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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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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万萍读书报告(更新至2019年8月)

2019年8月
【书单】
1.《儒教与道教》
2.《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3.《古犹太教》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5.《宗教社会学》
6.《法律社会学》
儒教与道教
      这本书让我们从其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它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视角下的视角反差。
首先是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经济方面,货币制度兼具古老性和现代性,“货”可表货币,即交换手段;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变化随着各朝代的财政政策而变化,货币经济在中国的后期大幅度的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资本主义最终只是处于萌芽阶段。政治方面,中国的城市完全缺乏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盟约团体,这都是理性管辖的产物,居住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是“自我管理”。中国封建政权和官僚制度的关键所在是治水,治水是一切合理的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在中国治水的主要目的是筑堤防洪、运河通航、输送粮食,灌溉不是主要目的。对于神的观念,古代中国每个地方团体都有沃土与丰收之神,即为我们所熟知的土地神;另一方面祖先神灵的庙宇也是祭祀对象,当出现英雄阶层时,也会产生一位人格化的天神。神祇逐渐具有非人格化的特点,中国几千年来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被归功于神的保护,认为是神的启示。天子也具有了“神性”,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当然也需要通过军事上的胜利、确保收成的好天气和稳定的国内秩序来证明自己神秘的神性。
在行政制度方面,采邑制度具有世袭神性的特征,神性依附于氏族,氏族成员根据家庭传统的等级,才有资格获得一定等级的职位采邑。采邑的由来是某一城堡,先是交给某个诸侯守卫,后来作为采邑分封给了这个诸侯。秦王大一统,开始了官僚制度,建立专制制度,官职提升关键依靠功德和皇恩。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制度相连,公共负担包括租税、徭役、捐税等。租税一部分是惯常的礼品,一部分是被征服者的进贡义务,另一部分则是皇权土地所要求的赋税(国有土地、纳税义务与徭役义务);捐税是皇室的必需品,由不同地区以实物来提供。农民负有捐税、徭役、应征军队的负担,这些决定于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为确保农民缴纳贡赋就造就了负有连带责任的强制团体,以及将地产占有者以其财产划分为数个课税等级,农业制度的所有其他的现象都着眼于拥有土地的氏族与拥有货币力量的土地购买者之间的斗争,家产制的官方则基于国库利益的考虑加以干涉。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作用,氏族和村落贫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家产制的官僚政体相抗衡。家产制的国家形势,造成了典型的政治后果:一个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国家与一个具有绝对自由的专横和仁慈的王国并存。
中国的社会地位由任官资格决定,士人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这些精通文献、礼仪的行家能从礼仪上了解重要秩序,并提供意见。儒家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起到的作用是唤起神性以及传授专门化的技术知识,教育出一种“文化人”。但教育中缺乏逻辑推理、演说、计算等,教学内容是以纯文字性和文献性的知识性学习为主。士人阶层都享有特权,可免除徭役享有俸禄,而一般老百姓都认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任官资格者具有神秘的神性。这个观念到现在演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家产官僚制的理想是物质的公平,他们缺少任何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名心的原动力。礼是作为士人君子的极致追求,在任何的社会状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行事,而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我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礼仪之邦,以礼相待作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
“道”本身是正统的儒家概念,指宇宙的永恒秩序,“道”既是秩序,又是产生万物的实际理由,它是一切存在的完美化身。老子的神秘主义以心理学的方式,即无差别的泛爱思想对外界产生影响。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都具有一普遍的倾向,即重视自然生命本身,故而重视长寿,而道教正是士人的循世学说同古老的入世巫师职业相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他有一整套稳固的僧侣统治的组织。道教的前提是把今生和来世的积极希望联系在一起。道教发展到最后不过是个巫师组织,没有成为在社会学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
