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讨论当下的中国环境与资源问题时,不妨回顾一下型塑“中国大历史”的一些重要的、刚性的约束条件——为什么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制度文明的两大 “文化基因”是西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i],而不是其他?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还有许多学者特别关注地理环境因素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制度文明的构成性影响?我想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很有可能是社会科学走向统一,或者说实现“重叠共识”的一个契机。

     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解读某种特定的法律文化现象时,可能会有更多的、更真切的收获!

        法国史学家谢和耐曾经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形成机理有过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文明显得似乎与一种发达的农业类型有关,而这种农业又几乎完全局限于平原与河谷地。在汉地或已被汉化的地区,大山从未被开发过,并且始终是另一类居民的领域。”当农业和牧业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结合起来之时,“东亚却是世界上在牧民界与耕农界之间作出明确分界的唯一地区”[ii]

     为什么有这种明确的分界?为什么要在牧民界与耕农界之间作出明确分界?我认为,准确解释并深刻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理解了这个问题,就理解了中国文明几千年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密码”,同时也就理解了当代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尤其是水资源问题之所以呈现严峻态势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这个问题人们似乎都明白:西北地区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保卫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就等于保卫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命线。但是,这仅仅是“似乎”。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简单的道理讲深讲透,要让全体中国人明白:如果没有西北水木,也就没有中原农耕,正是这种紧密的依存关系的存在,才使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下来。这尽管可能是一个黄仁宇式的“大历史”的解释,但是,却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中国的西北部与东南部的分界主要是以文内所讲的15英寸等雨线”为基准的。西北部大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及青藏高原等地区,东南部大致包括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区。四川盆地因其受惠于“西北水木”,可从某种意义上归入“东南”地区。“中原”的地域范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逐渐的变化,在春秋到汉朝时中原主要指黄土高原东部和华北平原中部,从唐朝开始中原的范围才扩张到整个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大部,到南宋时期中原的范围才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本文所谓的“中原”主要是指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全部处于“东南”地区,是典型的“西北水木”的受惠地域

     

    “水往低处流”

     

    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到西藏自治区聂拉木之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以这个传播带为分界,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能给出诸多视角的解释,地理学的因素便是一个有力的解释路径。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Google提供的中国地形图,我们发现在这个分界线两边,即西北地势较高,而东南地势较低,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结构;西北部呈黄褐色,似乎没有植被覆盖,东南部绿意尚存。是地理和气候因素造成了西北和东南文化的差异。

    不仅仅是造成了文化方面的地域差异,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地形的显著的梯度结构,使得在西北地区涵养的水资源不断地流向东南地区,灌溉了东南地区的千里田野,造就了无数的“鱼米之乡”。 仔细观察中国主要江河的纵剖面图,就可以看出,中国长江、黄河、永定河和渭河的纵剖面基本上呈下凹型和阶梯型。这些河流基本上都是发源于高海拨的西北地区,然后便是源源不断地流向低海拨的东南地区。

    再仔细观察“中国北纬32度地形剖面图”,可以看到,图中所示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第二级阶梯是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是长江中下游平原。青藏高原因为地势高而成为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区,但东南部地区因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呈现亚热带景观。因此,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面对着南湿北干、西高东低的现实环境,这都使我们更多地将方位或方位感融人我们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中。

      正因为中国地形在西北和东南之间具有这种显著的梯度结构,于是便形成了“15英寸等雨线”。 美籍华人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写道,“15英寸等雨线”是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原本部分隔。在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线之西及北则“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iii] 

