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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4月13日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

《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

《过去与未来之间》阿伦特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政治与行政》古德诺

《美国的民主（上卷）》托克维尔

《论自由》密尔

本月读书比较杂，没有按照一定的体系，故选择单本汇报。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亨廷顿主要是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来分析落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即由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转变的这个过程。在他看来是充满了动乱和政治腐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与其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之间的矛盾问题。本文就是围绕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这个对子来进行分析，他提出的解决途径就是发挥政党的力量，为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途径。

    政治现代化过程在此很清楚的是一头是传统政体，另一头是目的地现代政体。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家就开始按照不同标准将政体分为不同类型，但是亨廷顿跳出了从统治者人数，或统治阶级性质或意识形态的划分，而是直接关注政府的权力，他将政府的权力与其管理的效力直接相关，他推崇的是有效的政府，是治理有力的政府，是强大的政府。着眼于传统政体，根据权力集中和分散程度不同，亨廷顿主要研究了两类传统政体：官僚政体（中央集权）和封建政体（分权），前者一般趋于职能分离，权力集中，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后者一般职能混合，权力分立。在他看来第一种政体更有利于现代化变革的实现，但其也存在着对政治参与扩大的抑制。就政治现代化来说，他认为结构越是多元，权力越是分散的封建国家相比高度集权，开放式，流动性强的传统官僚制国家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更小。着眼于现代化国家，亨廷顿评价国家的效能与否，并不在于其民主化程度或社会发展程度，而是从政府权力本身着眼，在他眼里实现政治现代化和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强国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有一个管理有效的强大政府，而面对着动乱的国家往往是政府权力弱小的国家，他并不考虑政体或意识形态等因素。他认为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最明显的三个区别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大众参与。权威的合理化主要指向的是一种集权化的倾向，在传统社会，权威的合理化意味着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权威合理化的主体转移到政党或某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在亨廷顿看来政府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秩序，像英美苏国家都具有高度的权威合法性。对于结构的分离，指的是现代政体中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其职能的区分，这是对社会日益复杂以及其对政府要求的不断增加的反应。大众参与指向的是人民的政治性不断增强，其参与政治表达自身意愿的愿望不断增加。现代政体的三个特点在不同国家其发展程度和先后顺序并不相同，在欧洲国家，其政体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是先于大众参与的发展的，而就美国来说，其大众参与水平的发展远早于和高于另两个方面。现代政体有别传统政体在于其政治参与水平，发达政体与不发达政体区别在于其政治制度化水平。现代政体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权力关系之中，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拥有更多的权力。

    就政治现代化这个过程，亨廷顿认为是充满了动乱。在当代社会学著作阅读时，可以经常看到现代性等字眼，社会学家对现代化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包括贝克对风险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在此，亨廷顿关注的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他也关注到了政治现代性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认为贫穷与动荡之间不存在肯定的直接比例关系，位于国际经济水平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并不比那些由于它们的国家更易发生冲突和暴乱。现代化意味着动乱，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水平是不同步的，当政治现代化程度先与其他方面时，其提供的完善的政治制度能够容纳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这样的社会是一种民治政体，社会是稳定的，但是他考察发现，处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多数政体其政治现代化往往十分落后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建中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人和底层人民都具有参政的愿望，但现存政体不能容纳时就是动乱发生的根源。他认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充满着动乱的主要来源有二，其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民能力的加强和不平等的加剧；其二是社会动员的加强，社会政治参与愿望的提高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落后不能满足这种参与需要带来的矛盾。面对动乱传统君主唯一能做的就是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集中权力，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变革，亨廷顿认为君主可以争取的力量有：国家官僚，中产阶级，人民大众，最后是外国政府或存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其他团体。但是权力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创新的能力，但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传统政治的正统性是被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取决于君主的权威，但长远看来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赖于更广泛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当君主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其改革时，往往改革的结果对其统治的合法性产生威胁。这样就会出现新的动乱的循环。为了能够解决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秩序动乱的难题，亨廷顿提出发挥政党的作用。