总体而言,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的态度,儒教中强调教育,“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我国的人民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儒教中过分强调经验,缺乏理性思维;并且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传统主义浓重,服从大众,缺乏创新意识。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印度具有极端强固的、基于血统主义的身份制。在印度古典时代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印度的民族宗教即印度教,婆罗门作为印度教的担纲者,它构成了一个种姓制度。种姓是极端严格且具有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仅凭其双亲是否为印度教徒而决定子女是否为教徒。有所谓的“门户开放的种姓”,不过都是不净的种姓。印度教的布教方式为:借取婆罗门的生活方式,学习一些吠陀的知识,宣称自己是某个特殊的吠陀学派的婆罗门的拉吉普下嫁给暴发拉吉普的方式或者是“再生族”举行佩戴仪式的方式向异教地区传布的外在形式。印度教的传布方式多半是一步步慢慢地将各种群体整个吸纳到印度教的共同体里。印度教的两个基本原理:灵魂轮回信仰与业报的教义,任何想要脱离这样一个种姓世界和脱离再生之无可避免的网罗者,唯有遁出现世而航向印度教之“救赎”所引导的彼岸。“客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存在于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客族”拥有自己的村落、土地,季节性的充当劳动力,住在边缘地带,不能享有村民权利,形成地区性自治团体拥有管辖权;但无法与一般人通婚或同桌共食,在宗教上被视为“不净”。不净种姓者的仪式性污染会导致婆罗门失去性能力。
两大反对印度教的救赎宗教:耆那教与佛教,但印度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予支配阶层的正当性关怀,这股无与伦比的宗教助力是其他救赎宗教无法提供的。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不光是个教徒,而且还是个印度种姓的成员,除了遵循自己所属种姓的意识之外,亦奉行教派的特殊仪式,“法”即仪式义务,是关键所在,乃取决于个人所生就的种姓。印度教的首要即为仪式主义,印度教的神圣经典是吠陀经典,是印度人在原则上必须遵守的“信仰”义务之一,种姓与婆罗门的地位是印度教的根本原理,其中种姓为第一义,没有种姓即无印度教徒。种姓的本质是社会阶序,而婆罗门具有印度教的中心地位,根基在于社会阶序决定于婆罗门,种姓本质上总是被包含于一个社会共同体里的一种纯粹社会性、职业性的团体,种姓是一种封闭性的身份团体,严禁种姓与种姓之间通婚。在印度,权力地位一般是借由“世袭性”,亦即氏族卡利斯玛的血缘纽带来继承。氏族卡利斯玛有助于种姓的发展,种姓也反过来支撑了氏族的卡利斯玛。
种姓可以区分为部族种姓与职业种姓,种姓的分裂往往是以拒绝通婚与同桌共食或是是部分种姓成员不再遵守某些既有的礼仪规范,或者实行新的礼仪义务。种姓组织相当于古老的村落公社——有其村落首长以及由氏族长或家族长所组成的议会。种姓的纪律重点是在于礼仪问题,种姓机关的强制手段根据成员的情节问题处以罚金及礼仪性赎罪或破门律。种姓制度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是属于消极性质,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传统主义的,且在效果上是非理性的。
婆罗门担任“家庭祭司”的角色,发展成一种愈来愈要求身份权利的世袭种姓,意味着“知识”能力胜过经验性能力。得道婆罗门的关键性权力来源是其精通的吠陀知识,而这种知识素来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卡利斯玛资质。婆罗门所从事的无非是献牲祭祀与教授学徒,他们享有的社会与经济特权,远非世上任何一个祭司阶层所能比拟的,例如法官不能判定婆罗门败诉、粪便都具有宗教意义,没有宫廷婆罗门的君王不是一个完全的君王。古代的婆罗门禁欲从巫术目的到救赎论目的转变,坚持着神圣的义理只能口耳相传的原则。其救赎技术最为突出的是瑜伽术,瑜伽术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俗人苦行术,瑜伽术重点在于呼吸调息及相关的出神忘我的手段。
在印度的和平主义救赎宗教之下,禁止杀生,从事血腥宰杀之事的畜牧业会沉沦道社会更底层,在古代,职业阶序排序为畜牧、农业、商业。拉吉普种姓源于政治权力的把持者,其中包括小王侯、封建采邑骑士、官职贵族、有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庄园领主。吠舍相对于首陀罗享有土地拥有权,吠舍主要是指“农民”,放债取息与商业也是吠舍可以从事的行当。

古犹太教——流浪的商人
      以色列的社会法,以色列社会组织的特异性就是契约之书,契约之书以有系统的排比方式叙述出来主要是法律相关内容,并且带有主要主要是训诫性质与商业道德性质的附录,其中例如有同态复仇的原则,法律集中最广泛的规定是:不能收受贿赂,不能枉屈穷人的权利而偏向有地位者,以及摆在首位的不能应和多数人的要求而扭曲现行的法律。
犹太人是一个贱民民族,一个在礼仪上与周遭社会环境区隔开来的客族,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城市的先行状态一方面是军事首领为自己和扈从所建的城寨,另一方面在临近沙漠的地区是为人和牲畜所盖的避难所,城市是市场所在地更是防卫要塞,城市中的所有市民都是吉伯林姆即战士,通常被理解为布内海尔、“财富之子”,亦即世袭地的所有者。古代以色列誓约联盟到后来不只是农民团体,军队的自行武装原则让市民跃居自由战士之上;“格耳”是指无市民权的城市居住者,被视为礼仪上不洁净的客属工匠。
犹太人唯一的神:耶和华,他一直都是个拯救与应许之神,所涉及的是现实政治的事,提供的是脱离埃及奴役状态的拯救,具有拟人化、不可接近性和隔绝性的特性。和耶和华崇拜相反的是家神崇拜。“契约同盟”即伙伴团体,一切私法上的契约 ,誓约兄弟团体的形成在礼仪上首先要当事者之间建立起食桌共同体。契约的缔结不仅是在神作为见证者和保护者的前提下缔结契约,更是与神本身缔结契约。通过契约而确立的同盟法,尤其是社会法规下的秩序,以色列誓约同盟军的人群共同体必须被理解为他的子民,是通过共同持守契约而与他结合在一起的子民。以色列共同体:它是个在同盟战神耶和华指导下且与之结盟的军事同盟,耶和华不但是其社会秩序的保证人,也是誓约团体成员的物质繁荣的创造者、雨水的创造者。“以色列”并不是个部落名,而是个团体名称,特别是个祭祀誓约团体的名称。
犹太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牺牲与赎罪。以色列早期时代并没有誓约同盟,也没有以同盟自身之名为同盟神奉献牺牲并独占此一事物的祭祀身份存在。牺牲的奉献被认为是个对神强力祈求的合适手段。一旦犯错,首当其冲的是礼仪上的违犯,就会招惹神的怒气,人们试图赎罪,牺牲作为赎罪的手段以降低神的愤怒。
与耶和华相竞争的地方神巴力,即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领土”所有者。耶和华与地方神巴力或者功能神巴力经常被视为同一,在和平繁荣的十七,巴力较为出风头;战争危急关头耶和华占优势。耶和华崇拜采纳了巴力崇拜的属性,尤其是崇拜的神像;耶和华的约柜,是显示出无神像的耶和华崇拜之本质的装置,可以用法术将神招请到里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是对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舒缓,资本主义等同于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可循环再生的利润。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原始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新教徒身上出现:劳动是天职、浪费时间可耻。资本主义制度壮大以后不再需要任何宗教的力量,但还是受到了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理性主义的发展的一部分,理性主义不止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各个部门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是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并应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与新教的职业概念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精神宣扬诚信、勤劳、积极;理性、合法地挣钱。新教徒具有奇特的适应性,他们大多担任经济生活中的管理职位,接受高等教育,是工商界、企业的中高管理型和技术性人员。
