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黄河三角洲的费老
上海社会科学院 马驰
生平与著述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 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45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99年11月,费孝通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
前瞻性“上书紫光阁”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早在1961年4月,华北石油勘探处就在东营村附近打成第一口勘探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已经开了引领改革开放的先河,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却相对落后,1988年,地处黄河最下游的东营,作为一个地级市,产值还不如江南一个经济发达的县,人均收入仅是江南的一半。东营这个小政府如何引领胜利油田这样的大企业,是当地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她的母亲,我们唱了许多歌嘛!可是黄河三角洲,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相比较是很落后的,经济上的差距相当大。”
针对一个能源生产基地,费孝通与钱伟长等殷切嘱托当地政府,一定要在石油开采完之前,打下该地区长远发展的基础,转变单一开采、有油无厂,有河无航,有海无港的被动局面。他们还以洛杉矶和巴库为例指出,这两个城市都是以石油起家的,但洛杉矶在开采石油的同时大力发展替代产业,如发展飞机制造业、娱乐业,最终使其生产方式成功转型,起到了经济发展推进器的作用;而巴库当年石油产量占全苏联70%,但由于不注意发展替代产业,城市经济没能转型,最终使其成了一座死城。为此,我们要“借鉴洛杉矶的做法,制定一个地方经济和石油开采互相支持的模式,在采油基础上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工业,这样就能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关系,在石油资源开采完的时候,这里已经建成一个工业、科技、教育、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城市了。”在发展方式上,
会后,民盟中央对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做了认真研究,最终由费孝通、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提出了这一地区发展近期可行的五点建议,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上书紫光阁”。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认可,从那时起,黄河三角洲的开发进入了国家战略的大视野。
实践不断验证学者理想
经过近20年的努力,如今黄河三角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营市已经拥有了独特的原生态湿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批准的黄河三角洲地质公园。东营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生态建设。从2007年开始,全市探索实施林网、水网、路网于一体的“三网”绿化工程,规划五年投入22亿元,造林160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25%以上。完成绿化总面积33万亩,植树3525万株,初步构建起了“三网”绿化工程的主体框架。日前,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国家现代林业建设示范市。
同时,东营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围绕培育石化、盐化、造纸和海水利用等8个循环经济产业链,已建成投产项目11个,全市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到0.728吨标准煤,节能水平居全国前列。加强环境整治与污染治理,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8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7万吨,处理标准达到1级B以上;中心城垃圾处理厂建成投用,垃圾发电项目近期开工建设。近几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实现了控制目标。近年来,东营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东营经济开发区被评为全省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园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在开发建设进入大规模推进的关键阶段,东营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发展潜力,确定将东营港——广利港之间1200多平方公里的临海区域,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的集中突破区,集中规划布局临港产业区、生态旅游区、生态高效农业区、高端产业区,建设黄河水城,构筑“四区一城”的主体产业格局,为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提供强力支撑。临港产业区规划控制面积232平方公里,依托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实行港区城联动,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和盐化工、电力能源、现代物流,配套发展关联产业,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高效生态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能源供给基地。同步推进港城建设,建设一座现代化滨海新城。目前,已与中海油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由其重组地方炼化企业,收购经营东营港,投资建设中海油工业园、原油储备基地、成品油仓储和物流园区。在东营的高端产业区,依托东营经济开发区和胜利工业园,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石油装备、新材料、有色金属等六大高端产业,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建成黄河三角洲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承载区。近几年共引进过亿元的项目34个,总投资294亿元。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依托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突出“黄河入海、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原生态特色,打造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目前,生态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
黄河三角洲本来地处渤海湾和莱州湾的“湾底”、沿海的“交通末梢”。近年来,这一地区的交通得到了高速发展。威乌高速公路、黄大铁路和德龙烟铁路的建成,使东营有了到天津、北京的快速通道。国家重点工程黄大铁路跨黄河特大桥在利津县北宋镇奠基,标志着国家又一条煤运下海通道正式开工建设。黄大铁路的建设,将完善华北、华东地区陆海联运的交通网,大量煤炭可通过这条运输通道进入华东地区,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华东地区能源需求的紧张局面。东营港和广利港是黄河三角洲重要的入海通道。东营机场目前也已在改扩建,由
这一切的发展似乎都在不断验证着当年
一生研究的五大战略性课题
一是他在1983年提出来的“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勃兴带动下的小城镇发展,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差不多30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已经从“离土不离乡”到现在的“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赚钱是找副业,像钟摆一样在城乡之间转换,老了还会重新回归故里当农民;当农民工进入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开始出现既不甘心回村,也留不了大城市的困境,他们往往会选择县城和乡镇一类的小城镇,作为自己回乡创业和生活的地方。在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已经超饱和的情况下,下一步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点还应转回小城镇。重新研究小城镇大问题,应当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二是费老在1984年就开始了“边区开发”研究,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构想。现在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最快、政策最宽松、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候,反而西藏、新疆连续出现了恶性事件,不能不反思只靠物质支持、投资拉动、交钥匙工程,路子是否走得偏小了一些?今天重读
三是
四是颇受大家重视的文化自觉问题。
五是知识分子定位和责任问题。费老在上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曾经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为发挥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奔走,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沉默20年。改革开放初期费老一被”解放”,就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而鼓与呼。费老学贯东西却扎根乡土,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一生为强国富民“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公”知识分子等都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