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政改學界先鋒猝逝 .張潔平 |
| 旅美中國政治學者史天健紐約急性肺炎去世,終年五十九歲。他關注中國基層巨變,希望藉公民觀念與行為變化,來逐漸轉化﹑改良體制;實證研究受各派重視。 |
|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海外中國研究知名學者史天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在紐約長島北岸醫院,因罕見的突發急性間質性肺炎去世,終年五十九歲。這種致命炎症極其罕見,英文名是?Anti Synthesis Syndrome Polymyositis,發病率大約是百萬分之一。 僅僅一個月前,史天健還在杜克大學進行正常的教研,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簽訂出版合約,新書書稿已經完成,正在作最後的修訂;而與北京清華大學的合作也正在密切進行中;即使十一月底因類似流感的症狀入院檢查,史天健仍在通過電話和網路工作。突然的噩耗,讓親人與好友措手不及。 「完全不可能想到,如此活潑生猛的一位良師益友,居然說走就走了」。美國知名華文媒體人孟玄說。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熟識史天健二十餘年,在學術上密切合作,他非常痛惜:「天健的研究雄心勃勃,很有創見,也相信會得到政治學界的很高評價,可惜他突然就這樣走了。」 在海外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中,史天健是最早一位在中國大陸用統計分析方法做系統調研的學者。早在一九八八年他就回到中國基層調查,積累大量珍貴的社會科學資料。他專注於研究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以及中國政治文化對政治制度選擇的影響;是該領域最 重要的華人學者之一。 一九八二年八月,史天健赴美留學。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的三個學生之一(另外兩人是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王紹光和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王新陽)。和他乘坐同一架飛機飛往美國的北大校友王紹光,是他相交甚篤的好友。 「天健是大好人,沒得說。對所有人都非常好,熱情,不會算計別人,做學問很專心,但也非常懂得生活。他什麼都會,會修車,會做很好的菜。我們剛到美國那會兒,我們弄輛破車,他能給修好,然後開著到處跑。還在紐約打工開過出租車。」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開出租車,還引起過校園媒體注意。哥大新聞學院台灣女生丘昭琪採訪史天健開出租車打工,竟成就了一段台灣才女嫁給大陸男生的佳緣,在八十年的美國華人圈,史天健與太太丘昭琪的傳奇故事,著實引起過不小的轟動。 一九九一年,史天健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短暫執教後,到杜克大學政治系任教,一直到去世,他都是杜克大學教授。 在好友朱雲漢看來,史天健是難得的恪守學術理念同時深具現實關懷的學者。「天健有兩個角色,一個是學者,用嚴謹的態度、經驗研究的手段,來理解東亞和中國實際上發生的變化,人們的政治觀念、行為,包括公民對政治體制合法性的評價;他另一個角色是知識分子,關懷中國的現實,關心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 朱雲漢說,聊天的時候,史天健常常顯得非常憂慮。中國社會轉型,在劇烈變化中,中國大陸的思想界、知識界非常分歧,很多學者立場鮮明,但卻一方面缺乏對中國基層扎實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也過於表面化地理解美國的民主政治,在這兩種缺乏下,他們對中國的政治設計提出各種尖銳意見,讓史天健非常擔憂。 「史天健不願意在第一線,做哪一派的尖兵。他希望做的,是提供扎實的證據;希望把自己的關懷,建立在自己的經驗研究、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來發言。在他看來,這樣才可能真正找到適合中國的﹑和歷史條件、現實條件接軌的道路。」朱雲漢說。 言之必有據,跳出意識形態戰場,尊重學術結果——這樣的品質讓史天健贏得知識界「各門派」的普遍尊重,但過於獨立卻往往意味著不被「主流」所喜歡,無論在學界或政界,在中國還是西方。 主持中國大陸調研 比如﹐史天健近年來投入心血最多的研究﹑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專案,涵蓋了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這一專案,作為中國大陸調研的主持者,史天健曾闡釋該專案的主旨:「福山(美籍日裔學者)說歷史終結了,於是人們認為隨著經濟發展,民主已是全世界不可避免的過程。但研究政治的人發現,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到底民主是否人們想要的?民主有沒有成為普世價值觀?