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因为非凡的思想，人类超越于自然;因为死亡，人类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即使狂人如秦始皇毛万岁，亦不能不服膺于生命的轮回。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偏重于理性，东方文化偏重于感性。西方文化中关于死亡的哲学论述汗牛充栋，甚至因为耶稣的死亡而产生了一种关于原罪的传统文化底色。

　　中国文化对死亡充满禁忌。如果说中国原创思想的启蒙在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那么孔子则回避了关于死亡的正面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在“生，亦我所欲也”的基础上，提出了“义，亦我所欲也”，他还做出一种权重：“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为了正义，一个人是应当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为对“义”的追求，死亡恐惧被大大消解，统治压力剧增。结果在长达2000多年皇权时代，中国人在四大发明之外，创造了无数种匪夷所思毛骨悚然的死亡形式。正统体制企图以这种死亡暴力美学来提高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凌迟、腰斩、车裂、炮烙、扒皮、点天灯、五马分尸、灭九族等等，这种反人道的官方行为直到100多年前才在中国消失。层出不穷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证明，“非正常死亡”只能带来更大的“非正常死亡”：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死亡是人生的阴暗面。死刑则是政治的阴暗面。对于潜在的犯罪而言，死刑的确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如波斯纳在《死刑经济学》中引用过的一个计量分析，该项研究表明处决一个杀人犯可以震慑18起潜在的杀人犯罪。与此相反，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而言，死刑的威慑力可能致使犯罪分子为逃避死刑，不计后果地继续犯罪。中国每年有多少人被“合法”处死，这是被严防死守的国家机密，我们无法从《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新闻联播》中得知。据杨恒均从世界反对死刑大会公开的资料披露，2008年全球各国共执行死刑2390起，其中90%发生在5个国家：巴基斯坦有36个人被“合法处死”;美国有37个人被执行死刑;沙特阿拉伯执行死刑102位，其中有39位是外国人;伊朗这一年共处死346位;被中国官方处死的估计约为1700人，绝对第一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真实的数字比这要大得多，中国每年至少有8000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的20倍。

　　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杀死一个人是否合理合法，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多数西方国家基于人权法理，已经彻底废除死刑。美国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死刑。美国每年寥寥可数的数十个死刑犯，几乎每一位都会引发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社会议论，甚至被写成书和拍成电影。

　　对死亡的复杂反应体现出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超脱性和失落感。本拉登与格瓦拉都被当作恐怖分子杀死，这种类似“谋杀”的处决方式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恐怖;萨达姆被以反人类罪的名义处死，而杀死一个人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反人类呢?这种困惑就如同萨达姆被捕时的两件随身物品——一支AK47和一本《罪与罚》。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一部伟大的、隐痛的、先知般的、写给人类的大书。无处可逃，无路可走，无处不在的绝望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对穷人来说，连自杀往往都是一种奢侈。做好人对不起家人，做坏人对不起社会，每个人都在被迫犯罪，每个人都摆脱不了道德的罪与罚。在这本书里，每个为平庸生活所困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人类永恒母题：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

　　血腥积累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对大多数挣扎在社会底层、苟延残喘的城市贫民来说，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悲惨世界：街道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白领被马车撞倒在路上，可怜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老板们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官吏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卑微可怜“小人物”，以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权贵们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

　　在暗无天日的首都彼得堡贫民区一间五层楼蜗居里，住着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只能靠母亲和妹妹省吃俭用地接济勉强维生。房东天天催交房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敬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庸人，一种是撕碎一切道德底线的英雄。前者是任人欺辱宰割的懦夫，后者则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他最后杀死了素不相识的为富不仁的老板娘，战胜恶人的结果是他也成为恶人，或者说，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是指做一个失败的好人，还是做一个成功的坏人。前者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后者意味着良心的失败。在一个糟糕的罪与罚时代，我们常常需要面临这种二难选择：做一个好人，抑或做一个有钱人，二者只能取其一。

　　1995年的奥斯卡是两部电影的PK，最终《阿甘正传》胜了《肖申克的救赎》。前者是一个美国雷锋的故事，后者则讲了一个人与体制的战斗。电影告诉人们，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刚开始你讨厌它抗拒它，慢慢你就会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一个在肖申克监狱度过大半生的老人刑满释放，他却认为是自己被体制抛弃了，而他已经无力报复这个体制，只好选择了自杀。而对从不绝望的安迪来说，他“翅膀上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自由的光辉”。即使历经多少艰辛，都无法磨灭他自由的心，最终他逃出生天，失败的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体制。