    在亨廷顿看来，克服现代化动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将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制度化的纳入政治参与之中。而政党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形式，政党用他的组织规范即满足了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有提供了一定的规范来完善政治参与行为，以此政党回应的现代政体大众参与的要求，另外就权威的合理化来说，传统的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意味着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权威合理化的主体转移到政党，拥有强大权力的政党可以组织政治参与进行政治制度创新并实现城乡利益结合等。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政党紧密相连。



《政治与行政》1900

    本文以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为标准，将承担国家意志执行的行政职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对政治和行政的职能划分和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权限进行分析。

    政治承担的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职能，主要由立法机构负责，其主要涉及的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地方自治，行政集权）；国家主权问题（制宪，立法，政府官员选举和国家意志执行职能的控制）；政府问题。在古德诺看来，虽然主张政治与行政的二分，但行政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他对行政的具体职能进行分析并提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权限。

    行政主要负责的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负责执行国家意志的机构主要有司法机关，法律执行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在古德诺看来，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和对政治和行政的监督，必须使国家司法机关独立于政治，为了减少干扰，还需保证法官的长期任职和相对较为充裕的工资保障。对于行政管理机关来说，其涉及的工作更多是技术性的，例如统计，半科学功能等，所以这些职能须独立于政治来保证其执行效率。而在法律的执行方面鼓励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最主要的是通过对行政立法和高级行政官员的控制来实现。为了克服政治对行政控制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和缺乏对公共意志回应等问题，古德诺倡导发挥政党的作用，赋予政党以法律地位，使其回应公共意志，并通过党章党规的规范作用，实现对高级行政官员的控制。



《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

    本文是冷战背景下雷蒙·阿隆对左派，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批判。

    首先他否定了左派与右派间的对立性差别。在他看来左派与右派之间手段的差别远远大于其目的的差别，两者之间更多是技术性的差别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价值观念的分离随处可见，左派宣传的自由，组织和平等也可能演变成反社会主义，抑制国际主义，专制，民族和帝国主义以及对强者和富人的反对。在技术手段上，左派诉诸的是暴力革命，指引其的是理想的解放，而右派更多的通过推动改革实现真实的解放。因为理想的解放总是完美的，而现实的解放总是充满了抱怨妥协和存在反抗，所以左派知识分子总是在理想解放的指引下忽视现实的情况改善而诉诸暴力革命实现其理想。但是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并无特殊性，只不过是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的过程，并认为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被人抛弃，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失败，而是由于它们的成功。

    他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对社会进行着技术批判，道德批判和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他们发泄心中不满向外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体系，而共产主义宣扬的革命后的理想主义的实现，就像一种精神鸦片一样使人奋不顾身的投入追求理想的革命中去，而在宗教衰败的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俗的宗教，而他的存活样态取决于权力的竞争。他看来现如今的宗教之争已变为党派之争，每个党派都与一种世俗宗教相连。



《论自由》1859

    密尔讨论的是个人的自由，这种个人的自由相对的并非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析，而是相对于社会来分析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密尔提出的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有三方面，分别是内在意识领域的自由，品味和情趣的自由以及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只有这三种自由的存在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该社会才能算是完全自由的。在此框架下，密尔主要对个人的思想自由，言说自由和个人的个性自由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对个人干预的限度。

    在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分析上，主要基于这样两个论点：其一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要竭力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意见，因为权威压制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我们经常会犯“不可能性错误”。其二即使我们确信其为错误，禁绝它仍然是一桩罪恶。因为这个意见再怎样正确，但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经常的，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也只是一个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即使对于真理，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从正反方面进行辩论，也会更多的理解其意义，而且已经理解的部分也会在他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公认的学说只体现了部分真理，需要由非主流的学说来拾遗补阙。

    在对个性自由进行论述时，认为由普通人组成的群众，其意见已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支配性力量，在由公共舆论统治的世界下，唯一名副其实的权力是群众的权力。大众践行的习俗作为一种专制的方式是人类进步的持久障碍，总是阻碍着优于习俗之物的发展。这种优越之物包括自由精神，进步精神或改良精神等。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平庸成为人类占上风势力。这是一个需要召唤天才的时代。并且随着教育的普及，交通工具的改善，工商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自由国家中支配地位的全面确立，都强有力的促进了人类的普遍趋同。密尔呼吁公共之中的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个性的价值和差异存在的重要性。