人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史天健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不能想當然說是或者不是,「我們做研究不講應然,不講應該怎樣,而要描述事實是什麼樣的」。 「最開始做研究,大家都問簡單的問題,民主一到十,你覺得你的國家在什麼地方?應該在什麼地方?結果都很高。這是對民主需求的考慮。第二輪,我們把供給的問題加入了。你覺得你享有多少民主?結果大部分覺得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差距並不大。在西方國家差距不大也是正常的,可在新興國家和所謂非民主國家做的時候,差距也不大,大家就要問怎麼回事了」。 在二零零二年的大型抽樣調查中,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認為,民主比專制好;但關於民主供給的打分,中國也給出了高於七分的分數,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二。「也就是說,中國老百姓認為,中國大陸民主供給程度相當高」。 「為什麼和人們印象中不同呢?」史天健說:「我們就懷疑中國人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說的不是一回事。所以接下來問開放問題,你想要的民主是什麼樣的?一問就發現,中國人對民主的定義是孟子的民本,而不是霍布斯的民主。」 史天健把開放問題再細化成選項:「我們把民本和民主這兩種理解並列:西方民主說權利歸民,我來判斷你做的政治決定是不是按照規則;孔孟說的是執政為民,為老百姓辦實事、謀福利,按不按照程序走不重要。零八年我們做了這項調查,讓老百姓選。發現近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選的是後者,的確,和西方想的民主並不一致。」 比較中西政治文化 自八十年代開始,多年在中國鄉村的基層研究,讓他對零八年的調查結果並不意外,「這些年我發現中國的政治文化確實和西方不太一樣。比如農村選舉,做得非常規範,但村長選上了,你問村民聽不聽他的,有人講,幹嘛要聽啊?我沒選他啊。這和西方的重視規則很不一樣」。 然而,發布成果時,史天健同時遭遇了來自中國大陸的批評和美國的發表壓力。中國的激進改革論者認為史天健是在替中國政府說話:大陸民主供給程度高——這怎麼可能呢?聽起來似乎政治不正確啊。美國學界主流同樣有固有的偏見。 史天健曾坦言:「原來中國人想像的民主是這樣的。不少人會失望,但這是我調查所得,不是我的個人觀點。」他的單次調查樣本來自三千兩百個案例抽樣,涵蓋全國一百五十個市縣,每一個市縣做了四個居委會,四個村,確保與人口分布是相當的——按照學術標準,這已經是最高質量。 史天健並不介懷批評:「我非常希望有人跟我辯論。但要用學術辯論,用資料跟我說,能說服我最好。不要老是用意識形態掛帥。」事實上,還沒有人能拿出這麼詳盡的論據。如朱雲漢所說:「對這個研究所呈現的畫面,有些人肯定,有些人懷疑,有些人持負面態度,但是沒有人能真正質疑他。」 朱雲漢說:「史天健的研究觸動了所有政治學者一種共同的關懷,到底什麼對中國來講是一種最合理、最長治久安的模式?這要從最基層公民的需要與期望出發,而不是從口號出發,從美麗的觀念出發。天健是非常非常務實的,從中國的農村、基層、社區,去分析中國問題的所在。他的努力也因此受到很多肯定。」 史天健基於這項研究的書稿已經完成,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簽約將出版。朱雲漢和王紹光都讀過初稿,朱雲漢相信,這本書對政治文化的基礎理論加入新的創見,「會贏得政治學界很高的評價」。 許多事業都還未竟。研究政治文化,是為了探索政治文化與觀念在政治設計中起什麼樣的作用,而進一步研究,轉型社會中,制度設計究竟應該怎樣? 史天健曾說:「假定改革就是民主化,那麼有兩條路徑可以走。如果是孟子的民本,政府要辦實事,要建立制度保障他能辦實事;如果是西方式民主,那就要教育群眾啊。中國的事情很複雜,沒有一個中國人說不要法制,但很多人更同意對殘暴罪犯從重從快處置。沒有程序正義,他腦子裏的正確和錯誤會馬上回到小時候的教育。這就是轉型困難的地方。」 朱雲漢說,史天健非常關注基層,而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基層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他越來越希望通過公民觀念與行為的變化,來逐漸轉化、改良這個體制」。 史天健還在繼續更深入的研究。他剛剛完成了對美國的試點調研,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相比較,據知情的朱雲漢介紹,結果也令人興奮,「核心政治觀念、文化理念都與中國有不少差距,有些也是出乎意料的」。可惜未及成文,也未及更進一步,斯人已遠去。 嚴謹學風深受尊重 史天健的研究會有同仁們繼續,但是熟知政治學界水溫的朋友仍然惋惜。「學界內部的偏見,甚至比外面更嚴重」,王紹光說,「他從來不願歪曲自己,連一些主流喜歡聽的話都不會講,他所做的研究,是需要一些膽量的」。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瑜與史天健有過合作與爭論,雖然觀點不同,但她非常尊重他嚴謹與扎實的研究。「史天健的觀點不是一拍腦袋的隨意感慨,而是踏踏實實做經驗研究、言出必有據」,劉瑜說:「他把政治學當作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戰場,在中國,這極為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