　　比电影更残酷的是现实，比安迪更悲烈的是林昭。圣女林昭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与一个邪恶体制的战斗。在长期囚禁中，即使遭受极其严重的虐待，林昭也拒绝违心地服从。其意志之坚毅足见一个人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1968年4月29日，36岁的林昭在上海龙华被官方秘密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宣布林昭无罪：“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北大举行的林昭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

　　杰克的崩溃

　　库布里克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大师，而《闪灵》则是一部伟大的恐怖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闪灵》描写了中年男人杰克面对事业的挫折与家庭的压力而逐渐心理崩溃过程。库布里克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试图揭露人性的毁灭之路。对生活的焦虑和对家庭的负疚感交织叠加，最后变成怒火毁灭了一切……

　　“杰克崩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个失败的好人总归是失败的，一个成功的坏人总归是坏人，这种封闭式的二难选择足以逼疯每一个正常人。孔子对家庭的印象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果你抽出大量时间照顾家人，那么你的事业就很成问题;如果你投入事业，则家庭就成问题。所谓“商场得意情场失意”。很多时候，只有臭大粪上才可以开出鲜花，但这是一种分裂。

　　很多年以后，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列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第4次合作，为人们献上了一部更加诡异的恐怖片《禁闭岛》：面对琐碎沉闷的家务和沉湎于警探工作的丈夫，泰迪的妻子崩溃了，她亲手杀死3个孩子，她又被崩溃的泰迪杀死。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泰迪从此分裂成了一个警探和一个纵火犯。作为警探的他具有高度的职业使命和正义感，他不畏艰险地调查杀死他妻子的那个纵火犯。当他最后发现他就是那个纵火犯时，他彻底崩溃了——成了一名完美的精神病人。

　　这部阴晦的电影颠覆着我们的常识。因为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在精神病院，只有不正常才是正常。在这里，只有两种选择，“像野兽般活下去，还是像好人般死去。”“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要记住你曾经哭过，曾经笑过。”在这座宛如迷宫和地狱般的精神病院，你就是迷宫里的一只小白鼠。在这里，你没有朋友，你一直是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盗梦空间》只是《禁闭岛》的续篇。人类或许已经对外太空和宇宙了如指掌，但却对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

　　1644年，中国甲申年，面对十面围城的农民军，一生下过6次“罪己诏”的崇祯皇帝持剑砍杀自己的妻妾和女儿后，在煤山的老槐树上自缢。2009年11月27日，北京大兴区清澄名苑14号楼3单元2层户主李磊将自己一家三代6口人杀死。事隔一月后，即12月27日，清澄名苑3号楼户主张武手刃自己的妻子及儿子。

　　2004年，香港天水围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一家四口灭门惨案”，一名男子残忍的杀死妻子及两个女儿后自杀身亡。2009年，这场悲剧被许鞍华拍成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任达华与张静初在这部电影中，细腻地演绎了爱最后转变为恨、不幸而残酷的过程。

　　2007年3月12日晚，河南禹州市神后镇36岁的乡村医生王军豹因琐事将妻子杀死，而后服安眠药自杀，幸被救活。王军豹随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许昌市中院判处他死刑。河南高院维持死刑判决。“我已经失去了妈妈，不想再失去爸爸。”事主可怜的女儿金金恳请“依法办案”的法官说，她相信父亲也后悔。

　　不少法学精英强烈反对舆论干扰司法判决，处理李昌奎案的田成有副院长就表示“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

　　杰克的崩溃是压力超过负荷极限的结果，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发生在动物界，比如受到惊吓的哺乳期母猪常常会咬死自己的仔猪。杰克崩溃曾经大面积地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国。从反右到文革，无数家庭解体，互相出卖自相残杀被官方以“大义灭亲”的名义予以张扬。崩溃从家庭蔓延到社会，最后到国家层面，中国几乎沦为地球的炼狱和坟场。

　　嫉妒和任性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嫉妒与任性总是相伴而生。反过来，对嫉妒和任性的克制又往往导致压抑的蔓延。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就是压抑的历史。压抑到极点就必然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一个崩溃的人无所谓好人坏人，更谈不上是什么罪犯，他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人，是一个精神病人。