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世俗日常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世俗生活中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宗教改革并非废止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而是换一种更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方式控制——鼓励人们积极劳动,劳动是光荣的。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属于传统主义的、消极的、服从权柄、安于生活现状,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是自己适从的、由上帝所注定的是。加尔文主义提倡理性对待世俗生活,理性的职业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进步有一个积极影响。而新教徒的伦理观是预定论,伦理观的教义宣布个人的命运早就由上帝预先决定,不可更改。禁欲主义新教中,加尔文宗和虔信派的禁欲主义倾向都是源于预定论。认为恩宠是由上帝决定而非取决于个人价值,永恒得救是加尔文教最关心的问题。虔信派是由加尔文教分裂而来的,本质上是归正会对禁欲主义的强化。
加尔文教影响的广泛,禁欲主义渗入现实生活中,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一切文化领域里推行理性。人们的世俗生活理性、简单,严谨、理性,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要从少年培养。职业成为了上帝要求人为了神圣的荣耀而付出的汗水,不懈劳动成为一种宗教责任,拥有职业表明一个人因虔诚而获得上帝的恩宠,职业有用的衡量尺度是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少。“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与来世”原则,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是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的一种代表。以职业为基础的理性行动,是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产生的。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塑世俗世界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理想起,物质就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受任何事物的干扰。

宗教社会学
        宗教,听起来就富有神秘感,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教内礼仪、宗教伦理以及宗教禁忌等。关于宗教的起源问题,要从精灵信仰和超感官力量说起。宗教中贯穿始终的概念——卡利斯玛,它代表了某些人所具有的人格特质,至少这些特质的力量或品质为普通人做缺乏的。精灵信仰是人们认为在具有卡利斯玛资质的自然物、人工物、动物及人的“背后”隐藏者某种“存在者”,它要为前者的行为负责。精灵或灵魂可能”占有“某种类型的事物或者对象,对这些事物或者对象的行为及效力具有决定性的支配力量,这种观念即为”泛灵论“。超感官力量的出现,人们对于神祗的崇拜,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团体神的崇拜和地方神的崇拜。神祗要求信奉者采取排他性的”单神崇拜“时,就会助长宗教的地方主义,也会助长政治的地方主义。耶和华崇拜是典型的单神崇拜,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严格的、根本的”一神教“。
在宗教涉及了基本概念或是说范畴,包括祭司与巫师、神、教团、先知、救赎等。与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祭司所不同的是,祭司是具有特殊的知识、固定的叫说以及职业资质,;而巫师与先知是靠着从奇迹与启示所展现出来的个人天赋以发挥其影响力的。祭司与巫师同神祗与鬼怪之间的关系是:祭司都是以崇拜的方式影响神的执业人员,而巫师用巫术性的手段来强制“鬼怪”。祭司阶层是一个由特别选拔出来的人所构成的团体,其成员从事定期的祭司经营,持续地受到一定的规范、地点及时间的约束。神概念的出现,是人们觉得对人类有益的力量通常自然会被视为善的、高高在上的神,便会对其直接崇拜,自然界与社会界的秩序被认为是神祗的创造物,神祗会理所当然的保护他所创造的秩序不容侵犯。伦理之神就成为了道德与法律秩序的守护者。教团是为了经济、国库财政或其他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邻里团体,教团成为一个具有持续性共同行为的组织且能积极参与时,这时的教团具有宗教性先知是纯粹个人性卡利斯玛禀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神诫之命;先知主要只是个宣言神及其意志的工具,他们的预言是不图利的,包含着伦理型预言和模范型预言。救赎作为圣化的先决条件,本身意味着确定而持续地宗教救赎财这代表了神的恩宠确认,它意味着对生活态度有意识地持有一种持续性的、统一的立场。
在宗教伦理与禁忌方面,邻人伦理是宗教伦理的基础,要求人们要对侵害者正直的报复、对亲近的邻人有爱的协助,同胞间相互救助的义务源于邻人团体,宗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在加尔文教之下彻底摧毁了慈善的传统形式,乞讨被责难违反爱邻人的戒律,此战德行变成一种理性化的“经营”,宗教意义被消除,这使得宗教情况情况彻底的禁欲和理性化。伦理在职业中“有机的”职业伦理和“禁欲的”职业伦理形成了对比。
宗教在各个身份阶级之中,农民阶级的宗教性受到传统主义的影响,只有在受到奴隶化或者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贵族特别是军事贵族转变成了理性的宗教担纲者;市民阶级的宗教具有多样性,商人阶级愈是拥有特权社会地位,就愈少倾向开展一个彼世的宗教,他们对宗教大多抱有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职工阶层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个独具特色的职工的宗教,小市民阶层较易于倾向一个理性的宗教;知识阶层对于宗教的影响最为明显,在最初,祭司阶层即知识主义是最主要的担纲者,知识性格对于宗教的影响由与祭司阶层对抗的是那个阶级以及他本身的权力地位而定。