    对于社会对个人自由介入的限制的分析，是在个人利益领域和社会利益领域的二元化分下进行的。在个人利益领域社会无权干涉，个人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并自负后果。在涉及他人利益方面，每个人都应遵守下面的准则，其一不能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其二根据衡平原则，分担自己的劳役以及必要时做出牺牲，以保护社会及其成员免遭伤害和妨碍。当个人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时，会受到道德或法律的惩罚。

    最后密尔总结了关于自由的原则并提出其应用。首先，在个人的行为只涉及自己利益，与他人无关时，个人无需向社会负责。另外在个人行为有损他人利益时，个人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如果社会认为需要的话，他还的接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在最后密尔分析了政府干预限度的问题。密尔在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预的理由有三个，其一是有些事情由个人来办比政府来办更好一些；其二有些个人来办并不一定比政府官员办的好，但是可以作为个人进行智能训练的手段，来增强他们的主动能力，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并使他们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其三不必要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带来很大的祸患。对于政府密尔认为存在着一条安全可靠的政治实践原则：在不违背效率原则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同时由中枢最大可能的集中和传播信息。政府应帮助和激励个人的努力与发展，一个国家的价值最终取决于组成国家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密尔在个人相对于社会的层面上来论述个人自由问题与其在个人与政府相对层面上对个人自由的论述具有相似之处。密尔反对的是社会暴力，反对集体和多数人的绑架，他呼吁的是人的差异性，个性的多样性，从涂尔干开始社会总是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利益总是在服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被提及。而密尔进行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领域的划分，并强调赋予个人利益领域完全的自由，是对人本身利益的呼喊。



《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

    在阿伦特看来，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着间隙，由已不再的事情和尚未的事情共同规定的间隙。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存在三种对传统挑战的尝试。

    克尔凯郭尔想要维护信仰的尊严，以对抗现代的理性与推理，他主要分析的是信仰与理智间的冲突，想以信仰来对抗理智。他认为科学与传统的不相容在于：一种最终只能相信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怀疑与不信任精神，与传统的被给予的，以真实存在显现于人的理智和感官的东西不加质疑的信任态度之间的冲突。在传统信仰的支撑下，人们坚持的是真理就是启示，但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社会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传统信仰分崩离析。他想维护具体的，受苦的人。马克思宣布人类行动的尊严，以对抗现代的历史沉思与相对化，主要处理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以实践对抗理论。马克思认为传统劳动与现代劳动存在着根本的不相容性，传统将劳动本身视为人受必须性支配的特殊标志，而现代将劳动提升为积极自由，创造性自由的表达。他让思想服从必须性的支配，让思想服从社会生产力的铁律。马克思肯定人的人性在于他的生产力和积极力量，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他称之为劳动力。尼采想维护人类生活的尊严，以对抗现代人的软弱无能，处理的是超越之物的理念与感性直接经验的矛盾，以感性，易逝的生活对抗永恒，不变，超感性的真理。认为功能性的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价值成了社会商品，没有自身的意义，跟所有其他商品一样，仅存于社会关联与交往不断变化的相对性中，人的价值及其善恶评价也都被社会所替代，主体性的消解。故尼采强调生活的创造性，人的意志及权力意志。

    对于其三者立足现代对传统的反抗，阿伦特借助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进行分析。她认为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中描述了三种转向：其一从阴影和虚幻转向事物本来的样子；第二次从事物本来的样子转向理念，即事物的真正，永恒的本质；第三次离开永恒本质的领域再次转向易朽事物和有死的人的活动于其中的领域。他认为每次转向都要以感官和方向的丧失来实现，也就是在每次转向间都会存在断裂与缺失。而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向传统挑战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构建了一种激烈的多的转向。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出现了无数种转向的爆裂点，在思想和认识上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比如现代科学崛起以来，他所表达在怀疑和不信任的笛卡儿哲学摧毁了传统概念的可靠性；紧随着理性对行的优先性，精神为人类行动制定规则的优先性在工业革命对世界的转化中丧失了意义，工业革命对世界的成功转化又证明了人的行动和制造为理性制定规则。整个在断裂时期的个人是面临种种冲突的，是在不断反抗的。这是在思想文化上人面临的危机。在其他部分，阿伦特着重描述了当下权威的危机，自由的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真理的危机以及人被摧毁的危机。处在传统与现代断裂中人是挣扎的。



