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化与集体化
                      ——黄宗智先生《长江》与《华北》读后
近日读了黄宗智先生《长江》与《华北》和《中国乡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几书，颇有收获，现在重点就中国农业的中的过密化与我国建国后农业的集体化谈点看法。
一
  黄先生在几书中所谈的问题集中在一个：中国农业是否和为什么没有沿着西方经典理论家斯密和马克思的设想而逐步的走向商品化的现代农业，而是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泥潭之中和过密化的阴霾之下，也就是无发展的增长。黄先生首先在华北一书中发现了中国农业“内卷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证实了近500年来当地农业有增长无发展的事实。所谓农业的“内卷化”，就是说农民在考虑农业生产时不是按照西方经典经济学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投入”的思考逻辑来对其进行投入，而是在随着农业边际效益递减甚至是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还在不断的向农业进行人力物力的生产投入，从而形成农业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中国的农业生产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学家吉尔茨在东南亚地区研究水稻生产相似的“内卷化”问题，这与中国和东南亚水稻生产国有一个重大的相似国情有关，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必须“过密化”，那就是我们的人口与我们土地资源相对比：人口相对土地资源的过剩。我们在人口的压力下导致我们的农业生产长时期的处于糊口水平，也就是我们是处在“水淹到颈”的状态，我们长时期的为“生存”所压迫，加之农业外就业机会极少（20世纪以前基本为零）的状态下，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之所以“过密化”的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傻乎乎”的不知道计算劳动力成本也是理性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基本是零（农业外就业机会极少），我们在农业中多投入一些劳动力，只要边际报酬大于零，我们就是“合理”的，合“生存”的理。读过此书以后，本人对于自己以前的幼稚又多了一些批判反思。以前在家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摆出一副会算经济账的样子，常常给爸妈和我的亲人朋友算农业的经济账，算我的爸妈是“多么的蠢”，“明明划不来的事情还要去干”，我俨然一个救世主的样子，把自己所学的课本上的东西吹的“悠悠然”，还装出了一副能用自己的课本和自己算账的能力拯救自己的家人和农业的面孔，现在想来，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不要给我们算，我们搞农业就是不能算劳动力账”，这是穷人经济学中的朴素真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家乡的农业还是处于“过密化”生产的泥潭之中，我的父母还在边际效益接近于零的状态下“傻乎乎”的向那仅有的一亩三分地投如劳动，我们还是在围着“生存”。
二
上面简单谈了点对于“过密化”的看法，下面结合中国建国以后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除苏联等极少数国家）出现过的农业的集体化谈点想法，这当然是基于前面谈的我国农业的“过密化”，同时更是对其的进一步认识，也是对农业集体化的另一个认识角度。
应该来说，我们之所以会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除了当时深受斯大林模式影响而进行的之外，我们还有着有别于苏联等的国内的结构性原因，这个结构性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人口相对于土地的过剩和我国农业生产的长期的“过密化”。
能够看到这一个层面，我们对于集体化就可能有些更加的理解性的认识。现在的我们对于集体化有一种“妖魔化”的理解和想象，集体化时代在我们这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很大程度上成了“想象的异邦”（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于历史本真的不了解，一方面也是我们改革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从我国农业的长时期的“过密化”这一大背景来看，我国建国以后的集体化生产只是把过密化发挥到了极致，期望通过达到过密化的极限来从农业中最大化的提取剩余价值支持国家的工业和基础建设，这是集体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偶然中的必然”。黄宗智先生在《华北》与《长江》二书中对于集体化的社会作用等各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改变（参见书中多处），大体而言，在《华北》一书中，黄先生看到了集体化作为我国长时期的农业过密化这一历史事实的延续这一事实，并运用相应的数据给与了论证，但是在书中对于“跨越过密化”，特别是集体化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对于“超越过密化”而达到农业的真正发展这一过程总体是悲观的；然而，在《长江》一书中，黄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他指出：通过集体化这一暂时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虽然是在继续着过密化的农业生产，但是国家通过这种高度集中的提取剩余来支持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农业彻底的真正的摆脱“过密化”的魔咒（特别是黄先生指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发展的到一定阶段，同时相关政策的松动，农业外就业机会的显著增加和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我国农业在经历了集体化的“资本提取和积累”后渐渐看到了摆脱“过密化”而真正走上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具体论述见黄先生书，此处不细列举）。我想，黄先生二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否与其在方面的突破认识有些关联？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针对黄先生二书的分析就到这里，下面，再回头谈点自己的想法。
回到开头我母亲的话语“我们搞农业的就不能算劳动力账”，这话是她一直在讲，而且在中国到目前还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在这样讲，这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农村的巨大区域差异所致的。黄先生在《长江》一书中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发现了中国农业摆脱“过密化”的希望，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但是，仔细一想，我又想给这丝希望“泼冷水”，黄先生考察的几个村庄大部分不仅是处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绝大多数又是在这一地区中临近有不小的城市的地区，这本身就有了一个筛选，这从学术研究上无可非议，但是要说到能代表中国的多大地域那就要打折扣了。举个极端的例子，费先生曾今研究过的江村在20世纪20年代时农业外办的手工业（或者说工业）的水平比中国很多西部农村现在的还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联想到中国农村巨大的地域差异和广大中西部农村今年来的发展状况，我想我国农业真正摆脱“过密化”的曙光是否出现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也要伴随着我国农村的巨大整体性的转变才行。
写这么个小文章，还中间中断了两天，同时写时总是有很多吵杂的声音吵闹，使我不能安心写作，心里有些重要的想法尽然无法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痛楚，文章落笔后尽然头感到很晕，到达一种自己都不愿意去复看一遍的地步，也是令自己感到不悦的。既然如此，我想就拿来给大家做个引子，大家多提意见和批评，同时对那么多语句不通的地方加以批评和斧正。
愿以此文向母亲表示歉意。

三农问题不仅是三农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凡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大家，那个不研究农村的，这两本书我计划看看，外出调查前的农村必读书，只是限于复习关系，不能详细去阅读了，只能参考老焦的读书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