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常态化工作方法，"片区、划片、分片、包片"早已广泛应用于产业布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诸多领域，原本是基层治理中稀松平常的常规操作。然而，当"片区"之后缀上一个"化"字，以"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完整表述写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它便迅速跃升为"三农"领域的高频热词，热度一路攀升，成了各地争相追捧的政策风口。

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乡建机构和市场主体，纷纷把过去七八年甚至一二十年开展的乡村建设相关工作，统统重新包装归入"片区化"名下，扎堆蹭上这一政策热点。仿佛项目名称里不加"片区化"三个字，就不足以体现工作的前瞻性，不足以证明紧跟政策形势，更不足以彰显自身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前沿。这种概念翻新的用意并不难猜——以"先知先觉"之姿博取关注，包装政绩、抬高行业地位，进而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招投标中抢占先机，谋取更多订单与实际利益。

更值得辨析的是，传统工作语境里的"片区、划片、分片、包片"，与中央文件明确提出的"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绝非同一概念：前者是以行政边界为依托的任务分解和责任包干手段，后者强调的是打破村域壁垒、以资源禀赋和产业关联为纽带的跨村协同与系统重构，二者在目标导向、实施路径和核心内涵上差异明显。但在当下的概念炒作热潮中，不少从业者刻意模糊这条边界——凡乡村范围内出现农户之间、村庄之间的联动协作，一律贴上"片区化"的标签，以此佐证自己"早有探索、先知先觉"，甚至暗示中央政策不过是对其过往经验的事后总结。

不少长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乡建机构，过去多年的业务始终停留在单个村庄的规划设计、零散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层面，与中央要求的多村资源统筹、产业连片运营、联农带农机制建设相去甚远，如今却纷纷对外宣称早已深耕"片区化"领域、打造了诸多"成功样板"。

这种"片区化帽子满天飞"的现象，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形式主义风险：大量工作停留在概念包装层面，缺乏实质性的建设运营举措与之配套，“片区化"俨然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万能筐”。长此以往，不仅会歪曲、消解中央通过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真实意图，更会让大量财政资源消耗在概念翻新和重复造势上，偏离"强村富民"的核心目标，最终损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全国并非铁板一块。尽管“片区化”已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及“十五五”规划，各省区市的一号文件也必须有所呼应，但多数省份仍将其作为指导性、原则性意见，并未急于作为核心行动抓手，更未像浙江、山东那样举全省之力强力推进，甚至以运动式、政令式的方式层层下达指令性计划。例如，浙江已明确2025年全省建设200个重点村组团片区，到2027年底累计建设500个重点村组团片区，辐射带动3000个以上周边村联动发展。山东则已建成乡村振兴片区2070个，覆盖近1.8万个行政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在全国30余个省级行政区中，真正把“片区化”作为乡村振兴行动总抓手、大张旗鼓全力推进的并不多，大约只有七八个省份，其中声势最大的当属浙江与山东。两省在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上你追我赶，形成了互比互促的强劲态势。

在这一问题上，江西的表现颇为引人注目。2026年江西省委一号文件虽然也写入了“分类有序、片区化建设景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但从公开信息来看，在实际工作中，无论相关部门还是新闻媒体，似乎鲜有使用“片区化”一词的公开报道。这是否折射出革命老区相对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前几天，某微信群群主转发了一段“第六届乡村振兴鲁村论坛暨第十四届农业经营创新论坛”（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上企业老板的发言视频，引发群内讨论。群主亲赴论坛参会，事后@我说：“你要相信我在‘三农’政策和实践上的判断力”（偷笑）。他接着断言：“片区化的工作才开始做，估计能火三年，三年后可以再来评断利弊得失”——这一判断他此前已多次表述。

我半开玩笑地回应：想当年山东烟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风生水起，声势比现在更为浩大，甚至掀起了一场全国学习烟台经验的热潮。你不妨给山东算个命——这两件事会不会殊途同归？[微笑]

我接着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承压，唯有科技领域一枝独秀；农村经济持续低迷，农民务工受阻，许多农产品价格腰斩，不少农民生活艰辛。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将片区化等工作效果过度渲染，营造出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这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吗？不妨看看A股农业类股票已经跌到了什么程度。

我进一步对群主说：何须再等三年？改革开放近五十年来，类似的大干快上、运动式推进还少吗？有些事，恕我直言，用脚指头都能想明白。

群主为自己的观点作了一番辩解。我说，我这十多年来对类似问题的“算命”还是比较准的。比如“塘约道路”，当年何其火热？结果如何？2017年，我算是第一个旗帜鲜明指出“塘约道路”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当年我撰写的《〈塘约道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你一个更加真实的塘约村——三维透视脱贫攻坚之“塘约模式”》等文章在多个重要刊物和网站发表，引起较大反响。后来的结果，已无须赘言。

又如农村“三位一体”合作社问题（核心是资金互助合作与信用合作），2020年下半年，我花费大量精力撰写的调研报告《中国农民合作社深度调研报告》在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等平台发表，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国家相关部门加大了对资金互助合作类农民合作社的监管力度，全国类似合作社几乎全面叫停，完全印证了我当年调研报告中的研判。此外，《还原16年前陈林的“瑞安农协”试验——六问瑞安“三位一体”改革：是什么？改什么？成功了吗？》一文，同样得到浙江省瑞安市干部的高度认同。

前不久，在参加“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杭州访问团活动时，我在余杭区青山村与某位学界知名教授交流，谈及当前全国农村金融形势——不少普惠类金融服务正受到严格压制——他当面笑言：“这是李昌金的功劳”……

无论是当年对"塘约道路"的质疑，还是今天对"片区化"热浪的冷思考，笔者的判断始终基于同一条朴素标准：乡村工作是否尊重规律、贴近实际、惠及农民。"片区化"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本身并无原罪，浙江、山东的探索亦各有其省情逻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运动式的推进惯性、政绩驱动的概念包装，以及被热词遮蔽的农民真实处境。乡村振兴终究是干出来的，不是"化"出来的——唯有让政策善意穿透概念泡沫、真正抵达田间地头，"强村富民"才不至于沦为文件里的漂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