    本月书单没有计划挑选阅读，总结时发现有三本都是冷战时期的著作，通过总结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知识分子的鸦片》，《过去与未来之间》三本著作的背景都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他们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就是危机，一种动乱一种不安定，一种寻求改变与出路的努力。《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处理的是现代化中的政治危机，这个不再说。《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左派，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批露，认为他们宣传的一种理想作为一种世俗宗教或是精神鸦片在激励着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投入到反抗现存秩序的革命暴力中，他希望通过戳穿共产主义左派的神话来使知识分子投身于现实的变革中。《过去与未来之间》处理的是文化困境和政治困境，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之中，作为有死的人受到来自传统与现代两方的压力，在这种不安定中各种思想学说和历史事件带来的迅速的思想转向，人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权威的危机，自由的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真理的危机以及人被摧毁的危机。回顾冷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政治学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敏感性。

十分怀念单纯读书的过去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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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理想国》柏拉图

《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利维坦》霍布斯

《政府论 上下篇》洛克

《论法的精神 上下卷》孟德斯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

《社会契约论》卢梭

《孟德斯鸠与卢梭》涂尔干

    接触到一门新学科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清楚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这个月新转入政治学，我就从自己这个月自己看的7位政治家的著作中来对这时期的政治学基本研究内容进行总结。这个月读的政治家属于政治学建立早期的大家，政治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就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学在早期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与伦理学相独立，国家权力起源问题，国家政体的划分以及国家权力的分化。

一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

    从一个纵向时间轴来看，政治学有一个不断专业化明晰化的发展过程。亚里士多德将关于人的研究归属伦理学，关于城邦的研究属政治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对城邦正义的研究和对城邦公民德性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眼中的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动物，他们通过对人的高尚品德的研究来以小见大考察整个城邦的善，所以这时的政治学与伦理学是含混在一起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看中君主和公民的德性和修养，在他们看来自然法下的正义和善是评价一切政体和公民的准则，他们的社会是充满和谐和善的。

    而之后的马基雅维利有关国家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国家情景。马基雅维利着眼现实认为一切善恶的评价标准都在于个人，把结果当作评价一切行为的准则，只要能达成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他提倡武力永远比说服更为有效，提倡君主的重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怎样论述执政者应怎样注重德行和正义怎样修养身心，后者拿出具体的方案帮助君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他专注于为君主怎样维持政权提供谋略支持，可见自马基雅维利开始他就弱化了有关公民伦理学的研究而是专注于国家权力方面，他被称作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开的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观点更具空想性，他们就自己的时代背景为建立更好的城邦政体提供政治构想，马基雅维利立足实践极力为君主制的维护出谋划策。并且两方就国家正义的评判辨准和人性假设天壤之别，虽有这些不同之处，但是在他们眼中，人都是生而不平等的，强调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其政治学主要还是就既存政体来论述政体，不问国家权力出处，而做国家的维护者。

    而从霍布斯开始，政治学视野就更扩大了一步。他们从自然权利出发，认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但是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政治学家进一步开始追问国家权力的起源及放眼历史和现实实践研究政体类型及权力分配相关问题。

    二国家权力的起源

    对于国家权力的产生，政治家追溯到人类社会最开始，他们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化到社会状态这一过程，国家权力则是由进入社会状态中的人主动订立契约形成。对于这个过程的论述有霍布斯和卢梭两种对立的说法。

    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为了获得利益，安全和荣誉往往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们时刻处于暴力死亡的威胁和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促使人们理性的选择了出让权力订立契约来保存自己。

