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公民》是好莱坞2009年最具号召力的一部电影。科学家克莱德·谢尔顿在家中遭袭，妻女双双被害，由于司法程序认为克莱德的证词无效，最终因“证据不足”，首犯只得到10年徒刑。在愤怒和悲伤中，克莱德用10年的时间策划复仇计划，同时仔细研究了司法系统，他先是干掉了当年的从犯阿米，接着他很快找到了邪恶无耻的多比，并对其进行残酷的折磨与虐杀。克莱德的仇恨得到巨大的宣泄，但是他的复仇还未就此停止。他所针对的不只是那两个暴徒，而是整个腐朽堕落的司法系统……

　　在强大的司法系统面前，许多人尽管心里明白事实与真相，但职业利益使法官们最终选择了结案率，而不是正义。克莱德最后逼迫检察官尼克说出了一句良心话：“我不会再与杀人犯交易”。

　　在一切心愿都了结后，克莱德走向自己的终点。在烈焰腾起之时，如同一个圣徒最后的涅槃，没有惊讶，没有恐惧，只有忏悔与解脱。在自己的妻儿被害之后，他在人世只剩下绝望和仇恨，他只希望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民众对正义得到伸张的希望……

　　2005年2月25日，公民黄运财不满湖南永兴县法院法官的枉法裁判，自制礼品炸药，将三办案法官炸为一死两伤。该爆炸案震惊中国司法高层，经过重审，永兴县法院在判案中枉法不公被完全揭露。黄运财闻讯嘶吼咆哮，泪流满面。“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在同村的乡亲眼中，黄运财是一个温和拘谨、乐于助人的好人。次年1月6日，公民钱文昭冲进甘肃民乐县法院，将法院院长等5人炸死，伤20余人。公开的消息是，钱的儿子在法院司法拘留中死亡，钱认为法院处置不公。

　　2011年5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一连发生了3起爆炸，临川区政府大楼遭到炸弹袭击，两名政府保安被炸死。爆炸发生前，爆炸制造者钱明奇对保安大喊：“赶快走，里面有炸弹，我和你无冤无仇，不想伤害无辜。”

　　一名法制晚报记者的微波中写道：“看钱明奇的微博，开通不到一年，364篇，篇篇充满怨气。他关注着媒体人、律师，关注着钟如九、夏俊峰，他试图通过这个平台找到申诉发泄渠道，但只是众多申冤者之一，无人注意。他最后一条微博在支持夏俊峰，那个刀杀城管的小贩，第二天，他制造了更惊悚的恐怖事件，他也走了，这个微博永远不会再更新。”

　　钱明奇在博客中写道：“幸福在那里?合法新建的六层楼房700平方米被官员用非法手段拆除，现已给我造成实际经济损失200余万元和耗时十年的上访诉求时间，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元钱，法律又该对我怎样?”他最后的微博是“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和杨佳一样，钱明奇出生于北京，不过他比杨佳大了整整20岁。6月24日，江西抚州公民邱润武，因知晓抚州爆炸案钱明奇的冤情，而被社团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2001年的12 月25日，圣诞节。山西晋中法院判处枪杀14人的胡文海极刑。胡文海在法庭陈述时从容镇定地说：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在“躲猫猫”、“俯卧撑”和“华南虎”的法治崩溃中，对杨佳们的严厉审判传递了两层不祥的信息：法律是不值得尊重和敬畏的，法律并不能讨回公道;面对强势群体的欺凌，作为弱者的民众只能在逆来顺受和暴烈反抗之间作出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2006年8月11日，卖烤肠的崔英杰被城管李志强抢去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怒刺李志强。2008年5月14日辽宁本溪公民张剑在家中刺死强拆者。2009年5月10日，服务员邓玉娇遭遇官员邓贵大黄德智强行非礼，用修脚刀刺死邓贵大。2010年4月8日，公民杨义冲破大批武装保护，一刀刺死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

　　话语权法则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杀人的话语权法则：技术层面上同样的“杀人犯”，结局却总是霄壤殊异。大人物的杀人是否“有罪”，是否“合法”，往往并不在于其行为本身，而归结于主人的权力大小、及与权力所匹配的话语解释权;个体杀人者是否会受良心谴责，是否会遭社会制裁，亦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这一“小”的行为——依附、挂靠于某种大的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中，能否使“小”置于“大”的政治目标和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置于“大”的社会旗帜之覆荫和庇护下。杀人不好，而杀“敌人”则很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