法律社会学
        韦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探析法律的社会根源,以社会行动作为基本单位对法律与社会进行研究分析。他首先从我们熟知的公法和私法、刑法和民法开始。社会学中的公法是约制国家机构相关行动的总体行动,私法的约制与国家机构本身无关,而不过是受国家机构所规制的行动的总体规范。公法层面的国家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法创制即立法、法发现即司法以及国家机构的活动中扣除这两部分后的其他部分即我们所说的“统治”。“统治”其中包含法律规范、主观权利。它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尊重和实现现行的法律,个人及其利益是客体。与管理相关的行政之原始担纲者是家内支配。刑法的原始源泉之一是“巫术信仰”,现今的“刑法”是为维护公家利益,而对违反客观规范者求偿,由国家机构的机关对嫌犯科以刑法。
经济因素在法律理性化的形成过程中影响重大,韦伯把法律解释为经济的直接产物,这一点是让人怀疑的。契约作为法律的雏形,是由市场结合体关系和货币利用的急剧增长的结果。韦伯否认了经济因素对于法律的一般决定性因素,但是他认为经济力量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的特殊方面起了特殊作用,法律构成了社会实在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
韦伯的所认为的法律是理性化的,思维的理性化、形式的理性化、实质性的理性。法律思维发展的类型分为了经验的法教育和理性的法教育,经验的法教育是由律师训练;而理性的法教育是大学教育,通过大学教育系统性的培育学生的理性化法律思维。君主和教权制支配者的支配机器愈是合理性,那么司法裁判在内容上、形式上便愈具合理的性格,实体法就愈体系化,进而表现为法的形式的理性化。而宗教法就是法律实质的理性化,在契约法领域,宗教法会在宗教性的义务形式被利用的情况下,基于形式的理由而介入,而诸如宣誓这种宗教性义务形式被利用的情况可能原来就是惯例。印度法混合着巫术性要素与理性要素,各职业团体和种姓拥有自行制定的法律;中国法的裁判非理性是家产制的结果,将巫术性泛灵论的种种义务限制在纯粹仪式性的领域里。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单线性的,并非任何的法律现象都是经济的直接反映,我们现如今应该更加的促进法律的理性化,让法律发挥好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将经济因素的干预影响降到最低。



肖万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月-7月
【书单】
韦伯
1、学术与政治
2、社会学基本概念
3、支配社会学
4、支配的类型,经济与历史
5、社会科学方法论

学术与政治
在《以学术为业》中,一直都在贯穿着对“科学存在意义”的探讨。在每一段中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又都没有很明确的正面回答。当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对具有着“统领性”地位的宗教信仰,精神寄托进行质疑的时候,人们就陷入了极度的价值混乱和彷徨。我们作为一个没有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地体会到宗教信仰对于西方人的重要性,宗教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他主张的是“价值中立”原则,这同实证主义异曲同工,也就是说,不论好坏,不过多评判,我们只看事实,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在韦伯看来,在学术道路上,志向以学术为业的人,都应该将权威和主义的魅力去除,一定要以理性的推理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来看待一件事情的对错。在韦伯的探索中,他试图从学术和政治中去寻找意义,但他又说,它们都是世俗的,找不到意义。无论是“概念工具”还是“理性实验”,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基督教,还是想回去。
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人能够以政治为业”。 为政治下了个定义,并提出了权利的内在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法制权威。认为“同经济的追求一样,政治既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但是这些把从政作为副业的临时性辅助性人,自然不能令君主满足。他必然会尽力网罗一批助手,完全彻底地服务于他,于是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主业。在《以政治为业的方式》中,他又提到了“为”政治生存和“靠”政治吃饭的人。为”政治生存的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不必耗费很多精力来获得丰厚收入的人,“富人在其整个生活取向中,总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立足点,即他对自己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切”,从而产生“食利者”。然而“靠”政治吃饭的人,就是纯粹的“食禄者”或领薪的“官吏”。韦伯在《职业政治家的来源》中,探讨了一些职业政治家的三个主要类型:僧侣阶层、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宫廷贵族、由小贵族和城市食利者组成的显贵阶层、法律学家。 韦伯也在演讲中提到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区别,和一些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看法。“所以和他们实在无法进行讨论,事实上,韦伯经常提到他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面谈,特别是那些在德国的俄国流亡人士,对他们,韦伯只有非常有限的信心,因为他们更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愿对政治活动所涵盖的各种问题进行反省。”韦伯的价值中立才做出了这样的的判断。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作为青年学生都需要韦伯所说的“使命的召唤”,不因为现实的艰难而气馁,自由的追求价值中立。
社会科学方法论
本书是选自《科学论文集》的三篇长文组成,它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它提供的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理想类型,理解,价值无涉的方法和原则。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多元论和客观性问题。
1、文化科学