    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家对霍布斯的充满了斗争的自然状态说进行了否定。卢梭将国家出现前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原始时代的野蛮人，甚至在很多生活方式上与动物无异，第二个阶段人掌握了简单的技术，使人超越于动物在自然界占支配地位，此时没有私有制，也没有不平等和压迫。第三个阶段是私有制出现，伴随着战争和不幸。前两个阶段在他看来才是人类真正的自然状态，这时的人们欲念是平静的，对恶事是无知的没有善恶观念，有的只是自我保存和对同类的怜悯。每个人对保护自己生存的关心毫不妨碍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所以自然状态是有利于和平。

    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伴随的是各种斗争和不幸，就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人们陷入巨大的不安与斗争中，但在他和孟德斯鸠看来此时的社会已不是自然状态，而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已经进入了社会状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是人进入社会状态的原因，而是社会状态的结果。为了维护私有财产结束斗争状态，人们订立了社会契约。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对自然状态中人类社会的描述迥然不同，但是对于国家权力产生的原始出处其论述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发展中一种战争和冲突状态的调停，为了维护自由而主动放弃一定的自由。

    由于二者对国家主要功能的定位不同，国家主权者在国家中的地位也不同。霍布斯眼中国家分为两部分，绝对权力者和服从的臣民，他认为国家职能主要是保卫人民安全，所以这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绝对权力，为了整体国家的安全，提倡个人顺从与忍让，所以他认为即便是主权者采取了有违人民利益的措施，人民暴力推翻君主统治也是违法的。

    而卢梭眼中的国家有三个部分，他在主权者和人民间加上了一个作为服务者的政府，在他看来国家主要职能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公共意愿是国家最高权力，君主或政府只是人民的办事员，如果政府采取暴政违反人民利益，人民以暴力反抗暴政完全合法。

  三政体的划分

    前述政治学家分别为不同的政体进行辩护，这里就引出我们对不同政体的思考。对于国家政体的研究，绝大多数政治家对政体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三种类型划分。

    霍布斯根据主权代表着的人数将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并认为三者的主要不同在于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全的便利与倾向不同。

    孟德斯鸠提出有三种政体，共和制（包括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以及专制政体，三种政体分别有不同的原则及教育目标。

    卢梭认为政府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

    孟德斯鸠将法看作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以关系思维的视角依次考察了一国的法要与一国的政体性质和原则，物质条件，其他法之间的关系等相适应。于此同理，对一国政体最适政体的考察也要有一种相关性和整体性思维，任何政体法都是具有条件性的，没有最好的政体形式，良好政体的实行须符合时代的脉动，只有符合国家现实各种条件最适合的政治形式，但是可以发现无论是政治形式自身还是政体下的政治制度都有一种不断完善的张力。

  四权力的分化

    而在一个国家既定政体下，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表现在于国家权力的分化。

    执政者需要管理的国家事务纷繁复杂，亚里士多德就已开始将执政者职能分为议事机能部分，行政机能部分，审判机能部分。他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划分，但绝大多数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并无明细的权责划分。

    霍布斯是是绝对权力主张者。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

    洛克认为国家有三权，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与此同时他将立法权从政府手中分了出去，在他看来立法机关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般归属议会。

    到了孟德斯鸠，他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维护自由，明确提出三种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构手中，为以后民主国家三权分立思想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家权力有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权力的分化有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和对权力的监督。尤其是立法权的独立及给予其的至高无上性对社会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有重要意义

感想：

1.不管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化，还是政体的划分和权力的分化，都表现出一种政治学发展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学科的发展就像一个狗骨头一样，刚开始的杂糅，到精细化再到研究内容扩大化。

2.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性特别强的学科，具体表现在政治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国家形态大多成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考虑政治学家思想的时候就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这个月在读论法的精神时也恶补了下西方帝国发展的一些历史，蛮有趣的。

3.然后我个人觉得政治学与社会学都属于社会科学但逻辑方式还是差挺大的。政治学思考就像是直线似的，然后读的过程中几乎不会有看不懂的地方，然后再厚的书读完其论述线条都是很明显的，但社会学就不一样，有时候一本书读两遍还是懵懵懂懂。然后自己感觉如果用社会学的方式或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政治学，就感觉格调高了不少，这月读的书简单，但是满足感还是很强的，然后我们总是说读书是件痛苦的事，这月读的挺轻松快乐的。下个月就不系统的读了，然后挑着读读经典中的经典吧。

