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梅
《山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摘要:1949至1978年间,中国农村经受了革命狂潮的洗礼,传统文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作为传统文化核心和基础的村落家族文化受到冲击,农村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受到影响,形成了呈双层特色的乡村文化。这种变迁动摇了在中国农村存在数千年的文化根基,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传统文化观念;变迁;山东省
长期以来,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尽管农村受到辛亥革命等历次革命运动冲击,但狂波微澜中却充分显示了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强大与坚韧。1949至1978年间,革命狂潮席卷中国农村,多年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革命文化的冲击,但革命热潮退去后,革命场面文化的作用日益削弱,文化的传统层面重又显示出其强有力的影响。本文以1949至1978年间的山东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此期间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过程作分析探讨,以求为今天的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思考。
一、农村传统文化观念受到冲击
1.传统文化的核心:村落家族文化受到冲击
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单位,村落家族文化也从古至今在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村落家族文化作为远古形成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向社会方方面面放射它的核心精神,使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无不受到村落家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驱动º
村落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必然是转型中的一个抵触力量。王沪宁在5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6一书中分析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形成原因后,又对解放后四次政治大潮对村落与家庭关系的冲击作了梳理,其中前三次都是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严重削弱。第一次是土地改革,建立了超家族体制的组织原则,阶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家族意识的削弱,血缘家族权威向行政权威转变。第二次是合作化运动(1951-1958),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绝大部分农民组织在跨家庭的集体组织之中,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第三次是人民公社时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村落社会体制与国家权力相衔接,家庭功能被大大削弱,原有的家族权威被改变。这是对村落家族文化的最大一次冲击,但社区生活的固定性仍潜在地成为培养血亲关系的基地。第四次是1978年农村改革到现在,村落家族文化复苏,农户家庭的生产性功能重新处于决定性地位。尽管1978年农村改革以后到现在,村落家族文化复苏,但此时的村落家族文化的内涵与建国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故暂且一笔带过。
1949至1978年间三次政治大潮对农村的冲击,使家庭这个生产组织被弱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异。反映到文化层面,土改和合作化使农村家族意识被削弱,人民公社体制控制下的农村家族权威遭削弱。在我所走访的村庄中,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期间,打破原有宗族、血缘界限,根据个人情感组建互助组、初级社的现象较常见。这使原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遭瓦解。人民公社时期,世俗化的政治权力触及到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受到进一步限制,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础的家族权威遭削弱。另外,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农村,其间各种左的思想和做法从形式上强有力地冲击了村落家族文化。破四旧运动中,大批祖宗牌位、家谱被烧,许多祖坟被掘,家族权威遭严峻挑战。以阶级斗争为纲使许多家庭成员也被划在不同的派系,彼此展开辩论,兄弟甚至反目成仇。我在山东曹县黄村收集到许多反映这种状况的资料。朱红玉和刘玉兰都是黄村媳妇,刘玉兰的公公是朱红玉公公的亲叔叔,在家族关系中比较亲近。因刘玉兰公公是地主,且已去世,故刘玉兰和婆婆、丈夫遭到批斗。为显示对地主的仇恨,朱红玉不仅积极上台发言,对刘玉兰拳打脚踢,甚至给刘玉兰的婆婆糊了个大高帽。李金钟与黄玉林是表兄弟,分属不同帮派,李金钟在辩论中落了下风,心怀不满,就在黄玉林的新婚之夜砸烂了他的窗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负面作用是主要的,但它也强有力地打破了血缘关系,压制了依据血亲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
这一段时期,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政治冲击。这种政治大潮的冲击使在中国