韦伯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反对那种认为谁科学家不得不使用直觉方法的观点。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总称,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可能作为理论的条件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方法诸方面区别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独特性质。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包含价值和意义两个基本要素。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具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
2、文化意义和价值解释
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表示的是人与实在的一种关系。价值具有两重性:1、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丰富的世界。2、这个世界对每个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对这个世界取一种价值态度。
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价值关联。价值关联实际上就是价值判断,其作用是对具有独特性质的对象采取一种态度。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伯尔格将文化意义区分为心理的、逻辑的、目标方面的。文化意义依凭于实在,又是实在成为研究对象的前提。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文化意义不单包含了主观的原因因素,而且相当大的程度包含了客观理由,这取决于这个事件本身的特殊性质
价值分析回答了社会科学是如何具体形成的,价值分析凭借解释,使对象之中可能得精神内容成为人们的“情感”、“愿望”或“应当的观念”,而已经过价值分析的文化对象或因此而形成的历史个体在秉持特定的价值观年的人们看来,就是这类形式的体现。
3、理解
韦伯认为理解有两种样式,一个是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字的;一个是神入的,即对于他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神入的理解关键在于价值取向与信仰情绪,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中的同理心与此类似。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价值或终极目标;理解的目的在于领会人的行动的意义。理解的主观性完全取决于它所要领会的对象的私我性,因此具有两重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人的行动包含着动机和目标两个要素,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最具一般性,最缺乏文化意义的独特性,因而也最可理解。理解是为了了解精神活动赋予文化事件的意义,从而把握其特殊性。
4、理想类型
韦伯的理想图像即乌托邦,这种思想图像是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上,它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理想类型是用来描述文化事件的过程的,理想类型的功能是认识功能,通过比较和衡量达到实在认识的中介手段,但理想类型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特点。
5、价值无涉
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是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就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而不教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社会学基本概念
这本书起着导论的作用,韦伯以合乎目的的和可能更准确的表达方式,来表述社会学事实中的同一事物。
1、社会学和社会行为
对社会学概念界定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附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有意向的行为与单纯反应性的、无主观性意向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确定的界限,在人的心理生理活动中,有时根本就不存在具有意向的即可以理解的行为。要明确的理解一种行为,完整的“行为重现”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条件。明确的理解具有的特征或者是理性的,或者是可设身处地地领会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我们可以明确的理解和把握,但价值差距越大就越难领会。理解指的是:1、对一个人所具有的意向的即时理解,2、解释性的理解。
社会行为的指向可能是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预期未来将出现的行动。“他人”可能是单个人和熟人,也可能是数量不定的很多人和完全陌生的人。且并非任何的行为方式,甚至外向的行为,都是这里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不同于若干人相同的行为或受他人举动影响的行为。只有自己的行为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动为取向时,这一行为才具有社会性质。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是:1、目的的理性。即行为者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为指向,并同时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种可能得目的之间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然后据此而采取的行动。2、价值理性因素,3、情感因素。情感指向和价值理性指向这两类行为的区别在于后一行为的当事人有意识地强调行为的最终价值,并且有计划地、始终如一地以该价值为行为的指南。
2、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指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其中的“意向”,是在个别场合下,参与者实际持有的或者平均持有的经验性的意向,或者在构想“纯粹”模式里参与者持有的经验性意向。最低限度的社会关系是两个主体之间相互行为的关系;社会关系具有双向性,社会行为的客观“双向性”指的是,根据每个参与者的正常预期,他们各自的意向互相是“相应”的。社会关系持续的时间可能十分短暂,也可能很长;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能够改变,意向内容可以通过相互认可而成为协议。在一种社会关系中长期延续下来的意向内容,可以表述为“准则”。