4.老师说的对，越是简单的，思考的范围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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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3月15日

《西方哲学史》（后300页）梯利

《风险社会》贝克

《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鲍曼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吉登斯、皮尔森



这个月看的都是有关现代性方面研究的著作，对于现阶段我们的社会所处的阶段不同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哈贝马斯不承认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贝克、鲍德里亚等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以前有了极大的不同，在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风险社会和消费社会的概念。对于现代社会所处的阶段各大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面对时代的变化新出现的社会发展，当代社会学家在对古典社会学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批判与发展，并且呈现出与古典社会学研究不同的研究特征。

一．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图景概观

理论的发展总是来源于实践，社会学家的研究总是着眼于其所生活的当时当景的社会。社会学家所发现社会的不同问题，决定了其不同的研究关注点及社会学理论构建内容。

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压迫和阶级分化的世界。在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等财富对无产阶级实行压迫，社会充满了矛盾和破旧立新的张力，他将这样一个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的出路定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暴利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统治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实行压迫的内幕。他为社会开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就是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涂尔干他着重关注社会的维系，着眼于对社会类型的研究。他主要研究了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以集体意识为联结纽带的与压制性制裁相对应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另一种是建立在个人差别基础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形成的与恢复性制裁相对应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在他看来，维持机械社会的主要是一种集体力，宗教的震慑来源也是一种集体力，这种集体力维持着社会的机械团结。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增长，这种集体力对社会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了，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他认为可以求助于一种职业团体的道德约束来重建社会团结。社会整个发展是从机械团结的环节社会向组织化的有机团结社会的演进。

韦伯眼中看到的，心里想的都是具有优越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制度。向上他着眼于宗教研究，分析为何具有理性的资本主义只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他通过比较世界上各大宗教，认为在于禁欲的新教伦理的作用。向下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他最为强调的是以官僚制这样一种高度理性化组织运行模式。他将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内容，他主要区分了四种行动类型：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在他看来，目的理性行动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也是高效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但是随着理性化的发展，官僚制的统治压抑了人的主体地位，使整个社会被关进了理性的牢笼，韦伯没有提出一种解决方法，对于社会的出路他似乎持有一种较悲观的看法。

鲍德里亚眼中的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对物品的审视，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取代了对其用途功能满足的追求，消费不再是和谐的个人满足功能，而是种无限的社会活动，消费不是享受功能而是生产功能，不是个体功能而是全面的集体功能。消费不断再生产出社会分化，其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其实质上的差异。消费物品区别划分了身份地位的层理。对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诉诸于突发事件和意外来瓦解这种社会现状。

贝克看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他关注到了现代社会与以往古典工业社会的不同之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的逻辑统治一切，社会危险成为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现代社会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但是与之相随的是后果的不可计算性，对生态的剥夺最终带来的是对社会和经济的剥夺。

鲍曼对官僚制下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充满了担忧。他对关于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相关分析具有精妙之处。他指出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它的一个产物，这是一种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是种官僚社会的组织成就，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大屠杀是一种非理性行为，相反，鲍曼分析认为大屠杀并没有与理性原则相冲突，屠杀犹太人甚至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的利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为了实现有效性，现代灭绝性反犹主义必须与现代官僚制度相联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官僚体系下，官僚体系的行为对象的非人化，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现象。做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分。鲍曼提到，当工具理性占据整个社会生活的制高点，道德约束不再起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并是所谓理性的。                                                                   

    二．当代社会学研究与古典社会学研究的批判与发展

1.反思性

在吉登斯，贝克，鲍曼等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强调一种反思性，对前人的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以及整个当代社会的反思性发展。吉登斯提出现代性的三个制度维度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反思性。贝克也把重点放在探讨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他认为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反思，他发现了我们正处于的风险社会。鲍曼反思的是被官僚制笼罩下的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官僚制在设计意图上是更好的为当代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服务，但是当他把一切都客观化为对象，以工具理性为指导，技术理性至上替代了道德理性，这样一种社会必定消解掉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意义，人的社会不是服务于人而是利用人，管理人。