延续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观念遭遇重创,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发生了动摇,这对建立一个以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为基本原则的现代社会是有利的。
2.农村原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发展经济及实现工业化战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农村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后来兴盛起来的革命场面文化的威力也不断增强,这都对农民原来的社会心理和思想价值观念及社会习俗等形成冲击。
(1)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土改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农村社会购买力显著提高。下面以对山东文登河南乡的一个调查为例,对此加以说明。河南乡农副业总收入(连同上期结余)如以1949年为100,1951年为180.4,1952年则为232。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文化卫生、修建等项开支,如以1949年为100,1951年则为229.2,1952年为320。1952年全年购置用具为4亿零9244万元,每户农民平均134万元,每个农民平均30万元。末期结余如以1949年为100,1951年则为264.5,1952年为347,比1951年同期增加41%。1953年上半年除粮食开支外,每户农民平均还有83万元的购买力,如再加上1953年上半年副业收入,必将大大超过1952年平均数。
以上调查数据说明,农村经济得到较大程度恢复和发展。此时农民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据一个受访者回忆:土改后,分了地,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经济恢复也很快。1952年我已经记事了,那年我家的粮囤、花生囤都装得满满的,占据了半间屋。日子好过了,村里中断好多年的跑竹马.活动在1953年春节又开始了。当时场面很盛大,高高的彩旗到处飞扬,新买的戏服穿在跑马人身上,又喜庆又精神,那场景我现在都还记得。
伴随生产的发展,过去不合理的家庭关系及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旧时媳妇甚至小孩子,婆家都不给衣服穿,生活上受虐待,因此往往引起婆媳姑嫂间不和睦。土改后,农业发展和民主政策的落实,使农村不合理的家庭关系及思想观念产生了根本改变,家庭民主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下面以文登河南乡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该乡林均谦家,旧时老辈规矩一年只给媳妇二斤棉花,而不管媳妇的儿女的穿着。媳妇的任务也就是推磨、做饭、坐炕头,连猪也不喂。从1950年开始老规矩发生了改变,1952年林家给媳妇做了三套新衣服,一双力士鞋,赶山还给一万元钱,此外,日用品根据需要添置。媳妇、儿子、闺女一起参加了互助组,生产在一起,吃饭在一块,生活互尊互让,劳动争先恐后。林均谦说,社会民主了,老规矩变了,婆媳姑嫂也和睦了。河南乡的男女农民在家庭生活、政治生活提高的基础上,也提高了对文化学习的要求,全乡90%以上学龄儿童都入学就读,1952年入冬后82%的适龄青壮年进冬学。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使人们旧有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吸取一些新的价值观念。这从解放前后流传的几句歌谣就能反映出来。小脚的,嫁秀才,想吃烙馍卷肉来,大脚的,嫁瞎子,想吃烙馍扛褡子。0这首歌谣反映解放前,女性是男性附庸,裹双小脚或许能嫁个上等人,过好日子,若有一双大脚,便只能嫁穷人,去出苦力。大脚好大脚好,推着磨呼呼跑,还省草还省料,还省恶茬子(意指马、驴等在拉磨时拉在磨道里的粪便)垫磨道。
这首歌谣则反映解放后男女平等了,土改使农民分到土地,女人有双大脚,反而成为家庭主要劳力,为家庭创造更多财富。以上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生变化后,在农村引起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方面的新变化。
(2)革命场面文化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
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及后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政府开始用泛政治化方式对之进行控制,以使其按国家确定的方向去发展,为实现工业化提供资金、原料和巩固的后方。在此大背景下,革命文化以各种形式逐渐深入农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革命文化进入农村的力度愈发强大。
在农村设立文化阵地是/革命文化0进村主要方式之一。1964年1月,根据省委和团中央指示,山东农村开始大幅度地建立文化阵地。据1964年底统计,全省农村已有36055个团支部办起了俱乐部,占农村团支部总数的46.7%。
据典型调查,其中组织领导比较健全、内容比较丰富、活动比较经常、作用比较明显的约占35%。这种农村文化阵地的建立有其特殊使命,它一经建立,就紧密地配合阶级斗争,高举兴无灭资的大旗,广泛地组织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读书、读报等各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青年的革命化。另外,这些组织还根据农业生产和社员群众生活需要,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破除迷信和改变落后习俗的宣传,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及农村的移风易俗。不过后者是次要的,关键是前者。这从5共青团山东省委关于举办农村文化活动阵地的情况报告6对文化站兴办目的的强调中就可看出来,/有不少人,他们对于办俱乐部是为了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为了广泛团结青年,促进青年革命化这个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而认为只是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开展娱乐活动,热闹热闹。
