。
源头可追溯至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早在2017年,他在云南河边村与年轻人讨论时,便率先提出这一称呼,并在后续实践中持续推广。在2025年12月21日于北京门头沟召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大会2025”上,李小云系统回应了相关争议。他坦言,“乡村CEO”是一个策略性的“花名”,意在打破乡村长期被贴上的“落后”“愚昧”等标签,通过赋予其专业性、现代性的符号,对冲负面刻板印象,吸引关注与资源。这实则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他总结其兴起源于三重动力:客观需求(资产闲置、人才断层)、主观推动(地方创新压力)与价值重构(田园生活新想象)。
同一场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则给出了四条界定:以村庄发展为本位、具备发展能力、善用乡村资源、追求共同发展与共享。而在稍早前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等主办的活动中,刘守英的阐述更进一步——他笔下的“乡村CEO”已超越“政府行政主导”框架,泛指一切能盘活乡村经济的能人,包括集体企业管理者、个体经营者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微信群中一位湖北三农学者的激烈批评:“这种蠢事竟然还有人去做,还有政府去推,实在是不可思议,荒唐可笑!”
三位学者,观点迥异。真理在哪一边?
但有一点日益清晰:实践中,乡村真的需要这样的人。广东阳江一位大村书记曾私信我,话很直白:“我需要一个有运营经验、能协调资源、懂政策的乡村项目运营CEO。”问题在于: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共识是:高校与书斋难以培养,他们只能从实践中摸爬滚打、千锤百炼而来。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序列,乡村职业经理人(即“乡村CEO”)的身份逐步得到认可。然而现实是,学界对其底层逻辑尚未厘清,更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拔、任用与激励机制。而这,正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破解的命题。
热闹的名词争论之外,乡村沉默的土地仍在等待——等待那些真正懂它、能唤醒它的人,等待一套让人才落地生根的踏实机制。名可易,实不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