3、社会行为类型
社会行为的类型为习惯和风俗。只要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内,社会行为的意向有规律地实际出现的机会,仅仅发生在实际的实践中,那么,这种机会便可称之为习惯。实际的实践建立在长期习惯的基础之上,这类习惯就称之为风俗。“时尚”是属于习惯范畴,所涉及的事物具有新颖性,而风俗是一种没有外在保障的规则,风俗得以稳定的基本原因是,只要大多数人的行为考虑了风俗的存在并参照了风俗,某一个人不按照风俗行事,他的行为就会“不适应”环境,他就必须承受大大小小的不快和损失。

支配社会学
第一章介绍了支配的结构及其功能形态
第二章可分为三个问题来讨论,即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和产生的影响。
一、官僚制支配的本质
在我看来,韦伯所称的官僚制支配指的是法制型支配在官僚制中的施展。官僚制支配的功能模式有以下特点:(1)部门有依据规则制定的明确的权限;(2)官僚制里存在明确的官职层级制和审级制;(3)职务运作是以文书档案和部门即一个个办公室的形式为基础的;(4)职务活动通常都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5)职务活动需要官吏全力投入;(6)业务的执行须遵照一般规则。官僚的职务被作为志业来看待,这意味着官僚需要接受明确规定的训练过程和特殊的职务忠诚义务。官僚在官僚制中的地位有以下特点:(1)官僚通常能享有一个卓越的身份的社会评价;(2)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不是由被支配者选举出来的;(3)官僚的地位通常是终身制的;(4)官僚通常可以得到以固定薪俸形式给予的货币报酬及年老退休金;(5)官僚有提升职位的期望。
二、官僚化的前提条件
1.货币经济与财政等前提条件
某种程度的货币经济发展,即使不是建立一个纯粹官僚制行政的基本前提,至少也是保持其不致变质的正常前提。根据历史的经验,缺少了货币经济的支撑,官僚制结构很难避免内在本质的变化,或者根本就转变成另一种结构。在实物配给的时代,官僚在经济上的地位类似于企业化的包税者。这意味着将官职纯经济的视为官僚私人的盈利泉源。这种组织被称为俸禄制官职组织。俸禄制官职组织会使得官僚制的机制松弛。货币经纪能为官僚制带来维持其运作的经常性收入,因此,具有成熟货币经济的国家的行政官僚化程度会更高。
2.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
大国家和大政党是典型的官僚化的样本。传统的大国的存在和文化的统一性,并不一定依赖于官僚制结构。这些大国往往呈现出不稳定的势力均衡状态。出现在中世纪的集权的近代国家之萌芽,经常是与官僚制机构的发展相结合的,其结局则为官僚制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粉碎了基本上奠基于不稳定之势力均衡状态的混合物。而且,官僚化的程度与国家的对外扩张之动力间,具有某种直接的关联性。大规模的近代国家在技术上极端依赖官僚制之基础。此外,所有真正的大政党也拥有与日俱增的官僚制性格。
3.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
行政事务内在的质的扩展是促成官僚化的更强的因素。在近代国家,由于文明之日益复杂所引起的对行政的需求,也促成了官僚制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日益增加的消费型财货之支配使用以及对形塑外在生活样式之日益洗练的技巧需要日渐扩大的官僚化;社会秩序的维持导致了对官僚化持续的需求;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有助于导向官僚化;近代特有的交通手段也成为官僚化的先导。
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
官僚制组织能有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其纯粹技术上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表现在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里达到最理想状态。官僚化提供了贯彻行政职务专业化(根据纯粹切事化的考量)之原则的最佳可能性。切事化的处理事务主要指的是根据可以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的处理问题,即秉持非人性化的原则。
5.行政手段的集中
官僚制结构的发展通常是伴随着物质经营手段之集中于支配者手中而进行的。韦伯首先以军队为例展示了物质经营手段集中会导致官僚化的发展。其他领域也和军队组织一样。官僚制国家将所有的行政费用都编入预算,并提供下级机构所需的、经常的经营手段,这些费用的使用也受到国家的节制。
6.社会差异的齐平化
官僚制组织之取得支配权力,通常是基于经济与社会差异之相对的齐平化。官僚制乃是近代大众民主制之必然的伴随物。这是因为官僚制特有的原则:基于抽象规则的支配权行使。大众民主制将行政之封建的、家产制的以及金权政治的特权一扫而空,因此不得不以支薪的职业劳动者来取代相沿成习的、兼职性的望族行政。国家行政本身的官僚化是伴随着民主制的发展而来的,而民主制又不免会与官僚制的趋势产生冲突。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官僚制组织之支配团体的、被支配团体的齐平化。
三、官僚支配制的影响
1.官僚制机构的永续性
官僚制一旦确立,就成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官僚制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在同样的情况里,结合体行动要优于共同体行动。只要行政管理已彻底官僚化之处,支配关系的形态实际上即无从摧毁。首先,个别的官僚无法脱离其所属的机构。其次,公共和私人经营的一切秩序都日益仰赖档案与官僚纪律。
最后,官僚制机构的非人格性使得其很容易变更效劳的对象,而自身结构不发生改变。
2.官僚化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官僚化的经济影响取决于掌握官僚制机构的实力所指示的方向。其结果经常是一种隐秘的金权政治的权力分配。官僚化的社会影响表现在确保小市民利益所在的传统的生计,甚至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从而限制了商人利得的机会。
3.官僚制的权力
首先韦伯强调官僚制度的不可或缺性并不能构成一个判断官僚制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发展成熟的官僚制拥有极大的权力,不同的支配者面对官僚体系时都会受制于官僚体系的专家身份和对消息的控制和保密措施。官僚希望面对一个资讯贫乏因而毫无力量可言的支配者,因为这种无知能符合官僚本身的利益。在向立宪制政府转变过程中,中央官僚的权力会集于一元制支配下的首长之下。君主和官僚有共同合作以对抗议会政党领袖的利益,但君主要对抗官僚却显得无力,不得不依靠议会的支持。
4.理性的官僚制支配结构的发展阶段