除了办文化站,/革命文化0进村还有其他一些方式。一种是给农民表演/革命现代戏。山东省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组成340个小型演出队上山下乡,仅1965年上半年就为农民出演23377场,观众达2730万人次。1964年10月之后,山东农村戏曲舞台已全部上演革命现代戏。全省491个农村电影放映队,1965年上半年出勤率达97.74%,全省34160个农村放映点,1至6月份放映了10万零5132场,观众达1.36亿人次。与此同时,不少队还坚持/三队0(放映队、宣传队、辅导队)就地取材,积极创作快板、快书和其他演唱材料,宣传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等。
另外一种方式是安装广播喇叭,将中央思想传达给广大农民。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定时播放上级指示、新闻、革命歌曲的广播喇叭成了一道特有风景。如山东掖县西由公社,该公社建立转播站后,全社80%以上家庭安装了广播喇叭。由上可以看出,革命文化以各种形式被输送进农村,使人们接受思想教育,摒弃原有传统观念。文革期间,革命文化以更激烈方式冲击农村。文革开始后,各类学校陆续成立红卫兵组织,走上社会,破除四旧,焚烧族谱、主牌,捣毁房屋上脊兽、匾额等。后来,农村各大队普遍办起政治夜校,除学习毛主席语录及有关文件、社论外,也搞一些大批判0和文娱宣传。此时占领农村的革命文化尽管也并非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它对真正的文化或优秀文化遗产破坏极大,但它对农村固有的那些传统的,尤其是阻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根基,起到了冲击和动摇作用。
二、呈双层特色的乡村文化的形成
建国后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政府营造出一种带强制力的文化氛围,输入带革命色彩的文化。输入的文化因其与传统的契合而有可能进入村落中,但因其与传统的差异又形成了乡村文化的两面性。带革命色彩的意识形态可被看作场面上文化,传统文化则为场面下文化。两种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冲突构成建国后乡村文化的整体,即极富特色的乡村双层文化。
1.热烈的革命场面文化
综观这种革命文化的演化历程可发现,大公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时期是革命空气最浓烈、场面文化最强有力时期。农村革命无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革命通过七斗八斗0清除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纯洁农村阶级队伍,以便使人民公社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可靠的革命干部手中;另一方面,革命通过大学习、大批判肃清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改造传统农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早在四清0运动初期,农村就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斗私批修0相结合。批判修正主义,既为了推进农村革命,同时也为了树立新的行为准则,斗掉私心,才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培养一代新型农民。当时,农村流传着一些批判私心的语言,例如:脑子里面有私心,毛主席著作学不进;脑子里面有私心,阶级敌人认不清;脑子里面有私心,革命工作不起劲;脑子里面有私心,政策法令不在心;脑子里面有私心,遇到困难不敢顶;脑子里面有私心,名誉地位都要争。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形成一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强制性政治空气。那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人们马上反复学习领会,然后按毛主席最新指示调整自己的行为。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到1968年完全宗教化了,毛泽东从人变成了神,变成了农民顶礼膜拜的对象,忠于活动一阵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乡村。习惯顺潮流而动的农民用各种方式向毛主席表忠心、献忠心。有的村民甚至把毛主席石膏像供在灶台上,就如过去供奉灶神一样。如果说最初的学习运动注重改造农民思想,那么,忠于活动则意在创造一种最终替
代传统的、革命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细枝末节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新文化。这场以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将其宗教化作为主要标志,用革命方式将一种新文化取代原来传统文化的运动火一般燃遍中国大地,深受传统文化沁润的中国农村,被这种新的具有革命色彩的文化所包裹,并成为一种场面文化。当时,去地里集体上工前先背诵毛主席语录,田间休息集体学习老三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村民们,甚至连许多不识字的老农在一些场合也能非常流畅地使用革命化的语言成为当时一大景观。山东曹县闫楼公社叶村有个姓许的老太,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因擅长背毛主席语录成了忆苦思甜报告团的主要成员,到处巡回做报告,成了当时的名人。
2.起隐形作用的传统文化