　　在贫富或权力上，人有高低之分。但从人格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历史上不乏有钱有势的懦夫恶棍和贫贱不移的仁人英雄。强者与弱者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道德和法律博弈，而是话语权的比拼。大多时候的现实都是强者的胜利，大多时候的历史都是弱者的胜利。如果斯大林说得对——“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他已经被赫鲁晓夫否定。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刺客列传》篇目，荆轲与秦王之间，谁是英雄几乎是不用争辩的。《战国策》中有一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面对强者自残自尽的弱者被唐雎称为放弃话语权的“庸夫”，而不畏强权奋起抗争者被唐雎称为勇士。对“强者”来说，只有这样的勇士才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根据话语权法则，当年刚刚20岁的私盐贩子贺龙闯进政府盐局，用菜刀劈死数名税警，抢去10几支枪和九千斤盐，这后来被传颂为“两把菜刀闹革命”;而27岁的平面设计师孙志刚被警察以没有暂住证(类似日伪“良民证”)为由合法绑票(“收容”)，甚至随后被收容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合法”谋杀。在很多时候，所谓法律不过就是一种话语权而已。

　　28岁的公民杨佳，网名为“非常旅程”。热衷于参与户外论坛组织的野外徒步活动，在同行驴友的眼中，杨佳腼腆内向，会做很好吃的鸡蛋煎饼。2007年共和国国庆节，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杨佳在次日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节，杨佳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手刃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

　　杨佳案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前夕，“稳定”的政治压力导致此案迷雾重重，比如杨佳的母亲一度失踪，后来出现在官方的精神病院。经过迷乱不堪备受质疑的审判后，杨佳被官方司法系统判处死刑。

　　杨佳之后，“遵义杨佳”何胜凯将自己献给了权力的祭坛。他因为土地被侵占多次上访，遭到警方的残酷虐待。看完耀武扬威的60年国庆阅兵后，何胜凯走进遵义市法院，刺死刺伤一名法警和数名保安。自称“生于贫贱长于磨难”的何胜凯曾写下大量的日记：“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被捕后，何胜凯指认现场，他对着社团成员大喊：“我要杀死你们!”声嘶力竭，几致昏死。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在中国当下扭曲畸形的政治司法体制下，杨佳案激起全社会广泛的情绪震荡。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与杨佳类似的不幸遭遇，杨佳虽然是一个普遍的镜像，但做出这种激烈反抗的只有杨佳：“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中国自古就有“忠良遭法屈，叛逆成大义”的传统，无数至高无上的皇帝被民众作为暴君处死。缺乏公信力、缺乏第三方力量的政治体制在杨佳案中遭遇到极大的道德危机。法律并不完全代表正义，官方强大的话语权在此受到民间普遍地怀疑，“刀客”、“大侠”、“英雄”的民间话语不胫而走。沉默的大多数依靠互联网的土壤，开始基于自身的利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和命名权。

　　2010年8月2日深夜，在没有事先通知王家，也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四川黄水镇政府组织人员开着铲车直接撞向了黄文伟家门。梦中惊醒的黄文伟夫妇不明就里，下楼查看时即被数名男子强行架走，连同王慧的父母一起被带到10公里外拘禁起来。王慧3岁的女儿则被遗忘在屋内，直到被推土机轰隆的巨响吓哭，才被人救出。天亮后，王慧一家人才脱困回家，发现家园已成废墟，全部财产都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黄文伟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妻子王慧也只着一袭睡裙。很久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幕，黄文伟依然悲愤难抑。“作为一个男人，遭受这样的侮辱和伤害，我真的难以接受，刻骨铭心。”

　　2011年3月30日清晨7时，黄水镇政府再次对王慧父母搭建了8个月的窝棚再次强拆。黄文伟赶到现场见到岳父母和窝棚都不知去向，这个平时性格温顺的男人顿时“失控”，驾车径直冲了进去。撞倒数名执行警戒任务的城管和治保人员后，黄文伟又顺手抄起物品箱里的一把水果刀，下车向包围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挥舞，造成数人受伤。

　　当局对黄文伟的指控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不特定人群实施的暴力犯罪，其行为属于“反社会、反人类”的恐怖犯罪范畴;事实上，黄文伟的行为针对的只是对自己家园实施非法强拆的政府官吏。2011年7月28日，法官尚未宣布庭审结束，法庭内上百名旁听群众就喊出了“黄文伟无罪”。

　　中国官方的发言人姜瑜曾有名言：“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黄文伟在法庭上表示认罪，他说：“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生活，但都被强拆毁灭了。”最后他向伤者含泪致歉，“我知道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我们都是权大于法的牺牲品。”

