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后的20年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 的协奏下,我国开始了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的政治整合过程。它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 构;通过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反向化”控制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但内耗了社会力量,也退化了其整合能力。这种高 强度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政治整合 阶级斗争 群众运动 社会流动
政治整合就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 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 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乐观的态度,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协奏下,快字当头的“左”倾路线迅速取代了积极稳妥的建设思路,由于领导集团对形势的误判,新中 国初期小范围内萌动的良性整合框架被重新祭起的“阶级斗争”法宝所破坏了,中国开始步入到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曲折阶段。
一、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浪 漫前奏与社会铺垫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 遍规律”,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新中国开始着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受到波匈事件和中苏 关系破裂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对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要求,“赶英超美”和“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迅速膨胀,在一个高强度整合的社会肌体内部,领导人浪漫主义 的勾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更大限度地收缩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延续长达20年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奏无疑为运动式整合的到来埋下了铺 垫。
1.中苏关系变化加剧了国内建设“急于求成”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苏之间开始产生政治上的分歧,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着手开始对此进行“反思”。用毛泽东的话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 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自1958年起,中国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但是这种“反思”并没有对苏联 模式和制度做出根本性的认识,反而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浪漫主义倾向。
1960年开始,中苏关系进入全面恶化时期,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济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 建设造成严重困难。此后两党两国的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并且逐渐走向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不但震动了国际局势,而且深刻影响了我国国内的 时局。“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思想开始在国内泛起。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下,发誓“以后决不向魔鬼借钱 ” 的中国领导人,在布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急剧“左”倾,激进主义开始膨胀,危害十分严重。
2.“三面红旗”指导思想取 代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三面红旗”是1958年到1978年间影响中国最深远的政治术语,其内容包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们分别在1958年陆续登上中国历史舞 台,拉开了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总序幕。
总路线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 主席讲到“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还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冒进”的路线。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 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人民日报的社论更清晰地界定了总路线的核心,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可见,快字当头、用超乎想象的高速度来实现社会主义蓝图是总路线的根本特征。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力图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动 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浮夸的农业大跃进,“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 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 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 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 实现了人民公社化。[5](pp.728-750)
50年代末,“三面红旗”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 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
3.政治整合主体之间的团结局面受到挑战出现分歧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协 商会议的框架内,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整合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整合的核心主体,民主党派也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一定的整合作用。维护执政党 内部的共识与团结、促进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是坚定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本保证。应该讲,1949年到1956年间,执政党内部以及与 民主党派之间保持了基本的团结,因而也就在维护革命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问题,党内 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党内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党内的分歧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问题扩展到 “意识形态”问题,“党员从相对有纪律、有生气的情况演变成意气沮丧、半信半疑的状况” [3](p.315)。
与此同时,新中国初期中共与民主党派精英结盟形成的良性整 合框架,也因为对国内矛盾认识的变化遭到了破坏。1957年在引入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后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言论超过了帮共产党整风的边 界,出现了一些攻击根本制度的言论,使“阶级斗争”再次成为焦点,特别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民主党派开始逐渐从行政权力核心退出,到了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国务院39位部长、主任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只有11人,比上一届下降了8.9个百分点。此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虽然保 持着,但政治参与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二者的结盟关系遭到削弱。
二、“群众运动”与“阶 级斗争”统领下的政治整合过程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条。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 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完成革命任务的最有力武器。据统计,在文革结束前近30年时间里,前后共发生大大小小的运动约68次;“阶级斗争”在反右扩大化的过程中重新成为社 会政治生活的重心之一。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此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国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 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这样,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统领了这个时期政治整合的全过程。
1.“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 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就是“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将人民公社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在 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追求“人民公社规模要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一大二公”体制成为处理农村政治社会关系的最重要路线。1958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极短的一个月时间,重 新改组为“人民公社”。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标准,按照家庭人口 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实行集体生产劳动,农业生 产的单干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在城市,国家通过单位控制工人工资、福利、人事档案、粮票等,国家权力渗透到了工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政权通过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小商品流 通等领域全面控制,实现了高度的政治整合,在阶层分化的逻辑和现实之间楔入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2.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 “反向化”固化了阶层结构
1952年到1957年,我国陆续形成了阻断人口流动的屏障,关闭了自由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在此基础上,又于1958年确立了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 度,正式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农民与以“工分”为中心的重复劳动紧 密联系在一起。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制度框架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流动被“内部化”了。
