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公有名言：“不争论”。1992年春，邓公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就是邓公三论的压轴戏。以“猫论”为前导，“摸论”为本经，“不争论”为起点与终结点。人们本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笔者也曾经相信。但无情的现实表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不争论”为起点就是从一开始就搞成一言堂，异议都被阻止，谓之“不争论”：“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注1] 有网友描述为：“改革伊始，一些人以‘不争论’为由，一切问题都不让争论。其实，所谓不争论，正确的做法只应是一般问题不应过多纠缠，在大政方针下，一边干、一边摸索就是了。”如何摸索？摸着石头过河。这石头就是既定的“大政方针”。大政方针邓公自有主张，也有人详细解读，无关人等不得争论——须知在美国西点军校里，遇到军官问话，应该回答：“是，长官！”或“没有任何借口，长官！”然后都乖乖地摸石头去了。这就是尊崇洋儒学教条的好开端。
“不争论”为终结点就是善始且善终。官僚资产阶级的正统思想一奠定，以孔子所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精神为滥觞，坚持“经典”诠释，不许有独立见解。异端没了，争论也就永远不必要了。这就是归结，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大一统。所要确立的正统思想就是洋化了的儒术——以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孔老二洋化的雕塑为标志。
何谓儒术？术者，非学术也，乃权术是也。
学术者，孔丘的儒学是也——少有当权者理睬他，因为没有“价值”。经过董仲舒那么一改造，注入“君权天授”之灵魂，也就成了第一个“儒术”，中国帝王与官僚的正统统治思想。董仲舒进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成了统治者的大政方针之一，非此不足以确立正统思想，因为权术本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经不起争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第一个“不争论”。说“不争论”是某人的“发明”，有点言过其实，古已有之。
学术者，程朱之理学是也——不但没有“价值”，还被当权者视为异端。宋朝廷发动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将朱熹的理学斥为“伪学”，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到了蒙古族及后来的满族入侵，朱熹的理学才被改造成统治之术。元代恢复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在清代则被列为儒学正宗。朱熹理学终于被改造成为官方哲学。钱穆的《朱子新学案》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元、清时代的统治者把朱熹理学改造成实行异族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作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的所谓“天理”，推行唯理主义，扼杀思想自由；“以理杀人”，强化专制统治。从此满清王朝垄断了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权，对敢于争辩者残酷镇压。这就成了第二个“不争论”。[注2] “不争论”无需“发明”，早已世代相传。
第三个“不争论”何求？当然是为儒学变洋化的儒术的“改革”护航。历来，把学术改造成统治之术之要害有三，一曰提供执政合法性之依据；二曰提供稳定秩序之条规；三曰提供忍受盘剥而不反抗之思想枷锁。——其前提是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富且贵者需要这三者来稳定少数人盘剥多数人的局面。
被汉朝统治者改造后之儒术，执政合法性之依据在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稳定秩序之条规就是行教化“节民以礼”；忍受盘剥而不反抗之思想枷锁为“三纲五常”之忠孝。
被清朝统治者改造后之儒术，执政合法性之依据在于君臣之道本是“天理”；稳定秩序之条规就是“虚心顺理”；忍受盘剥而不反抗之思想枷锁为“存天理，灭人欲”。
那么，当今之世被改造之后的儒术则是：执政合法性之依据在于“代表”；稳定秩序之条规就是服从“真理”与“法制”；忍受盘剥而不反抗之思想枷锁为“理性”与“容忍”。
“代表”者，不言自明，犯“敏感”，不说也罢，反正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是“先锋队”，不自认为拥有“代表”人民的至高权力。“真理”者，西方教会说上帝之言就是“真理”。 只需皈依上帝，躬身力行即可，无怀疑之必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告诉你这就是“真理”了，“检验”成了客套话，“实践”（有人干脆代之于“执行”）之后便能“证明”它就是“真理”；“法制”者，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服从它了天下自然稳定。“理性”者，奉行西方的理性主义，唯重逻辑演绎而排斥非理性思维——形象思维、审美思维，从此只要逻辑前提一经敲定（宣布真理），愚民们只需逻辑演绎即可，结果早已铁定，不稳定也不行；“容忍”者，有著名的官方说词：“在百姓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诸如“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13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2010年10月13日，新华网，《发改委专家：中国民众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民众能“容忍”，社会自然稳定。
正是由于又一次呼唤儒术，所以2011年1月12日，高达9.5米的孔子像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与天安门城楼隔长安街相望。这座孔子青铜像于近日亮相，整体为绿色，人像高7.9米，石头基座高1.6米，坐落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中新社记者苏丹摄）……孔子雕像为神圣的气氛又添加了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韵味。……作为国家博物馆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素面青铜的孔子雕像以一位谦和、睿哲、仁爱的布衣智者，静静地站立在长安街边，身后映衬着国家博物馆内深远的历史。这是一幅让人沉思的景象，也是一种让人铭记的感动。（2011-01-14，中新网，《孔子能否成为中国代表? 评：雕像进广场令人感动》）
除此之外，在“不争论”强力保护之下的儒术倡导活动还有：
2004年，《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
其间，学者季羡林被冠于“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高帽。[注4]季羡林先生随即声明：我不算国学大师也不是泰斗国宝。先生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来源：季羡林《病榻杂记》）
