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及转型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

      1.市场主体趋于国有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入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等。2008年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新增4万亿投资计划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则进一步助长了国有企业不断进入竞争领域之势。

      国内私人部门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市场主体趋于国有化。中国自2004年以来,私人部门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步下降,从120.1%下降到2008年的108.3%。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印度,私人部门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呈现上升趋势,其比重分别从2004年的24.1%、29%、36.6%上升到2008年的42%、55.7%、50.4%[1]。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当初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领域,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活力,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市场主体趋于国有化势必会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导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实质性的转变。

      2.资源配置趋于行政化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资源配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导向的影响。近年来,资金配置、资源产品定价等方面都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行政职能强化的趋势。

      以资金配置为例,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954.8亿元,6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近3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2.2倍和2倍[2]。2008年年底,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工程基本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配置,而是通过行政化方式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3],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为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无异于国家财政在补贴国外的进口企业。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了限产的抵制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在市场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国内油价的行政管理使国家利益受损。而当国际油价下跌时,国内油价调整往往迟缓,又使得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

      3.经济运行内部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对投资有高度的依赖性,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年份往往是由大规模的投资带动。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关系出现严重失衡。2003-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26.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速为14.7%,投资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快了11.6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失衡远远超出了经济转轨时期(投资增速20.8%,消费增速15.2%)和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投资增速19.3%,消费增速14.6%)二者之间的差距。

      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3-2009年间,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3.7%、41.4%。以两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3“2009年,投资需求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同期,消费需求平均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无论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这样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必然引发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内部失衡,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不强,往往需要外力的推动。当宏观调控刺激经济增长时,消费需求由于受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制约往往难以启动,投资成为首选;而当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时,投资增速容易大幅回落,经济增长就会迅速下滑,最终导致经济出现整体过剩的局面,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

      4.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高度依赖投资,而且依赖出口。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工业品生产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出口缺乏稳定性,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也相应减弱。

      进入市场经济完善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由2003年的254.7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8年的2981.3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3年的1%提高到2007年的19.7%;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2003年的0.1个百分点提高到2007年的2.6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由2003年的51.9%逐步攀升至2006年的66.5%。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拉动作用和外贸依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总体上已呈现出外向型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外向型的深化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陷入困境。据香港贸发局统计,2007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超过万家。2008年1“9月,广东省内有5万多家企业关闭。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2008年上半年以来,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4]。2008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的19.7%迅速下滑到9.2%,拉动经济增长由上年的2.6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0.8个百分点。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对外依赖性,经济发展的高度对外依赖性使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之时,下半年我们却不得不执行保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国内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增长过快,引起国内产能大幅增加,并推动出口快速增长,出口快速增长又造成贸易顺差过大,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同时引发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资本不断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大量的流动性资本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再度直接或间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前,2.3万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极大的挑战,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

      5.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主导产业,并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延续至今已出现了主导产业低端化的现象,也就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主导产业被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额从4382.3亿美元增长至12016.7亿美元,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1.8%,但是,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平均占比52.1%。而加工贸易主要借助外商投资企业为载体来实现,2003“2009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货物出口总额比重基本在50%以上。外资企业主要利用的是我国的劳动力优势,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自身并无技术创新的意愿,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低,单位产品所提供的附加值也比较低。2009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虽占到出口总额的59.3%,但许多产品的主要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我国承接的主要是标准化生产环节,技术含量并不高。另外,如果按照行业内人均资本占有量将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机电行业,其人均资本占有量低于所有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江小涓,2007)。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已经使中国深陷国际分工的低端,不利于国内的技术创新,也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升。

      如果中国继续秉持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沦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成为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相反,只会使中国的产业被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不断恶化贸易条件,使之难以走出困境,而且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大国。

      6.经济或将陷入滞胀

      滞胀是指经济增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并存的经济现象,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一般来说,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不可能并存。因为,通货膨胀可以有效刺激需求,从而使得失业率下降。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造成滞胀的原因一般是由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供给冲击造成,例如长期的通货膨胀政策和石油危机都是导致滞涨的因素。

      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有可能引发滞胀,原因之一是国际油价和铁矿石价格处于高位,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就业增加。当前国际原油价格保持在80美元/桶的水平,虽然较2008年7月147美元/桶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比2002年初20美元/桶的水平,还是增长了3倍。铁矿石价格再度涨至135美元/吨的高位。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投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限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

      原因之二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2009年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新增贷款大幅增加。广义货币供给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9.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给增长32.4%,同比加快23.3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已经产能过剩,增量资金纷纷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过剩的资本会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而经济增长却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原因之三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期。

      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一致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引发了公众对未来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样一来,减少货币资产、持有实物资产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在所难免。而且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使得国内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失业加剧在所难免。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内宏观政策双重作用下,物价水平在输入型通胀影响及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已经不断上涨,而失业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我国经济已经具有滞胀的特征。一旦陷入滞胀,宏观调控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行扩张性的政策,只会加速物价上涨却不会缓解失业;而为了稳定物价实行紧缩性的政策,则会因为投资和消费不足使经济增长陷于停滞。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能实现中国持久永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方向应该是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导向;经济增长转向就业增长;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产业失衡转向均衡发展。