除此之外,在农业减产、城市失业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了由行政 命令支配的“反城市化”运动。1958年,为了配合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大量劳动力被抽调来从 事采矿、挖煤、炼铁、炼钢、运输等工作。导致城镇人口激增,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为了缓解庞大的中国人口的吃粮问题,同时为 了敦促部分工人回乡加强农业生产,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要求三年内城镇人口必须减少2000万以上。1968年12月,为解决400多万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据统计,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国家通过“遣农返乡”、“控制城镇人口增 长”与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结合,通过运动的方式将阶层分化的过程“反向化”,这就大大地固化了阶层结构。
(三)持续的思想教育和 教条主义学习运动强化了“左”倾思想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境况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整合密切相关,在社会变革或大规模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 一定要经过更新或改造,才能承载起历史变革的内容。1958年之后的思想教育和学习运动,与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出现了“互强”的过程,将“左”的思想推到了极致。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广泛发动及灌输,群众关注阶级斗争的倾向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而转化为主流意识。”
群众运动过程中,工农和 集体的智慧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和威信则被贬抑。在这期间,估计有40-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3](p.63)“文化大革命”中,在极 “左”思潮的煽动下,广大知识分子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他们被扣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等帽子,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无条件地参 加各项运动、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而不需要任何独立性与自由精神。这种“极一化”整体思想状态不仅钳制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且禁锢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活 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将农村作为城市就业问题的“泄洪口”,还促使农村成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教育阵地。
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和革命运动,将社会变革的方向进一步整合到左倾主义路线上来。针对农村出现的 “退社”风潮、围绕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反思,从1957年8月到1960年,中央陆续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纠正“五风”运动;为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陆续发动了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左倾思想的工具。在不 同时期发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学大庆运动、解放军的练兵、创“四好连队”运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等等,都进一步强化了左倾思想。左倾教育运动,进一 步深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变革倾向。
三、结果与教训:过度的政治整合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框架的承受能力
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统领 下的政治整合,促使中国形成了“城乡二元”与“政社一体”为特征的刚性社会结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政治框架遭到严重冲击。
1.以权力为载体的政治整合 形成了刚性的社会结构
1958年后,中国家政权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资源和机会等要素的掌握一次比一次严密,最大程 度地限制了阶层分化的可能。城乡流动“反向化”、向上流动“标签化”、思想教育“左倾化”相结合,共同强力地维护着刚性的社会结构。
在户籍管理和福利制度共 同作用下,农村与城市二元化,农业发展服从于工业发展;在政治上,国家权力在各个领域对农村进行全面领导;在经济上城市通过“剪刀差”和“统购统销”政 策,向农村汲取了大量的资源;在行政上,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通,最终形成了城乡相对隔绝的两个世界,规定了“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民身份的半等级性 质”。这种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付出了昂贵的历史代价,遗留下了许多结构性矛盾。
在政治社会关系的调整上,政治权力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 组织措施急速扩张,通过“公社化”和“工业化”向城乡全面渗透,甚至直指家庭生活和内心世界,将社会控制政策推向极致。人民公社“集经济、文化、政治、军 事的功能为一体,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成为“基层政权的组织。”[8](p.515)农村地域、城市单位成为国家政权的附属品,任何动向都被掌握在国家政权的棋局中。政治 社会高度重合,形成了“政社一体”的结构,极大地压缩了社会发展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高度同质的刚性社会中,阶层分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身 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等国家权力的产物,还是充当了阶层差别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不同权力来源为基础的群体差异。
2.以运动为主线的政治整合 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发展
依靠群众运动和超前改造社会结构来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 情,极大地抑制了生产力。
1957~1966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一五”期间6.9%的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7%,也低于“一五”期间4.5%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由 “一五”期间的4.1%下降为1.2%,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 水平。“大跃进”之后被迫进行经济调整,降低工业生产增长率,工业增加值从1961年到1962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累计下降47%。[14](p.384) “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 国民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8%,低于前十四年8.2%的和后六年的8.9%,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 为7.1%, 低于前十四年的8.5和后六年的8.7%;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9%,低于前十四年的6.2%和后六年的7.5%。1967年和1968年,GDP出现负增长,其中以1967年为最小值,即-5.7%。
历史表明,政治冲突强烈冲击经济社会发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 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 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 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3.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整 合强烈冲击了政治框架
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政治整合,严重冲击了政治框架的稳定性,超越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造成社会、政治、思想的混乱。这表现在:
国家政权受到严重冲击,在运动中,中央政权的很多权力被下 放到地方,由地方领导掌握,“很多经常工作,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的经常工作,被不断的运动和‘分片包干’的方法挤掉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 级政权纷纷遭到造反派夺权,被“革命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集人大、政府权力于一身而存在,改变了政治体制的组织形式,导致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 严重倒退。全党和全国的“主 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挫折”。
运动冲击一切,成为危害社会政治稳定、 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罪魁祸首[3] (p.375)。使中国政治生活带上前进和后退、政治紧张和松弛的 振荡特性”,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各种帽子满天飞,人们相互进行残酷地检举揭发、批判,制造了无数的隔阂与对立,“把社会割裂开来,使人 际关系趋于疏远和对抗”。文 革结束后在很大一部分人中出现理想信念迷失,社会主导价值受到侵蚀,终极价值选择迷茫,道德失衡,文化权威失落、对政府离心力的增长等等现象,绝不是偶然 的,都与这种运动体制有关。在不正常的政治秩序内,政府对国民的号召力、感召力会日益削弱,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势必在民众间大打折扣。
四、小结与评价
1958-1978长达二十年的政治整合,其本质是“以阶级斗争为 纲”、以群众运动为主线、国家权力唱“独角戏”的整合过程,最终形成了高度刚性的社会结构。政治社会高度重合,城乡二元体制正式确立。期间,意识形态教条 化并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不但打破了社会政治正常秩序,还通过过度的群众参与促使整个社会泛政治化,大大冲击了社会稳定。
其教训在于,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生产资源的全面控制,将大量的人口强制性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来,却没有在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上下工夫;国家权力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排斥兴地充当了阶层差别(实质上是城乡差别、单位差别和身份差别)的唯一中 介,大大压缩了社会活动空间,抑制了社会经济发展;大规模、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不但内耗了社会力量,也超越了群众参与的秩序范围和政权所能维持的秩序。
总体而言,这种过度的政治整合,超越了生产体系所能支撑的限度、也超越了政治框架所能承受的限 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得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长期的徘徊过程。显然,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良性的政治整合框架,它只能 依靠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国家的良性引导,而不能诉诸容易打破常态的、过激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