反思性其实也是社对于怎样看待反思性这样一个问题，哈贝马斯曾提出，当反思性发展到极端时，当把一切都当做可以反思，这也有一种把一切都客观化的危险。

2.个体化倾向

在古典大家的社会学研究中，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整合，在个人与社会这一对子上，以涂尔干最为明显的是倾向于一种集体的观点，他也一直在寻找一种社会维系动因，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他将社会的整合归于一种集体情感和集体力，在有机团结社会，集体力作用衰弱下，他又诉诸于职业团体以及进行道德教育来进行社会整合。但现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研究阶段，他们发现了一种现代社会中强烈的个体化倾向，这种个体化倾向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而不断强化的。尤其以鲍曼和贝克的分析为特点。

鲍曼在沉重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流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比的框架下来论述个体性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人的个体性紧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通过消费等被塑造成个性，哈贝马斯提到私人领域被公共领域侵略、政府和占领的可能性，而鲍曼提出还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公共领域正在被以前划归为不适合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的殖民化的倾向，其所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政治的死亡，即这一承担将私人问题转译为公共问题责任的行为的死亡。

贝克也认为现代化导致了一种三重的个体化出现，一是脱离（或说是解放），包括人从基于身份的阶级的脱离和妇女境况的变化，即从婚姻的供养中脱离出来；二是稳定性的丧失；三是重新的整合。个体化以为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将人们引向一种在家庭和氏族亚文化中并不知晓的内在控制和标准化。个体确切的说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塑造以及在政治上结构化生涯和生活境况的能力，个体化是从传统生活过程中的脱离，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和标准化，整个社会就是种鼓励的大众隐士的标准化集体存在。

  三．社会学研究的几点反思

 
2.古典到当代，存在断裂么？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时期社会学家对问题的关注也有一个随历史变化的过程，呈现出一种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但是我认为虽然存在这种社会学发展时期的差别，但是不管是以批判继承的方式还是发展的方式，社会学研究中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连续性。最深切的感受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还是社会中的问题，只是视角的多样化与时代变迁不断加上新的东西，通过以时间为轴来进行对社会学家理论分析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副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画卷。

感想：
这个月终于结束了对社会学的阅读，回想从第一本涂尔干到现在的现代性，觉得自己似乎走了有一个历史那么久，很多当时不懂的风景，后面想想感触良多，社会学集中阅读结束了，下个月开始政治学，有所得，有所失，珍视自己读社会学的经验，走好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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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社会学的主要思潮》阿隆
《社会行动的结构》帕森斯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亚历山大
《科学的反革命》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哈耶克
《乡村社会关键词》贺雪峰
《消费社会》鲍德里亚
《西方哲学史》前320页 梯利

有多少位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研究视角，孔德认为科学发展有三阶段：宗教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及实证科学阶段，帕森斯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到唯意志行动阶段，亚历山大面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地位瓦解后社会学研究分散细碎的现状后，又提出新功能主义试图进行再一次的社会学综合研究的尝试。社会学发展永无止境，但可以发现社会学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对前一理论阶段的批判上进行的，就使整个社会学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继承传统。所以在进行社会学总结时，我就考虑是选择用一种比较的眼光对各大家进行总结或者是在这种纷繁的社会学理论中去找其研究的相同 与共性。上周在总结行动的时候是用的后一种，感觉会陷入一种理论的堆砌，所以这次尝试用对比的方式以理性为视角分析各大家的研究。

对理性的思考来自于哈耶克关于理性滥用之研究。可以说哈耶克眼中的理性是一种客观的理性，是一种与自然科学紧密相关并是与一种计算的方法，与一种超脱个体意识的、自觉的行为相联系的，具有极强的实证性的理性。所以他把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生搬硬套进社会科学研究当作是一种理性的滥用。但在社会学阅读过程中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对理性的关注和强调绝不亚于自然科学，所以现在想考察社会学家有关理性的研究。不同学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理性，在这里不能给出具体的理性定义，可以从论述中感知其共性的东西。