尽管具有革命色彩的场面文化对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形成一定冲击,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们仍然在暗处发挥着作用。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即便经过土改,没收了宗族制度赖以生存的族田,消灭了实体性的宗法组织和封建宗族制度,但残存在农民思想深处的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仍然发挥着作用。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是人们对其生活的共同体予以的高度认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家族乡土本位意识。这种极其深厚的社会意识,深深渗透于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广泛持久地影响着乡村生活。同时,由于家族的某些社会功能(如救济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加上宗族活动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农民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追求,故家族意识的存在及宗族残余势力的延续,不仅有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且有其发挥作用的群众心理基础和客观环境。正因如此,土改后的宗族残余势力并没完全退出农村日常生活,而是以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发挥着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还会活跃起来。我在山东单县韦洼村和山东曹县黄村做调查时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清明节、十月和除夕等去祭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建祠堂、续家谱等宗族活动。据20世纪60年代初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农村发现的情况,当时农村中修祠堂、续家谱的活动相当普遍。
婚姻是最能体现社会意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一种社会行为。解放前,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建国后,受新思想影响,婚礼仪式发生好多变化,但婚姻内容中仍有许多受传统因素影响的成分。我的访谈对象之一,1948年结婚的黄玉荣,结婚前从没见过自己的丈夫。若有人提亲,她父亲便去调查了解一下,看是否符合其要求。黄玉荣的丈夫为人寡言少语,但做事踏实勤快,恰符合她父亲的标准,这婚事就成了。黄玉荣的弟弟黄二奎是1962年结婚的,他在婚前曾和一个家有亲戚在黄村的姑娘相爱,但因姑娘的母亲是继母,家庭关系较复杂,遭黄二奎母亲反对而作罢。20世纪60年代结婚的男女双方,已可在婚前见上一面,那就是在登记那一天,若同意就登记,若不同意就算了。后来,经一个亲戚介绍,二奎父亲带着二奎去公社和一个姑娘登记,二奎看那姑娘极丑,便悄悄逃跑了,婚事自然吹了。再后来,黄玉荣把自己婆家村一个姑娘介绍给弟弟,双方在登记时见了一面,表示满意,婚事就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受文革影响,农村结婚仪式简化了,新郎新娘只需对毛泽东像三鞠躬,便算完成仪式。但这只是在表面上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实质上,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男女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家长的态度和意见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家长的衡量标准也依然是他们依照传统习惯所拟定的标准。
三、乡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举步维艰
1.传统文化在乡村根深蒂固
革命文化的输入,在当时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以村落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不易改变的,农民在其基本生存方式不变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若对当时的村落文化认真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面文化下面起作用的,仍是传统村落文化。对此,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和阐述:革命场面文化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和公共生活层面。传统村落文化通过一种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舆论来规范人的行为,而革命场面文化则主要通过政治压力或政治攻击规范农民行为。革命场面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规范农民的行为与革命压力大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村落文化与革命场面文化是两张皮,它们各占一些地盘。º
所以,革命场面文化更多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保护色笼罩在仍以小农方式生产、生活的农民身上,在他们内心深处,传统村落文化发挥着更强有力的作用。笔者曾收集到一份口述资料,讲的是文革期间有些人借破四旧挖人祖坟,曾在两个村之间引发一场激烈冲突的事件。这个事件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传统村落文化依然发挥着比较强烈的作用。
