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也就是小说,本来也当不了真,小说反映历史,但小说不是历史。奥维尔的小说《1984》却出乎意料地预见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进入了预测的轨道,就连总是声称未来的马克思样式的思想家如果活着可能也为之汗颜。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那种老大哥和意识形态都如奥维尔导演出来的历史。当然,奥维尔反极权,希特勒、斯大林要的是极权,奥维尔想把集权留在小说里,没想到小说里的集权人物却跑到现实中来,并以其残暴或暴政进入历史。中国的毛泽东没进入奥维尔的小说里,却进入了阿伦特的担心与忧虑当中。五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阿伦特的视野,她的担心也成为事实。而毛泽东热爱极权的冲动与狂热,超越了奥维尔的想象,也超出了阿伦特的担心。阿伦特的担心并非多余,可当时狂热的中国,哪能理会她的担心呢?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以《反对自由主义》表明了极权的立场,以《论人民民主专政》表明要在将来的中国进行极权的实战演习,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推上了演练场。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奥维尔的《1984》,他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社会所有人,奥维尔的老大哥的意识形态只是覆盖一部分人。老大哥的意识形态无耻性在毛泽东面前不得不败下阵来。毛泽东以其意识形态面前的总体性、宏观性、利维坦性、千禧性和乌托邦性占据了所有人的思想和灵魂,以狠斗私字一闪念一统道德江湖,以树立一个雷锋形象给国人戴上同一面具,以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给国人定制了统一步伐,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确定了经济发展模板。以电影《决裂》为标志让国人知道文盲可以治国,电影《芙蓉镇》以一个流氓无产者身份告诉大家七八年来一次运动就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文盲加流氓不只是电影,而是毛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姜文的《让子弹飞》里的老六到国外学习也破了产,似乎也告诉人们张大麻子的土匪式的革命是不要文化的。
意识形态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因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代表着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而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对意识形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指由于情境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一社会情境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欺人,这实际上是体现了特殊集团的利益。全面的意识形态是对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74—75页。)总之,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不是真理的组合,难有常识和真相的立足之地。
打破意识形态并不难,难的是有公民心。一个现代的公民,只要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常识,说出真相,意识形态的庞然大物就会倒塌。想当年,如果大家都如作家王小波的姥姥那样说真话,讲种地的常识,死人可能会发生,但不会死几千万。很多人当时都离开了常识说话,说什么亩产万斤之后粮食吃不了,只好一天三顿饭改成一天五顿饭。离开了常识配合意识形态说瞎话,反害了卿卿性命。巴金想建文革博物馆,就是想让人看到不讲真相、不讲常识的后果,希望以此推动中国人讲点常识,通过常识化解意识形态。历史之所以被称为人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比如说,本来风调雨顺的三年非得说成自然灾害的三年。
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讲常识。比如说,无代议士不纳税,纳税人交税了,作为收税的政府部门就得对纳税人感恩戴德。如果交了税,还得让纳税人感谢党和政府,这就有点类似土匪抢了人家的钱,还得让被抢的人“谢谢大爷饶命”的土匪气;不授权者不代表,如果代表不以竞选、选举为前提,代表就是非代表,代表就是一个招牌。不授权的人民代表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个虚幻的意识形态。打破这样的意识形态就要通过竞选的常识、选举的程序去化解;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这是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常识,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个意识形态,如此宣传只会导致所有的权力都会不受限制的滥用,打破这个意识形态神话,只有权力分立与制约;当地政府每年年初都强调为民办实事,年底又总结为民办了多少实事,这是个意识形态,是不是实事由群众自己说了算,收入多少亿,普通民众没这个概念,凡是以亿为单位的钱数,对普通民众来说都是个糊涂账。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一天比一天幸福,那就是实事。
如果人死了,国家收入排在世界第一,尊严和幸福排在世界倒数第一,这个国家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