韦伯眼中的理性是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向上从宗教找西方理性发展的原因。社会层面上资本主义通过科层制，薄记，理性的资本核算等管理手段使整个社会管理和运行的理性化程度不断增强。个人层面上，目的合理性行为是韦伯所研究的理性程度最高的行为，在他这里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理性都与手段与目的的匹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个人能动性发挥进行的主动选择。然而随着理性社会的发展，与西美尔一样，他也注意到了手段对目的的僭越以及社会行为客观化使人被关进了理性的牢笼。韦伯从一个西方理性的鼓吹者转变为悲观的理性主义者。与韦伯社会学中理性分析相通的是帕累托对逻辑行动的分析。

帕累托将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相一致的行动称为逻辑行动，逻辑行动与韦伯的合理性行动一样，强调目标和手段的相匹配和适应过程，强调计算和对行动的逻辑推理。行动处于行动链条中，每一个目的都是更深一层目的的手段。并且帕累托将逻辑行动又具体细分了三个成分：谋求技术效能的技术成分，谋求对财富控制的经济成分以及谋求权力的政治部分。由于这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其目的和手段都是给定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使行动表现出很大的理性。但帕累托社会学分析的重点是与逻辑行动相对应的非逻辑行动，非逻辑行动是心理状态、情感和无意识的结果。其中人性中固有的情感或情感表现被称为是剩余物，用来解释其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派生物，以剩余物和衍生物为着眼点分析社会。所以如果我们从韦伯有关理性的观点出发来看，帕累托将理性放入逻辑行动中进行分析，其实和哈耶克一样他也忽视了社会学中的理性。这可能归因于帕累托在分析非逻辑行为时，他强调的是情感、本能、价值等主观性个体性的东西，而忽视个体行动所受到的结构性因素的激发和制约，吉登斯的规则和资源，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社会结构牵引下行动者的行为可以表现出很大的理性。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中的行动者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从行动者自身来看，行动者在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之下分别指引着动机激发行动，理性行动和反思性监控，三个层面的分析在实践层面上的融合使行动者的行为表现出很大的理性。眼光从行动者转向行动过程，互动沟通的三要素：交往，权力与道德，与三种结构性因素：意义，支配与合法化紧相结合，在互动过程中交往的意义，权力的支配以及道德的合法化既是行动得以进行的中介，又是行动的结果，这种结构二重性使整个社会生活表现出一种例行化的特征。但是这种充满理性的例行化行动方式发展到极端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消解掉人存在的主体性意义的。福柯十分关注理性的现代社会下的主体性危机。

福柯从苏格拉底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关心你自己和认识你自己的修身技艺谈起。各种修身技艺就是为了达到本质上否弃自身而采取的否定步骤，关心自己的目标就是着眼于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培养作为有理性有道德的行为的主体的个人，使说真话成为主体的生存方式，理性的逻各斯以话语的形式被纳入主体之中，是理想对主体的规训。放眼现代社会，关系性的权力-知识本应是主体达至理性，实现更好生活的手段，但是现实发生的不只是手段对目的的僭越，更是手段对主体的消解。现代社会的主体成为权力的对象，知识的客体，这种主体地位的客观化使主体的存在意义降到了最低，主体在关系性的权力-知识结构之网的裹挟下行尸走肉般的存在。

所以可见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时，他对主体的超越，对主体存在意义的取消等在某种程度上又使理性回复到了哈耶克口中的自然科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取向。

那该怎样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找到出路呢？哈贝马斯似乎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认为在主体哲学框架中讨论理性会走入主体消解的死胡同，而应跳出受困的主体从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来考察理性，交往理性的提出既是对理性的现代社会的维护，也为我们提出了理性在社会学中发展的希望。

感想：报告中的这种各大家关于社会中理性的研究逻辑联系不一定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但是能够通过补漏的方式连接起来表现出社会学家们社会学研究关注点的相同与差异。
以前一直在想每种理论都是有其存在的历史和背景，但是后期的理论为什么都要建立在对前者的批判基础上，现在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想，人是具有历史性的，终究会死亡，但是理论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每种理论的生命是后来者在批判和发展中延续的，面对人类一直存在的社会，对其研究的理论也具有延续性。

上个世纪末期，现代化社会的变革加剧，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政体，认真分析，也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