      1.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导向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和参与资源配置的领域不断拓宽,但总体上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石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为此,首先要放宽各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所有制歧视,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这样会迫使国有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促使企业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

      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减少计划配置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使企业自筹和国内贷款成为投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最后,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迫使生产企业采取资源节约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结果造成资源、能源消耗型企业过度发展的局面。

      2.经济增长转向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管理的四项目标。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总是被各级政府列为首要目标,而且为经济增长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并以此作为对下级官员的考核标准,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三项目标则被置于次要位置。

      传统的思维是通过对工业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并以此实现就业增长。众所周知,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大,就业创造能力却弱。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工业的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2003“2008年,工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15、0.47、0.59、0.09、0.09、0.09[5],显然,工业产值的增长难以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加之,目前的工业品供给已经过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我国又面临农产品供给不足的困扰。在农产品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大量进口农产品实际上就是就业岗位的损失。如果政府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对农业的补贴,使农民能够在农业生产中获取合理的利润,一方面可以保障国内农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就业压力。

      在当前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压力增大的条件下,促进就业的任务要远远大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各级政府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偏好,弱化经济增长的指标,同时,要将促进就业作为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绩的重要指标,促使各级政府更多地关注就业增长。

      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可以通过对农业资源的深度开发、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来实现。

      我国目前农业部门的就业空间仍很广阔,有待开发。我国还有3535万公顷宜农荒地,相当于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3004万公顷的27%,5471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31333万公顷可利用的草地,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242万公顷[6]。对这些农业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可以吸纳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

      此外,通过对农业发展进行支持与补贴,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使农民能够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合理的利润,这样一来,农民就愿意为农业的发展进行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减缓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城市造成的就业压力,并逐步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避免因农产品大量进口而造成就业岗位的损失。

      另外,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各类注册的中小企业有970万户,另有个体工商户2917万户。中小企业数已占全国企业数的99%。广大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全国GDP60%以上、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缴纳税收50%以上均由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但是,与国有大企业相比,广大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经营领域、获取贷款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制约了就业创造能力的扩大。为了发挥中小企业吸收就业的作用,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在贷款获取、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

      3.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市场需求所驱动,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的贸易顺差主要是通过大量消耗国内廉价的自然资源和长期压低人力资源价格来实现的,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的高度对外依赖,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而且引起了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出口导向型战略作出调整。

      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使得中国产品出口面临严峻的国际市场挑战。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57起,涉案金额12.6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引发贸易保护,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已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36亿美元,几乎是2004年的3倍。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10倍[7]。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同时,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底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鉴于此,我们应适时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调整为内需主导型模式。

      4.投资主导转向消费

      主导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我国经济增长在内外失衡的同时,在内需中还存在消费与投资不平衡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内需中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贡献低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一,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份额低。其二是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政府消费挤占了居民消费。其三在于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抑制了消费。以上三方面正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的主要原因。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却呈现出政府所得不断增加,居民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1993“2006年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从68%下降到56.5%;政府所得占比从19.4%上升到24.2%;企业所得占比从13%上升到17.5%。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企业所得的增长也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居民所得的降低则是减少消费,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大政府消费。1993“2008年间,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已从74.9%下降至72.7%,而政府消费占比则从25.1%上升至27.3%。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带动,首先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其次要制定、完善有利于消费的各项政策,例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家电下乡”和“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最后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平等地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免除其后顾之忧,改善其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5.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中国长期以来秉行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离不开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竞争优势战略就是依托技术进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获取更多国际贸易利益的发展战略。波特认为,一国真正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经过不断地、大量地投资、创新和升级所取得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8]。

      中国欲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对现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确立未来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予以扶持。

      提升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必须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并加以改造。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多的是技术的竞争。任何产业都是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组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在向竞争优势产业转化过程中,要逐步改变以资源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局面,而代之以技术,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增加商品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规避国际市场的风险,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纺织、轻工业属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其余产业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业。

      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同时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扶植技术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中国只有在主导产业上成功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后,才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6.产业失衡转向均衡发展

      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迅速赶超的必然选择,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非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关系。苏联由于长期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并且将重化工业置于产业发展的优先地位,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发展严重受阻,结果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并最终加剧社会危机。

      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工业化战略的主导下,我国在30年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但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业发展长期滞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当前,我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8%(2009年),且绝大多数工业品过剩而农产品短缺,2009年农产品贸易逆差达129.6亿美元。在当前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却要高价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农产品。经济形势的变化急需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化。均衡发展策略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

      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而应该是工农并重,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因为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9]。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出入很大。1994-2007年的14年间,只有1994年、1996年、1998年、2004年和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他年份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显然有悖于+农业法,的规定。如果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规定,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5年、200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还应至少增加38.9亿元、49.4亿元、100.2亿元、61.8亿元、352亿元、796.4亿元。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4]历史新起点:社保制度面临两大战略转变,上海证券报,2009-2-2。

      [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6]数字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7]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

      [8]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

      [9]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1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计算。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2]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4]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作者简介:孙剑,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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