这一部分韦伯分别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展开。中央层面,依次出现的有:支配者身边常置的、合议性的备询与决议的团体;支配者主持的针对重要事件的由专家讨论和决议之后交付支配者决定的合议体;由专家综合而成的合议制机关;永续性的长老会议。地方层面,依次出现的有:城市团体中产生的望族支配的合议制参议会;经济社会上最有权力的阶层的人才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5.教养与教育的理性化
任何支配结构的官僚化都会极端强烈的促进理性的切事化以及职业人和专家的发展。其对于教育和教养的影响就是教养和教育的理性化。近代意义的专业考试并非官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在职训练和政党组织中的训练可以替代。只有近代完全成熟的官僚化才促使专业考试制度的持续发展。这一发展因为通过此种专业考试而获得的教育文凭所拥有的社会威信而得到强力的推动。传统支配类型之下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教养的人”而非“专家”,关于“文化人”类型与“专家”类型的斗争是官僚制和传统支配结构的明显区别。


肖万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5月-6.11
【书单】
涂尔干: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2.道德教育
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教育思想的演进(在读)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本书的写作背景是欧洲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社会急剧变迁,社会学在这种社会之中诞生,但其研究对象不确定,研究方法“不科学”。涂尔干认为至今的社会学家很少留意于概括和界定他们用以研究社会事实的方法。“观察事实所需采取的严谨态度,提出主要问题所应采取的方法,研究中所应掌握的方向,使研究取得成功所要进行的专门实验,以及进行论证时所遵守的准则等问题,尚有待于解决。”基础是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意味着“要遵循这么一个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持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不能通过哪怕是最认真的内省去发现。”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阐释了什么是社会事实,第二章论述了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第三章论述了区分社会事实是否为正常现象或者病态现象的准则,第四章论述了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第五章论述了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第六章讨论了社会学求证方法。
在第一章中,涂尔干指出了界定社会事实的必要性,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使用的“社会事实”这个术语很不准确,包含了社会中发生的几乎所有的现象,另一方面是界定社会事实有利于把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同生物学和心理学区分开来。他在其中提到了社会事实与有机体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区别在于:社会事实是由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而有机体现象是由表象和动作构成;心理现象则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特征和一般事实来界定,具有几个特殊性质:一是外在性,独立于个人意识;二是强制性,它对于个人意识产生或者容易产生强制作用;三是集体性,它为集体中的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因为社会事实是社会的,所以它是普遍的。社会事实的主要形式有团体的信仰、倾向、习俗这类,而社会潮流这一类也具有客观性,并对个人产生影响,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外部,不管我们每个人的意愿是怎样,都会受到感染。而对于社会事实这一术语,涂尔干将它界定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社会事实。”
在第二章中,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包含了四条准则,第一条是最基本的规则: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指出,那个时期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几乎都是概念而不是物。这个阶段中的科学只是形成一些通俗而实用的观念,而不是描述和解释事物,人们不是去观察、描述和比较事物,而只是满足于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这会造成用思想的分析去代替实在的科学分析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包括三条亚定理,第一条是:“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判。”第二条是:“只因取一组预先根据一些共同的外在特征而定义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把符合这个定义的全部现象收在同一研究之中。”是对于事实进行归类,我们在研究时,无法从一开始就抓住某一事物的所有现象,只能从某些特征开始,归纳比较研究,从而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的目的。第三条是:“当社会学家试图研究某一种类的社会事实时,他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
在第三章中,涂尔干认为我们需要把研究对象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另一种是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前者是正常现象,后者是病态现象。”社会现象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普遍形态,它常见于大部分的个体身上,另一种是特殊形态,它只存在于少数个体身上。涂尔干称前者为正常现象,后者为病态现象,要判断社会现象是不是正常的,除了要根据其是否具有普遍性,还要加入其他的标准,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还没有经历全部过程,其正常发展规律还无法被确认的情况下。为了区分一个事实的正常与否,涂尔干归纳了三条准则:“1.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的社会里时,对于出现在这个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2.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所研究的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相联系的,就可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3.当这个事实与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有关时,这种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涂尔干用他的准则成功的说明了犯罪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存在,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集体情感和道德意识无法达到一致,犯罪就会存在。