　　2010年2月19日，美国公民约瑟夫·斯塔克放火烧掉自家房屋后，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撞入国内税收署的一处办公楼，造成13人受伤，1人失踪。作为纳税人，斯塔克驾机撞楼前在一家网站留言，抨击国内税收署，称用暴力对待这一机构“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倡导“公民不合作”思想的梭罗相比，斯塔克走得更远。与国家主义体制的对抗中，作为个体的公民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弱者，如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最终无一不以悲剧而结束。但正是这种悲愤的挣扎显示出弱者的意志和力量。

　　匹夫不可夺志也。人的天性是“畏死”的，之所以“不畏死”，是因为有比死更不能忍受的东西在压迫他们。孟子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黄运财虽然被法律处死，但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心中的正义，或者说，他不惜以他的生命来夺取自己的话语权。在自然法中，每一个自然人都天然拥有对邪恶执行惩罚的权利——这叫做报仇。

　　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曾经这样叹息：黄运财应当随着炸弹附上一份判决书——判处枉法者有罪!如同《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对栾平的宣判：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作为律师，曾经为一个刺杀恶官的美国公民辩护：当政府无法阻止和惩治官吏集团腐败作恶时，为了捍卫正义，每一个公民天然的拥有执法权，包括以暴力手段惩罚消除作恶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民主是美国的立国根本，而民主就来自公民权，公民权的前身就是公民执法权，公民持枪权不过是为了保护公民执法权。即使现在，未经官方许可和主人同意，擅闯民宅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危险的，哪怕你是警察也如此。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谋杀与惩罚的不同，就是话语权的意义。

　　原罪与救赎

　　2009年11月2日，被判处死缓的刘汉黄悲叹道：“悲哀啊，人类的悲哀……”。这个来自贵州土家族的打工仔在工作中失去右手，其后的10个月里，他仅从霸道冷酷的厂方手里要到了8200元。索赔的艰难与长期经受的羞辱终于使他崩溃，2009年6月15日，面对台湾老板的欺凌，瘦弱的刘汉黄以仅存的左手掏出弹簧刀，怒杀两人，重伤一人。据说当时现场围了近200人，却无人相救，甚至保安也躲在一边。有人后来说：“我们不是不想救人，但刘汉黄杀的不是人。”

　　在法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道歉，4次请求法官判他死刑。来自台湾的死者家属也坚决要求判决刘汉黄死刑，并立即执行。刘汉黄私下告诉律师：“我杀人了，判我死刑，我认了。但那是不是无论怎么打我，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应该反抗?” 有网友赋诗云：“狮虎猎物获威名，可怜麋鹿有谁怜?世间从来强食弱，纵使有理也枉然!”

　　当初刘汉黄没能拿到法律判决的18万元工伤赔偿，如今三位死伤者家属也拿不到法律判决的12万赔偿。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不同的，前者是有钱不给，后者是无钱可给。

　　2009年5月16日，沈阳公民夏俊峰在街上卖水果时遭遇中国城管，被围殴的夏俊峰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死2名城管，官方法院终身判处夏俊峰死刑。在此之前，类似的崔英杰被判处死缓。2010年8月30日，公民侯钦志在马路市场遭遇南通城管，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刺死一名城管，被判处死缓。崔英杰一案庭审时，崔英杰和他年迈苍苍的父母都泪流满面，多次向李志强家人道歉乃至下跪，但始终未获对方原谅。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苏北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案发后，4名的凶手随即被捕。

　　普方一家的亲友们匆匆从德国赶来，他们在法庭上见到了那4个18~21岁的疑凶。他们原以为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他们就选择了其中的普方家。盗窃行动被房主查觉后，惊惧之下，加之言语不通，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普方先生的母亲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诧异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中国官方坚持“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原则，最终判处4人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慈善方式来纪念普方一家。他们很快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带给他们很深的触动：这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当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帮助他们能完成中国官方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对此，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其实，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普方基金会早先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逐渐慈善力量开始突出，显示出造福社会的美好前景。

　　普方基金的活动默默延续至今，已有超过500名中国贫困学生接受资助而完成其学业。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的背景日渐淡化。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

　　募集基金的普方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由一家餐厅免费提供。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这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晚宴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夏俊峰一案经媒体报道后，这个底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为更多人所关注，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不同背景的人热心捐款，几元、几十元、几千元、几万元，善款源源不断地打到夏俊峰妻子张晶的卡上。仅仅3天，就筹集了17万元。