　　自我的背叛

　　一个尊严崩溃的人会沦落为乞丐。一个人生崩溃的人实际上是宣布对世界弃权，承认自己彻底失败。这种投降感让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眼前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战场，失败就意味着丧失一切生命的尊严，意味着没完没了的羞辱。崩溃之前，只有自杀是唯一一种尊严的放弃和解脱，否则，就是丧失一切的崩溃。自杀是对彻底崩溃的理性回避，是对被迫屈服的最后拒绝。

　　自杀是高智商的人类特有的一种勇敢的生命证明，证明自己把握着自己的生命。虽然也有鲸鱼搁浅自杀的现象，但我们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真实的自杀动机和机理。对人类来说，自杀是一种昂贵得近乎奢侈的最高行为艺术，以证明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作为生命精神的弘扬者，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自杀，但信仰本身往往却带来更多的自杀，比如佛教徒以自焚捍卫护法。

　　自杀行为证明人可以超越生命本身，即人的价值比生存本身更为崇高更有意义，尽管这对他人来说过于残忍和反动。大多数时候，自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是一种最惨烈的表态，或厌恶，或愤怒。这种行为往往以对苟活的鄙视姿态，严厉地激活人们对生命尊严感的认知能力。以撕碎自己生命的悲剧，来刺激生者良心的反省，谴责社会的罪恶。麻雀是一种卑微的小动物。一旦面对人类的囚禁，麻雀便绝食而亡，使人类丧失了囚禁的乐趣。麻雀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自由度尊严。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自杀的定义：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像杨佳钱明奇郑民生等等不是事后自杀，就是很快“被杀”，而这种“自杀”和“被杀”正是事主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他们几乎都事前留下遗书或遗言。在任何一个社会，自杀的增多几乎都是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缺失所引起的。

　　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别：利己型的自杀、利他型的自杀、失范型的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和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1991～1995)，中国的自杀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到三倍，官方卫生部1999年公布的数据为22.2/10万(1993年)。全世界大约每年42%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占世界人口25%的中国。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

　　当房地产成为一场推土机的战争时，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们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这样的无奈和悲剧一直没有落幕：2009年11月3日凌晨，公民唐福珍面对暴力强拆在自家屋顶绝然自焚。2010年3月27日，连云港市陶会西陶兴尧父子为阻拦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自焚……令人扼腕悲叹的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不幸已经变成“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的罪恶，一个生命的悲剧对残酷的现实几乎没有任何触动和改变。

　　2009年11月8日晚，河南郑州新密市高三学生李金川在校内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残酷的现实……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杨曾经哀叹“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事发前，她母亲被学校禁止进入宿舍与自己同住，找房又没有着落，经过5天5夜的失眠，杨元元最后彻底崩溃。

　　1989年3月24日,海子在他25岁的生日里自杀，他让钢铁的车轮将他的身体碾碎，随他而去的有一本《圣经》和一本《瓦尔登湖》。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说，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为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一吴姓博士生跳楼自杀。他的遗书悲愤凄婉，很快就被传到网上：

　　想好了。我想我真的想好了。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不肖，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曾经，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百块啊，不过是一百块啊，一百块还不够那些老板官员们抽一盒烟的钱，我却给你买不起!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我的肝又开始痛了，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家就应该会对您好点了，保重……终于可以一了百了了，我很高兴。永别了，妈!

　　杀子文化

　　2010年3月23日，世界水日。当贫穷的中国西南因为缺水而濒临崩溃的时候，不缺水的中国东南因为贫穷而崩溃了。42岁的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用水果刀刺死刺伤13名小学生。20年如一日。孑然一身的郑民生和兄长一家三口还有70岁的老母亲，住在一套61㎡的两居室里。他夏天住在阳台，冬天住在客厅。对郑民生来说，1000多元的工资买不起房子娶不起老婆。对邻居们来说，他是一个“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稍显内向的男人”。节俭的张明生经常买彩票，但他很不走运。去年6月份的失业让他濒临崩溃。据说他被捕后一直重复着“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 他甚至计划要杀死30名小学生。

　　自称“深知蜗居滋味”的温宝宝一不留神，对美国人泄露了一个国家机密：“美国失业者才200万，中国失业者有2亿”。另外一个不是机密的机密是中国的男女比例122：100，将近3000万成年男人无法找到女人成家。没有家的男人从来都是失衡的、危险的。

　　一个没有工作没有老婆、在阳台客厅生活了20多年的成年男人，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不至于崩溃?一个崩溃的郑民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已死的人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惨案后的郑民生只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或者病人。我们无法将穷凶极恶与他相对应。或者说，郑民生虽然并不是无辜的，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虽然还活着，但他的心已经死了。当我们认为杀死孩子的凶手是郑民生时，那么杀死郑民生的凶手又是谁呢?