在第四章中,涂尔干对于最简单的社会的理解是:“应当把简单社会理解为其中没有比它自己还简单的社会的一切社会,它不仅现在只有一个环节,而且不带有以往曾经有过数个环节的任何痕迹。”他归纳了社会的分类准则:“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
第五章中,解释社会事实时不要混淆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功能,尤其是不要用事物的功能来解释它产生的原因。涂尔干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为了它所产生的有用结果而存在的,反而,任何现象必然先存在,我们才能够去考究它的功能。
第六章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只是确立现象的因果关系,即把一个现象与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或者相反,把一个原因与其所产生的有用结果联系起来。”要解释某一较为复杂的社会事实,只有观察它所在的社会中的全部发展过程才能做到。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这本书其实可以在乱伦禁忌与起源之前读,可更加深刻的理解仪式等问题。
本书主要就是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对此进行分析并作出解释。而所谓的已知的最原始的宗教,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在组织得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二是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有可能对它做出解释。
涂尔干对宗教做出了定义: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同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图腾只是一种符号,只是另外某种无形东西的有形表达。这种无形的东西就是氏族本身,氏族对个人有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力量源于人们尊崇对象具有的道德权利。
仪式态度包括三种:消极膜拜、积极膜拜和禳解膜拜。消极仪式就表现为各种禁忌,主要为了保证神圣和凡俗事物之间的区别。积极仪式是人们正面建立的、有利于和宗教力沟通的仪式,主要有祭祀、模仿仪式和表现仪式。消极膜拜的功能在于通过诸如禁食、守夜、静修、缄默等消极的方式使个人摆脱世俗世界的活动,逐步接近神圣世界,从而抛弃那些贬低其本性的卑贱琐碎的事物,以得到神圣化。消极膜拜起到的不仅是阻止行动的作用,它对于培养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也具有积极作用,积极仪式可以提升人们宗教的品质。
[ 此贴被肖万萍在2019-08-22 11:15重新编辑 ]
Posted: 2019-06-11 17:40 | [楼 主]
梁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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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很全面,一起加油!
Posted: 2019-06-11 21:24 | 1 楼
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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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很到位,希望继续保持状态,争取下个月更上一层楼,一起努力
Posted: 2019-06-11 21:38 | 2 楼
刘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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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可以,一起加油哦
Posted: 2019-06-11 22:26 | 3 楼
刘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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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特别好,很有条理性,读书很认真,向你学习
Posted: 2019-07-18 10:16 | 4 楼
杨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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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很细致呀,我们一起加油!
Posted: 2019-07-22 15:44 | 5 楼
赵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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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总结里又学习到了不少韦伯学术思想的重要概念,向你学习~
Posted: 2019-07-29 10:30 | 6 楼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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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也在读韦伯的书,会感觉按人物顺序读的话每个人物的好多重要的观点会在他不同的书里反复体现,等我新的读书报告出来咱们可以比对比对呀,对标找差,嘿嘿
吴楠
Posted: 2019-07-31 11:10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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