    由此可见,在“15英寸等雨线”的刚性制约及其所提供的自然禀赋差异极大的情况下,便自然地形成了“中国人口线”。说是在中国版图的黑龙江的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以西地区面积占国土的57%,人口占全国的6%;这条线以东地区占面积国土43%,人口占全国的94%胡焕庸教授(19011998,江苏宜兴人,原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新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1935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提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今试自黑龙江的瑗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的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当时国土包括外蒙),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很明显,瑗珲(今黑河市爱辉区)——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西北地区客观上需要,或者说应该“地广人稀”。原因就在于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甚至全国的生态阀,是水源涵养地,加之生态环境本身就极为脆弱,因此,在这里,无法承载过量的人口,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农耕。也就是说,如果西北地区不保持或不能保持其“西北水木”的地位,那么,和谐的“中原中耕”也就难以保证。目前,西北地区造成的黄河断流、悬河与泥沙、沙尘暴、下游洪水、污染转移、三江源区重要地位都是其生态阀作用的表现。

    西北是我国降水最为缺乏的地区。除了陕西南部以外,在西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降水相当稀少而蒸发又相当巨大的区域。绝大部分沙漠化地区的降水量都在200毫米以下,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4000毫米,降水的多少必然影响到径流的多少,尽管有雪山溶水补给,但是西北各省的地表水资源实在匾乏。19561978年长达20余年的统计显示,这一期间全国的平均年径流量为28126亿立方米,其中,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年平均径流量分别为507亿立方米、442亿立方米、274亿立方米、626亿立方米、ro亿立方米、883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1.8%1.57%0.97%2.23%0.04%3.14%。西北六省区以占全国50%的土地只拥有占全国9.75%的径流量。由于极度干早,西北地区不乏沙漠。目前我国有8大沙漠和4大沙地,基本都在西北地区[iv]

    雪上加霜的状况还在继续呈现。事实上,由于盲目扩大耕地面积、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过度放牧和滥采滥挖都使得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加之人口的增加导致的环境承载量的加重,近年来,在西北地区,除陕西南部以外,西北各地的森林覆盖皆与土地面积相比不成比例。各种相关的资料都显示这一点。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15%左右,但是青海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35%,新疆为0.79%,甘肃为4.33%,宁夏为8%左右,内蒙古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水土流失地区,是否拥有植被影响到水土流失的数量。据有关方面的实验结果,坡耕地的产沙量是天然荒坡的5倍,草地的50倍,灌木林地的66倍,乔木林地的100倍,然而在黄土高原地区的耕地构成中,坡耕地占65%,其中大于15度的坡耕地占1/3,大于25度的坡耕地占10%[v]

    “西北水木”的历史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生态补偿”?

     

    “西北水木”与“中原农耕”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答案就是:在西北地区主要实行“游牧”,而不宜实行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几乎可以说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情结”。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些地方曾经流传着成吉思汗的一句告诫:“有一天我的子嗣们放弃了自在的游牧生活,而住进用污泥造成的房屋,那就是蒙古人的末日了。”实际上,西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游牧文化”乃是与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相互调适的产物。如前所述,西北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都与考古学上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和黄仁宇先生所讲的“15英寸等雨线”暨长城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大致符合 。这条文化景观上的农牧交错地带,恰恰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带,生态结构非常脆弱,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脆弱性。

    15英寸等雨线所促成的中国西北与东南的这一分界线具有多重意涵:首先,正如前述,它是一条人口地理的分界线。由东北至西南,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作一直线,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东南部地少人密,西北部地广人稀;其次,它是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它基本上和我国400毫米15.748英寸)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地理、气候迥异,所以它不仅是我国人口民族地理分界线,也是我国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还有说这是我国的一条自然生态脆弱线;再次,它是历史地理分界线。从历史上看,这条线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还是中国历史地理分界线。长城——这条华夏文化的“国防线”大部分也与之重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条线的周边,可以清晰寻找中国的疆域、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何从中原地带,一点点拓展到西部与北部的踪迹。