　　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数十万西方在华传教士、修女、商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到义和团的屠杀，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辛丑条约》以每个中国人1两白银来索赔。但很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就将这笔赔款还给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因此有了清华大学，也因此有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启蒙先驱。因为教育的不同，人可以成为魔鬼，也可以成为天使。同样一个清华大学，美国认为是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包括培养国家元首)，中国官方则认为是“文化侵略”。

　　雨果说：“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座监狱。”2009年的奥斯卡奖电影中，《弱点》和《珍爱》都属于反映贫穷与教育的社会题材的现实电影。在美国，虽然每年仅有数十人被法律处死，但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纪录片《等待超人》批评美国教育，“宁愿在一个罪犯身上花20万美元，也不愿在一个学生身上花2万美元”。人是无法离开社会成长。一个人最后成为一个社会的建设者或者破坏者，这基本取决于个人成长的环境和遭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制造”一个建设者与“制造”一个破坏者的成本相差并不大，但其贡献却一正一负。人与人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硬件，不如说更大的在于软件差异。一个生动的人可以救人灭火，也可以杀人纵火。对他来说，二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正常的。其行为的差异取决于认知的差别，而认知在于教育。教育是一个软件输入过程。

　　为帮助非洲失学儿童走进校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2010年12月12日正式发起了“中非希望工程”，旨在让中国希望工程走进非洲，以最不发达国家为重点，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2011年8月18日，第一批“希望小学”奠基开工。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对北京市区30所外来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暴力拆迁，强行关门封杀，近3万底层打工者的孩子因此被迫失学。一位家长看到夷为平地的学校，躺在地上放声大哭。

　　罪与罚

　　事实上，穷人的教育在中国几乎沦落成陪太子读书——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中国的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这是一种对未来的谋杀。而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使这种失败的教育几乎无法挽回。社会将一切责任推给一个人的个体和自身。而将一个人的贡献完全掠夺归于国家。“反对死刑”的原理在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一个人犯罪，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囚禁罪犯，社会付出供养成本，阻止其犯罪，罪犯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除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杀人狂，否则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毫无意义。

　　对郑民生马加爵药家鑫来说，枪毙他们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恐惧，恐惧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们将一切罪过都推给他们，而我们是无辜的，甚至否认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这个社会失去了好医生“郑一刀”、失去了“三好学生”马加爵，我们得到了杀人犯，然后我们正义凛然地杀死他们，擦去手上的血迹，让侩子手扮演起正义的化身。

　　我们可以给帮助抓捕马加爵的打手奖励20万，我们可以给每个南平实验小学丧子家长赔偿26万，但我们拒绝给贫穷的马加爵郑民生刘和芳们一分钱，任由他们穷困潦倒绝望崩溃，杀死自己或者杀死别人。我们只承认一种罪恶，那就是贫穷。在这里，掠夺不是罪恶，敲诈不是罪恶，剥削不是罪恶，贪污不是罪恶，冷酷不是罪恶，枉法不是罪恶，甚至这一切都是令人羡慕四处炫耀的美德。

　　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崩溃的末日世界，这里没有任何信仰和底线，只有暴力和阴谋，强者依靠暴力欺压弱者，弱者依靠暴力消灭强者。死亡和暴力贯穿着一个噩梦般的社会，生命和爱情在这里显得荒诞不经。无论穷人或者富人，一个在恐怖下苟活的时代足以使人类两个字蒙羞。17世纪著名的英国诗人多恩有一首著名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也不能产生普遍的幸福感。这种模式的衡量指标是GDP，而不是民众的真实感受。“带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使压抑、焦虑和被抛弃感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郑民生用8个孩子陪葬的方式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社会，需要它的所有社会成员“买单”，没有谁可以幸免。这是一个暴力时代的罪与罚。

　　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这四大自由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重新再现和具体的发挥，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下，现代人被专制权力剥夺压迫得痛苦和恐惧，又被金钱引导安置在消费和娱乐的幸福当中。于是，没有心肝的娱乐和没有节制的消费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欲望和时尚。你越是白痴越是无耻就越是幸福。在权力阴影下驯服温顺的侏儒在欲望的狂欢中却是消费的巨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批量化全球化生产白痴和疯子的时代，白痴的唯一要求就是消费，一切幸福都来自消费。这个时代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就是失败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