　　如果说房地产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郑民生和唐福珍一样，都是这场战争和这个不幸时代的牺牲品。富人们囤积着无数空置的豪宅，包二奶养情人;穷光蛋们“蜗居”、“蚁族”加“房奴”，直至失去了结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些穷光蛋或光棍有两种：暂时坐稳了房奴的人和欲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据传，郑民生所选择的实验小学以当地黑领群体的子女为主。仇富在这里已经不再停留在经济学家的稿纸上，而是走上街头。仇恨源自嫉妒，源自不公平和冷漠，源自深切的绝望。

　　民生与权力，孰轻孰重?当奥巴马力排众议、斥资万亿推出惠及大多数穷人的医改法案时，中国民生状态依然艰辛可怜，数万亿砸向无人乘坐的高铁和无人居住的房地产，一个叫民生的孤身医生只能蜗居在阳台客厅，甚至还失去了这份卑微的社区工作。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杰克的崩溃。

　　像郑民生杨国柱这样的“杀人狂”全世界都有，而不仅仅是和谐中国的特产，只是中国更多一些。德国有克雷奇默、美国有赵承熙、芬兰有奥维宁、日本有加藤智大、韩国有柳永哲，等等。比如2009年1月23日，比利时一名男子持刀闯进布鲁塞尔一个儿童看护中心，刺死一名儿童和一名成人。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这种杀人狂的出现，但我们应当懂得要避免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我们不能忘记，2001年3月江西万载县发生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广西北海和2004年河北辛集发生针对孩子的幼儿园凶杀案;2004年8月和10月，北京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幼儿园恐怖事件; 2007年7月，广东顺德欧阳颂用铁扳手将18名幼儿园孩子砸成轻重伤……

　　号称中国的《哈姆雷特》的《赵氏孤儿》是经典秦腔大本戏，曾被改编为京剧《搜孤救孤》、豫剧《程婴救孤》，甚至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的“杀子文化”在这部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孩子是未来的象征，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在“绝后”恐惧下，“杀子”与阉割一样，使人失去对未来的想象，这是一种深深的绝望。郑民生杨柱国们只是想让别人也体会一下他内心的绝望而已，只是其手段过于残忍残酷。

　　从克拉玛依大火、李思怡事件、512地震中用数字代替名字的遇难学生、三聚氰胺惨案中的结石宝宝、遍布全国的血铅儿童到迷雾重重的山西疫苗事件，这是一系列规模更大、更具恐怖主义色彩的“杀子文化”。与郑民生杨国柱们的严惩相反，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往往会得到体制的庇护。当金正日枪毙他的财政部长时，我们三聚氰胺惨案的罪魁李长江荣升全国扫黄办主任，而两个生产三聚氰胺的化工厂主张玉军耿金平被处死。以此逻辑，郑民生应当得到提拔，将生产水果刀的工人拉出去枪毙。

　　杀人游戏

　　人类文明是反对杀戮的，但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是从狩猎开始的，因此杀戮似乎是人的本性。以拯救人类灵魂为使命的宗教告诫人们，杀人者会下地狱。但人类很快就以宗教的名义杀人，他们将被杀者称为“异教徒”或者“敌人”。正因为杀戮是人的本性，当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就会停止杀人。苏格拉底反对杀人：因为我必须与自己相处，而且一生都离不开，我不愿杀人是因为我不希望跟一个杀人者共度一生。士兵之所以被称为杀人机器，是因为士兵没有自我，他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白痴和疯子。军队从来是拒绝头脑和思想的地方。一个离开军队的士兵或许会停止杀人，当他重新找到自己的时候。现代社会是一个扼杀自我的过程，在娱乐至死时代，杀人往往成为一场集体狂欢;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饭桌上的新闻佐餐。

　　狩猎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出处。作为狩猎工具的弓箭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件机器。随着社会的诞生，狩猎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人类自身。弹弓是弓箭的前身，春秋时代的晋灵公有个业余爱好，就是以弹弓射路人为乐。弓箭经过数万年的广泛使用，在工业时代被枪炮替代。这只是一个杀伤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美国的2002年10月，穆罕默德与17岁的同伙马尔沃潜伏在车内对过往行人进行“任意狙击”，整个华盛顿特区成为杀戮战场，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枪杀的对象，许多人吓得不敢出门，甚至在家里时也赶紧关好门窗……这场杀人游戏共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FBI和警察最后将“狙击手”逮捕。

