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桦：2010年赴南漳县八泉村暑期调研感想

(一)            两个世界的碰撞。
      从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起，从老师第一次谈起法治，谈到那个将所有行为纳入规则治理、就连政治也得穿上法律“晚礼服”的愿景起，从每一个部门法老师对某一法律制度的分析与讲解的开篇永远是对该制度在“法治”的国外运行图景的描述起，从面对任何社会事件老师的解释永远是“法律不治”时起，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一个命题，即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而且这样一种从未被质疑的信仰随着三年来我们系统地接受的法律思维训练或职业技术培训而越来越坚定。与其说从语言到思想，我们渐渐地向那个理性化的法律人靠拢，不如说我们已牢牢地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镶嵌在一个以法律为中心的世界里：一个事件首先是合法与否，其次才是对与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事件本身和它被肢解的是否合乎规范的构成要件，其次才是刨根问底地追究某一事件发生的根源及因果关系；一切乱相的发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法律，要么是有法不依，要么是法律规范本身有问题。我们热切地期待“法治”愿景的实现，因为那时候一切井然，我们也不再是一帮只会在课堂上和老师一起哀叹世界、喊喊口号的愤怒青年，不再难以找到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也许甚至还能戴着假发、穿着法袍、正襟危坐，拿捏着公平正义，不仅为人尊敬，还吃穿不愁。我们宁愿相信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所以必须要法治，因为我们越来越感到没有法律就没有我们，所以必须要法治。
      而这次调研让我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拿刀差点捅死四个人，可以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免于刑事制裁；在这个世界里，村级资产大量流失，一整座山仅以三万元“卖”出且承包者当年仅出卖山上的木材一项就获得了近十万的收入，两百多万的巨额债务，仅村干部吃喝一项负债就有几十万等等，知道者鲜有人愤怒、至少无人为此事奔走、上访；在这个世界里，敢于说直话、说实话的人被人称作“眼子”、遭人嗤笑；在这个世界里，女儿在外做“小姐”，父母靠其“收入”无所事事的反被羡慕等等。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大家都“各吃各的饭、各种各的田”、以钱为目标、“是非”“正义”无处安放的世界，一个没有“法治”、甚至连法律和“活法”的位置都没有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无秩序的，不管是能人治村也好，混混治村也罢，总之它有着自己的治理模式、运作逻辑。
      于是，在这两个世界的碰撞中我迷茫了，开始反思也许“法治”不是至少不是唯一一味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

(二)            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一种无力感自始至终地伴随着我，虽然我知道此行的目的不是改变而仅仅是理解。我从不愿意主动走进谁的世界，或者从本质上说，我是害怕别人走进我的世界。因为看见别人生活中的悲伤，自己也会悲哀起来。可是理解的前提就是了解“真相”，打动被访者的心，让他或她说“真话”。于是，我什么也不能做，默默地看着他或她向我展示着伤疤，示范着痛，有的时候甚至他或她还没觉察出伤疤或痛的存在，我也只好咬着牙，看他或她的伤口流着血，不敢提醒他或她。
      一次，去和一个妇女聊天，讲着讲着说到了死去的丈夫，说到了丈夫死后的世态炎凉，原本唾手可得的一切因为丈夫的死全都幻灭了，只好一个人独力硬撑着。她一边抹泪，一边讲述着，我很强烈地感到她需要找个人说说，有个发泄的出口。可我当时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只得选择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走进一个妇女家，她刚从菜园子回来。她很羞涩地说着她的“人生理想”就是让两个儿子读书（似乎怕我笑话她一个农村妇女还谈什么“理想”），借钱贷款也要供两个儿子上学，最终把他们都培养成大学生。回忆着儿子上学时克服各种困难时的想的办法，谈着现在大儿子找的好工作以及在我看来都很高的工资，她是满足的，带着一种不愿露富的不好意思，但笑却怎么也藏不住。随着话题的深入，聊到了她丈夫去年刚刚去世，想着丈夫在时夫妻之间种种的好，遇到事情总是有商有量共度难关，她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不知所措地安慰道，不管怎样，她的人生理想实现了，她的大儿子会让她享清福的。她说，是啊，但要是他还在，老了可以做个伴儿，不像现在这么寂寞。

(三)            我真的可以理解你吗？
      林少华在翻译完《挪威的森林》后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人，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所以不需要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么，何苦非努力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转变一下态度呢？既然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机，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这样也可以活得蛮好嘛！换言之，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这些感悟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无奈，似乎颇为消极，可是细细想想，也还是有几分道理。每个人都不是他或她表面看到的那个人，他或她的背后还牵连着一大串社会背景，他或她的心里还潜藏着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所留下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如果真要想去理解一个人并有时间和精力，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都是还是可以查证的话，那么人这个世界最复杂的生物，他或她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想并不像电脑一样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他或她的思想流变是随意的跳跃的像一阵抚面吹过的风，是任谁都把握不住的，哪怕是人自己。要不然“认识你自己”怎么会成为人活一世最大的哲学命题呢？连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更别说我们了，我们只是他们生命中太过匆匆的一个过客。
      于是，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理解每个“个人”，我们要做的是理解“村庄”。这种理解真的是可能的吗？我们带着在以往经验积累起来的对问题的敏感，带着对同类型问题关键点的把握，以心中的疑惑为切入点，在“村庄”中寻找答案。我们把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或在对心中对问题的试探性回答的指导下搜集到的资料，用经过长期训练的思维模式分门别类，安放在业已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于是，有些东西被忽略了，有些东西无解，有些东西找不到位置，他们都被排斥在我们对“村庄”的把握之外，也许就这样永远与我们无关，也许会在之后的某次阅读或经验积累的对比中被唤醒，被重新勾连起来，纳入到“理解”的范畴中。但不管怎样，在这种可能性发生之前，它是无意义的，进而是无价值的。如果说理解的前提是了解，是对村庄整体存在的掌握。也许实际情况是，那个整体性的存在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真相”永远不可知。与其说去理解，武宁说我们只能合乎逻辑地解释，通过回忆和叙述赋予“村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