2005年9月28日，新华社，《全球30多家孔庙今日共同纪念孔子诞辰2556年》：今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诞辰2556年，在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前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儒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共同主办“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届时全球30多家孔庙将同时举行祭祀大典。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对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在2005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举办“全球祭孔”活动，既能有利于宣传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能打造一个被国内外认可的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促进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为此，这些媒体派出阵容强大的采访队伍对全球联合祭孔活动进行了全面立体式报道。中央电视台更是与海内外多家电视台合作，在央视联合推出了大型直播特别节目———《2005全球联合祭孔》，以曲阜祭孔为主线，以海内外有代表性的孔庙为分祭点，用直播报道的形式从孔子出生地曲阜开始依次介绍全球孔庙的祭孔盛况，直播时间近3个小时，使全球观众全程目睹了2005全球联合祭孔盛况。（记者李邦田《中外嘉宾：先哲思想永放光芒》）
2009年，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1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第784号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并且赞扬儒家思想对人文社会的贡献。（《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第784号决议案》）[注3]
2009年7月11日，人民网，《北大教授：季羡林是世纪转折点上关键性人物》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接受编辑连线时候表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专家的边界，可以说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季老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成了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该文不便挑明。但看一下网上流传的《季羡林经典语录 》就明白了：“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按：可以被改造成现代儒术第一要项“代表”）“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按：可以被改造成现代儒术第二要项“克己复礼”、“和谐”）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按：可以被改造成现代儒术第三要项“忍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有可能把季老捧成“世纪转折点上关键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现代有季老是也。可惜，季老生前就自断后路，拒绝被利用，断然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事实上，季老也真的不是儒者，他原本就是货真价实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但硬要把他捧成古今“第三人”，着实有点勉强。
以上历程很明白地揭示了一个真相：继承中华文化，包括孔子、朱子等的儒家文化和在“不争论”的掩护之下刻意炮制儒术，建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两回事。我们赞成继承中华文化，包括孔子、朱子等的儒家文化，反对在“不争论”的掩护之下炮制儒术，建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
对此，毛泽东早就指出：“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封建皇帝）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假设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1973年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1973年就预言了如今的“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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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邓力群9月18日与邓小平谈话实录：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邓小平：当然也可以。邓力群：我不讲。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邓力群《自述》：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注2]理学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颐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程颐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满清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分析说：“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清朝统治者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当时吕留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爆发了吕留良案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注3]美国众议院决议案784号 鉴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被认为孔夫子的诞生日，出生于现在中国山东省曲阜； 孔夫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 他创立的哲学思想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继续在发挥影响力。 孔夫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孔夫子所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道德品行的典范，也能促进我们之间的和谐。 孔夫子教导我们说理想的政府应建立在忠诚、尊老和承认家庭重要性基础上； 孔夫子教导我们说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模范。这些都提醒着我们，要以至高荣誉和尊重履行自己的职责。 因此 众议院向诞生2560周年的孔夫子致敬并认可他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 (原注:本决议案由从美国国会的网站上下载的编号为784的众议院决议案的英语原文译出)
[注4]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来源：《季羡林：学术大家》）可见，是有人刻意把古文字学家季羡林变成“国学大师”，为张扬儒术做铺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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