　　虽然美国枪支泛滥，但穆罕默德杀人犯罪之恶劣，在美国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即使杀人犯罪事实确凿，美国司法部门仍然花费了7年时间才将这位杀人犯处死——他犯罪的地方尚未废除死刑。枪支并不是杀人的主要原因，其实被汽车杀死的人比枪支杀死的人多得多。杀死人的是人，不是工具。切菜刀、绳索、安眠药、高楼大厦和环境污染都可以杀人，甚至比枪杀的人更多。中国是禁止枪支和刀具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但并未对杀人犯罪发案率有多少明显的影响。

　　在乌托邦一般的挪威，2011年7月22日， 3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对首都奥斯陆市中心的国家政府大楼实施了炸弹袭击，而爆炸吸引了政府官员、警察和记者的注意力时，他又出现在40分钟车程以外的于特岛上，枪杀了68名正在参加夏令营的民众。当警察终于坐船赶到时，安德斯随即缴械投降。然而，他的计划中的演出还未结束。在本周一的首次开庭审理上，安德斯向法庭提出请求，允许他身穿行凶时的“警服”向外界公开“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过，法官并没有给他演出的机会。在制造这起挪威森林惨案的之前，这个执迷于古老的圣殿骑士团的安德斯就如何捍卫欧洲精神写了一本长达1500页的《欧洲独立宣言》：

　　我们竞争不过中国，邀请他们参加WTO是最近60年最大的错误，造成了欧洲千万人失去工作。应该降低消费，实行保护主义，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应该把中国和一些国家赶出WTO，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主的WTO。绝大多数伊斯兰和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对欧洲人有明显敌意，而中国人则不同，只想要欧洲人的钱。今天，中日和一些其它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们成为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刻意保持低利率从而增加出口。中国无信仰的统治，在消除伊斯兰的威胁上，无情远甚基督教政府。当然，他们对一切能潜在动摇自己地位的事都无情。

　　因为政府对枪支的垄断，中国的枪杀事件几乎都具有浓郁的官方色彩。全国各地发生过无数起“袭警抢枪”事件，除过少数未被披露的案例，大多数公开的嫌犯均被缉捕或击毙。除过从官方机构非法流出的枪支，对真正的杀人者而言，黑市非法枪支或许也并不那么难得。2010年元旦的第一分钟，东莞3名青年抢劫的士司机被围困，3人用一支枪轮流饮弹自尽，如同惊险电影一般。2010年3月11日，曾经枪杀一名警察的付晓霖与警方周旋枪战11个小时后被狙击手猎杀。

　　暴力和权力一样，一旦被垄断，就有滥用的可能。2007年4月7日，储户计程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一银行营业厅里刚取完款，被押钞员朱宏林近距离射杀。目击者证实，枪响后，有押钞员在现场打电话给公安部门和电视台，声称发生银行劫案，现场击毙劫匪。2010年1月12日，贵州关岭自治县坡贡派镇，赶场买东西的尧上村吊井组村民郭永华和郭永志被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当场击毙。随后的官方新闻宣称，这两名男子暴力袭警被击毙。

　　2001年2月20日，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受人之托，率5个警察伏击无辜公民卞礼忠，向卞礼忠发射子弹150发，致使卞礼忠身中数十弹，刑警中队中队长郑军还向卞的眉心和脸部补枪，并且伪造了卞持枪抢劫被警方击毙的现场。

　　“杀人游戏”一直以来都是广受白领阶层欢迎的网络游戏类型。对每一个游戏者而言，杀人是不要任何理由的。杀人者体验的是一种权力感——对他人生命的生杀予夺。权力欲是一个人的较高级追求。对很多职业权力者而言，这种欲望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所以他们不需要这种游戏。而对很多卑微的“蚁族”白领而言，权力欲受到压抑，因此只好通过游戏释放。对默罕默德来说，将杀人游戏搬上街头，是一种巅峰的权力体验和暴力体验。为了这种体验，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对朱宏林和张磊来说，他们也是出于权力快感的满足。   
    相关链接：暴力时代的罪与罚（2）       暴力时代的罪与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