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基层干部能力弱化问题谈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回归

近日，三农学者李昌平撰文讨论《当下，许多基层干部的能力越来越弱，为什么？》，提出一个直击现实的判断：基层干部能力弱化，根源不在学历、不在培训，而在群众路线丢失、主动治理空间萎缩，形成了越不担当、越没能力；越没能力、越不敢担当的恶性循环。作为有长期乡镇一线工作经历的基层观察者，我对此深有共鸣。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今天很多基层干部，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温室里的苗，缺少在复杂乡土环境里经风雨、解矛盾、创造性落实政策的实战历练，群众工作能力、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持续弱化。这既是干部队伍代际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更是治理机制、考核问责、执行生态走偏催生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放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基层治理方式的大框架里系统审视。

一、能力弱化：既是历练断层，更是制度性空间收窄

造成基层干部实战能力退化，有两个层面原因，不可偏废。

首先是成长路径与经验结构的代际差异。我们这一代 60、70 后基层干部，很多从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早期的乡村工作中走过来，吃过苦、长期浸泡在群众当中，受过比较系统的群众路线教育，普遍有深厚乡土情怀、较强责任意识，习惯于在政策原则之下结合村情民意灵活处置矛盾、平衡利益、组织群众。大量土地调整、税费征缴、纠纷调解、农田水利、乡村建设工作，都没有现成标准化流程，逼着干部入户沟通、协商平衡、在实践中学习工作方法，本事是在解决真矛盾中练出来的。

而 80 后、90 后基层干部成长环境完全不同，很多缺少长期驻村、直面复杂矛盾的完整历练，对传统群众工作方法不熟悉，对乡村社会复杂性的理解不足；加之工作场景高度程序化、痕迹化，大量精力消耗在填表、迎检、材料闭环上，少有机会深度介入协商调解、利益协调、发动群众这类核心治理实践，自然很难生长出适配乡土的复合工作能力。这不是新一代干部个人素质问题，本质是能力生成的实战土壤发生了改变。

更关键、也更需要正视的，是制度执行生态的扭曲，压缩了实事求是、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合理空间。这也是李昌平文章最有价值的提醒：当下很多地方看似严管、制度细密、考核全面，实则走向另一个困境 —— 把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精神” 简单等同于机械照搬、一刀切执行，只讲原则性、不讲策略灵活性；只对上负责、不对地方实际与群众效果负责。

再叠加一定范围存在的问责泛化、简单化，问责往往重程序痕迹、表面合规，轻实际成效、群众评价、“三个有利于” 标准，基层干事的最优策略就变成了 “四平八稳、政治正确、不越雷池”，宁可不干事、不能出事，宁可推责、不敢破题。不少干部把依法行政片面异化为凡事推给法律、推给诉讼、推给法院，矛盾不做前端化解、群众不做思想沟通，以合规之名行懒政避责之实，主动调解、组织群众、平衡利益的传统治理功能持续退场。

这和我此前讨论形式主义顽疾时的观察完全一致：当上级任务脱离基层实际、又不允许因地制宜微调变通时，基层只能用形式主义应付官僚主义；干部明知部分工作是无效空转，也只能跟着指挥棒走，长期下来，不仅群众工作能力退化，连主动担当的内在责任感也在消解，躺平慢慢变成一种安全选择，敢闯敢试、善于结合实际破题的干部越来越少。

二、深层症结：脱离实事求是的治理逻辑，丢掉群众路线根本策略

基层干部能力，从来不是课堂培训出来的，而是在遵循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治理实践中迭代成长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讲，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政策有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的分层区别，中央定方向、守底线、划红线，本就应当给地方保留结合乡情村情动态调整、因地制宜的执行空间 —— 过去南方很多地方耕地几年一小调，就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底线之下灵活平衡人地矛盾的有效实践。

而今天很多执行链条上，把政策文本教条化，把刚性原则覆盖到全部执行细节，否定分类施策、动态优化，本质是本本主义、脱离群众、脱离经济社会规律。很多问题，不是法律条文能静态裁决好的，乡土治理大量利益矛盾、邻里纠纷、公共事务，更需要行政主动协调、群众参与协商、在发展中动态化解，这正是群众路线治理区别于司法兜底治理的核心价值。李昌平区分得很清楚：司法是后置兜底、分输赢的，基层行政治理 / 群众自治是主动前置、调和化解、组织共建的，二者功能不可混淆、不可替代。

当基层失去变通空间、失去一线化解矛盾的激励，干部不再入户、不再坐一条板凳、不再做思想工作、不再组织群众，只围绕考核清单、痕迹指标转，自然就进入一个闭环：怕问责→回避矛盾→脱离群众→丧失实战机会→群众工作能力退化→更怕复杂问题→更依赖程序甩锅、被动应付。能力弱化，只是这个闭环外化出来的结果，培训再多也补不上实战缺位。

换句话说：温室练不出好把式，笼子里飞不出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唯痕迹考核、问责泛化、弹性空间消失，共同构成了能力退化的制度性土壤。

三、放开笼子：为实事求是赋能，在一线实战中重建基层能力

正视干部能力弱化，不是否定规范化建设、纪律建设、法治建设的必要性，而是要区分底线约束和执行空间，区分严管和管死，重新平衡原则性与灵活性，把干部从形式主义枷锁里适度解放出来，回到群众中、回到解决真实问题的实践中去历练成长，也就是 “放开笼子放鸟飞”。具体可以聚焦几个方向发力：

第一，厘清权责边界，恢复政策执行的合理弹性空间。坚持中央大政方针、法律底线、耕地保护、粮食安全这类刚性约束不动摇，同时明确：在不触碰底线前提下，鼓励基层基于地方实情、群众意愿做路径创新、方法优化；承认区域差异，反对一刀切、层层加码，区分 “乱作为” 和因地制宜的探索性作为，回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的工作传统。

第二，改革考核与问责机制，从 “看材料、看痕迹” 转向 “看实效、看群众评价”。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纠治问责泛化简单化，建立容错纠错、澄清正名机制，精准区分失职渎职和为公探索中的非原则性失误；把农民满意度、问题化解实效、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纳入核心评价维度，把群众口碑、基层实践反馈作为重要标尺，而不是单一以上级清单完成度论成败，让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干部不用背负额外风险。

第三，减负松绑 + 实战练兵，重建群众路线的能力生成机制。持续整治表演式振兴、图斑形式整改、文山会海这类无效事务，把干部时间精力释放到入户调研、矛盾调解、议事协商、组织动员上来。恢复老乡镇传帮带、一线墩苗历练的干部成长路径，让年轻干部在和群众打交道、处理复杂矛盾中学会沟通、平衡、组织的基本功 —— 这才是群众工作能力真正的养成路径，也是我们党基层治理最核心的看家本领。法律兜底不能替代日常群众治理，司法路径不能替代主动化解，这个基本定位必须正本清源。

结语

说到底，基层干部能力弱化问题，本质上是治理生态问题、工作路线问题，而非简单的队伍素质问题。严管是必要的，但严管不等于捆住手脚；规范化不等于消灭因地制宜；强调纪律不等于抛弃策略灵活性。

培育有战斗力、懂群众、善治理的基层干部队伍，不能只靠培训班，更要靠放开合理的实践空间、重建实事求是的评价体系、回归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根本治理策略，让干部在风雨里练翅膀、在解决乡土真问题中长本事。关在笼子里养不出能干事的基层队伍，放开笼子放鸟飞，在守牢底线的同时给基层因地制宜的自由度、容错空间、群众工作的舞台，才是破解能力退化困局、重建基层治理活力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