　　2011年6月11日-14日，广东增城发生持续3天民众激烈抗议运动，愤怒的民众对暴虐无能的社团组织进行打砸烧攻击。这一被社团称之为群体事件的社会危机实质是持续20年维稳积怨的总爆发。从石首、瓮安、陇南到新疆，面对未来，因为权力的娇纵和失控，暴力作为对权力的唯一制衡手段，势比将会愈演愈烈，目前的一切只是预演而已。社团媚体《人民日报》总结社团传统说：“把问题拖大拖炸，将矛盾击鼓传花”。生活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世界没有永远，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团，它的最终归宿都是坟墓，这是无法改变的。唯一的区别是，活得短些还是活得长些。当它讳疾忌医开始疯狂挣扎的时候，就已经离死不远了。

　　“不论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723灾难告诉人们，一个处在技术前沿的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与一个腐朽愚昧的专制宫廷政治是绝对不兼容的。一次性杀死数十人，却连凶手都没有?!在刘志军张曙光贪腐丑闻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人们将这场灾难称之为“腐败恐怖主义”，或者“权力恐怖主义”。有人在微博上这么说：“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已把他们的欲望置于整个社会之上，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只有一个结局——猖獗的恐怖活动和街头的血腥暴力。”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保持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均衡发展。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物质财富的基础和原动力的话，那么信仰和道德就是精神财富的原动力。以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的幸福程度纯属隔靴搔痒，并不能触及人性本身，因为精神与物质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说物质就是肉体，那么精神就是灵魂，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一具僵尸而已。在任何人类的哲学中，精神都高于物质，精神是物质存在的根本。

　　当国家主义以扫黄的名义已经闯进民众被窝时，国家已经全面篡夺了一个自治自律的社会。民众作为纳税人，以自己劳动和汗水支持国家扶危救困。国家可以将纳税人的血汗钱用于建筑监狱，也可以用来建设学校;可以用来帮助绝望的穷人，也可以用来镇压崩溃的穷人。20万元，可以奖励抓捕马加爵的打手，也可以帮助穷学生马加爵;26万，可以补偿悲痛欲绝的学生家长，也可以帮助穷困潦倒的郑民生。无论20万还是26万，都是公民的血汗钱。不同的用途决定了或者悲剧或者喜剧。

　　郑民生之后

　　3月26日，郑民生杀人后第3天。在福建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位声称8岁女儿遭强暴的中年妇女突然下跪，向前来医院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哭诉喊冤，并口出惊人之语：“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

　　3月28日，郑民生杀人后第5天。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一杨姓小朋友写道：“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3月29日，郑民生杀人后第6天。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26岁的儿子雷连鸣荣升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

　　4月1日，愚人节，郑民生杀人后第9天。这一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才华横溢的温宝宝同志的最新作品——《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

　　4月12日，郑民生杀人后第20天。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40岁的杨家钦用菜刀连砍7人，造成一名8岁男孩和一名80岁老妇死亡，另有两名小学生、一名学龄前女童及两名村民受伤。

　　4月28日，郑民生杀人后第36天。上午9时，郑民生被一枪爆头枪决。下午15时，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33岁的乙肝患者陈康炳闯入广东省湛江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4月29日，郑民生死后第2天。江苏泰兴，47岁徐玉元在中心幼儿园内持刀砍伤32人。官方不承认有人死亡，但百度贴吧有网友发帖称：砍伤28个，已经死了8个，而且凶手还不止一个。

　　4月30日，郑民生死后第3天，郑民生42岁生日。当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45岁的王永来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抱住2名学生点燃汽油自焚。据传王永来是退伍军人和党员，因为家里的房屋拆迁遭到威胁和恐吓。

　　5月3日，郑民生死后第6天。上午，张可可在北京宣武区菜园街绑架一名5岁女童，要求警方帮他联系网恋女友。狙击手将张可可一枪击毙，击毙之时，“围观群众发出阵阵欢呼”。# A3 p, U( i! _: {4 @/ lwww.xcetv.com当日下午，官方给予狙击手二等功奖励。

　　5月11日，郑民生死后第14天。广西三江县独洞乡高定村37岁的杨庆明持刀在当地将2名中年妇女和一名3岁女童砍死，并砍伤一名6岁儿童。杨庆明被村民用石头当场打死。同日，赵作海在被关押了12年后无罪释放。农民赵作海道出了官方的“认定法则”：“比如，我偷了菜，别人说我偷了，我没偷。别人说就是你偷的，这是认定。”赵作海说：“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

　　5月12日，郑民生死后第14天。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48岁的糖尿病患者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7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死亡，另有11名学生受伤，其中2名儿童伤势严重。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