    黄仁宇认为,是15英寸等雨线促成了农业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从历史角度看,塞内、塞外不断激荡、外族间断入侵、征战、融合,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解释:历史上的西北游牧民族以其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中原农耕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以“游牧”的方式保持了西北地区脆弱的植被,涵养了“三江源”等资源,从而使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受惠于来自西北地区的“母亲河”的恩泽。如果,一方面,中原地区的中央政府无视西北游牧民族的这种“贡献”,另一方面,当西北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强进而威胁其生存时,西北游牧民族就会“大举南下”,“入侵中原”。这样就发生了黄仁宇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之间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西北游牧民族也就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尽管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学理论来说,这是西北游牧民族以特有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但至少我们不能从道德上对这种历史上的“周期率”作简单化的褒贬。

    根据制度经济的外部性理论,历史上,西北游牧民族的“游牧”的方式乃是一种“正外部性”行为。所谓正外部性是指损已利他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相当值得鼓励的,但经济学的研究和论证认为,不仅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正外部性也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正外部性的存在不可能对行为人形成长久的、强大的激励,它往往导致行为动力不足;对受益者而言,由于该利益是免费享受的,往往不会予以珍惜而会过度利用或滥用该利益。这种现象在法理学上可视为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由于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的绝对值是相等的,当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现象出现时,就意味着有些人过多地承担了义务而少享受了权利,从而会产生出一部分剩余权利,而这部分剩余权利就会被另一些人无偿占有而滥加使用。这可以说是道义行为的一种社会负面效应。同时,一个人给予对方恩惠后,对方能否回报,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良心和道德自觉,因而等待回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因而道义行为对任何人都没有长久的激励效应。

    从理论上讲,对正外部性问题的克服,由于存在着信息障碍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通过私力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政府应该用公力途径来加以解决,公力解决的方式主要是运用财政资金对涉及利益的农牧民加以补偿。但是,历史上的中央政府有过这样的“生态补偿”吗?有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财政转移支付”吗?也许,这是一个不妥当的提问。但是,某种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平衡”机制可能是存在的,其形式可能就是如黄仁宇所说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塞内、塞外不断激荡、外族间断入侵、征战、融合,进而在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形成一种博弈均衡。

    问题是,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博弈均衡,是通过政治力量的较量来实现的。从理论上讲,我们今天肯定不能效法这种历史上的作法,理想的作法是在法理的层面来实现这种利益平衡,也就是说,要建立起真正的旨在实现区际公平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目前东西部省份之间的财政不平衡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现实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政治考量仍然非常明显,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的要价能力(与中央政治局中的席位这一“虚变数”具有重要的关联)。有趣的现象便是,在分配财政转移支付时,中央政府似乎给予最容易受到民族分裂影响的省份,如藏族人和穆斯林居住的地区(西藏、新疆、青海和宁夏)以绝对优先权。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几乎不生事端的省份,如广西和贵州,在北京考虑财政转移支付时就没有那么受重视。“因此,分配有限财政转移支付的绝对优先权就落在安抚民族和宗教团体上面,尽管伴随着使汉族人口为主的穷省倍受打击的风险。在此意义上,财政转移支付确实成了国家统一付出的代价。国家统一需要代价,但是在中国决策者看来,这个代价是值得的。”[①]

    这说明,中国财政改革中的政治逻辑在事实上优位于法理逻辑。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建立真正有效的、以公正为价值本位的“生态补偿”及其相应的财政平衡政策,以确保“西北水木”的地位,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具有一种超常规的思路,要以超常的智识和勇气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宣传式的口号!

     也许,周民良教授话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假如将东南与西北看做中国的前门与后门的话,可以说,打开东南对外开放前门是发展,是扩大增长空间、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扩张性发展;关紧西北风沙水土后门也是发展,是事关扩大生存空间、改善国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两方面发展对中国都是缺一不可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财政可以通过税收等形式为国家做贡献,并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支持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只有更多地关注环境建设,并将环境建设放在西北发展的重要地位,才能支持东南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使其他地区的发展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②]

     

    注释:



    []王绍光:《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周民良:《制造东南与水木西北》,《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83期。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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