这场冲突发生在山东曹县的黄村和赵村之间,时间是1974年。黄村当时有2000余人,属于较大的村,而赵村却不足1000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赵村的陵地在黄村地界内,赵村人祖上曾有做过大官的,赵陵里埋藏许多宝贝的说法一直在这一带流传着。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到处扒祖坟、焚旧书、砸牌位。当时,有些黄村人认为机会来了,扒人祖坟原来还是革命行动呢,于是几个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赵陵扒开了。也许赵陵之前就已被人扒开过,也许里面有宝贝的说法根本就只是个传说,总之很遗憾,黄村的寻宝者们除了在里面发现几个很普通的玉镯及灌满黄香的棺木外,并没找到别的。失望之余,扒坟的人便将这些扒开的地穴曝在那里。这使赵村村民极其愤怒,但在革命气氛极其浓烈时,赵村人不敢表示异议,对此事并没作出什么反应。到了1974年,文革在农村已没什么大的动静,革命的洪流似乎已经退去,赵村人忍耐了几年的怒火终于喷涌而出。就在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赵村村民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拿着铁锹、锄头等工具,前来讨伐挖了他们祖坟的黄村人。两村的人聚集在两村之间的河道里,准备展开激战。就在双方由前面的叫战再到摩擦,准备正式交战之时,公社干部已得到消息,匆忙赶来调解。尽管这场战斗没进入血肉横飞的状态,但前期近距离摩擦也使少部分人受伤。其中我所访谈的黄树宝,他父亲黄二根就在那场战斗中失去了半只耳朵。若换作别的事,这么小一个村是不敢找黄村触霉头的。可面对祖坟被挖,赵村人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而且认为这已破坏了他们陵地的好风水,会对后人形成恶劣影响,故不惜以卵击石,发起攻击。当年那黑压压的人群齐聚河道里的惊心动魄场面,给黄村和赵村的村民都留下了深刻记忆。
从这场激烈冲突的发端和过程可看出,在革命场面文化充斥乡村每一个角落时,文化的传统层面依然在起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尽管在革命气氛最浓烈时它没表露,但革命色彩稍有淡化,它便会凸显出来。
2.革命场面文化的输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1949至1978年间的中国农村就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此阶段的乡村文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进行的很缓慢也很艰难。在此阶段,尽管带革命色彩的新文化逐渐增强对农村的控制,尤其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已形成全面包裹之势,但这种文化的输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
张乐天曾对公社时期的文化作了概括。其实他所说的公社时期的文化在合作化时期便已逐渐进入农村,只是到公社时期表现更突出,内容更丰富且趋向系统化。他这样描述和分析当时的公社文化:公社需要把平淡的日常生活纳入政治的轨道,需要接二连三地开展阶级斗争。一句话,公社需要以领袖崇拜为中心象征的、具有超经济强制力的、足以有效地规范农民行为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它从上面输入到村落中间。
公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农民,以大类划分,可分为会议和宣传。公社或大队干部在会上发言时,总要先讲点形势,讲点政治。这既使生产工作带上了政治色彩,从而有利于生产措施的贯彻;又大大增加了政治语言重复的频率,易于造成一种政治空气。同时,公社很重视宣传,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方式是有线广播和宣传张贴。20世纪60年代末,在当时集体经济尚十分薄弱情况下,公社大都安了高音喇叭。公社广播站每天3次播音,播出各种宣传资料。那时,只要你走进村落中,就可以不断地从广播中听到革命的语言。与此相匹配的是村落中到处可见的宣传画和标语口号,它们生动形象地渲染了党在各个时期所关注的中心。º
当时弥漫和笼罩中国农村的革命场面文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把农民塑造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与传统相对应的是现代,革命狂潮尽管对传统文化形成剧烈冲击,但此过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指文化诸因素、门类的国际最新、最高发展水平,是在继承、弘扬民族的、全人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不断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特殊变迁过程,包括思想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设施现代化、文化信息现代化、文化产业化、文化消费经常化、文化交流国际化、文化科技化、文化人口高比例化、文化人才高档化和文化管理法制化,等等。文化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能力、知识的现代化,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类型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化。
可见,旨在将农民的思想放入一种框架从而实现控制乡村意图的/革命文化0的输入过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文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成分,1949至1978年间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过程,比较形象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1949至1978年间,革命浪潮势头汹涌,但也仅是形成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和公共生活
层面的场面文化,在日常生活及农民们思想深处真正发挥作用的依然是传统村落文化。今天,要使真正的现代文化进入农村,推进农村整体的现代化,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我们需要有决心,更需要有耐心。
注释: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33页。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34页。
陈依元:《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福建论坛》2000年第1期
郭灿鹏:《文化现代化建设方法论的反思》,《理论与改革》1995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凤梅,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