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笔者在《民众利益才是最高准则》的文章里颤颤惊惊地说：“民众，人民大众，众民。大众，绝大多数人是也。……谋求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民众利益”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原则。通俗地说民众利益就是最高准则。也就是说唯有民众利益才是‘党和政府执政施政的最高准则’。”
不料“民众利益”的说法还是捅了马蜂窝，这不符合权威们所谓“人民利益”的标准用语，犯了“敏感”，一下子就成了“进行舆论欺骗”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2011年9月14日，似乎是“左”派的阿郎郎先生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指责说：“宪法对人民有明确的定义，人民有阶级性的内涵，而大众、民众、则不具备这样的内涵。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千方百计要取消人民这个说法的原因！改变这个说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改变国家性质变成法律条文！所谓舆论斗争斗的就是这个！就是要把反动派的险恶用心昭告世人！反动派造那么多流行语干嘛？使用那么不加注解的多舶来词干嘛？就是进行文化战，就是进行舆论欺骗！不能依着着他们制造的流行说法说！”——这位“左”派先生的高论深莫可测，气吞天下，不讲逻辑，不依常理，着实气势恢宏，威不可犯。
早在2007年4月1日，典型的“右”派茅于轼先生就在大著《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政治家利益》里这样诠释了“人民的利益”。他说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强调，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经这个精英一注释“人民的利益”成了“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这享受“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咱们老百姓，大众、民众、众民、众人可能“个人的条件和运气”远不如精英，恐怕很难挤进这“人民”的圈子里去“追求生活的享受”了。这只能怪自己的“个人的条件和运气”不佳，千万不能扭曲为仇富思想。茅于轼“强调，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当权者肯让“百姓安居乐业”，当然是茅于轼 这一类高等人给予下等人的一种恩赐，这种恩赐就是所谓的“人民的利益”。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早就推出了一种理论——让步理论。认为统治者向被统治者让步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总结说：“让步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一切，都证明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让步政策’，而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的让步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2010-04-19北京日报，郑起东，《关于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也就是说，统治者向被统治的百姓让步，肯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所谓的“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历史的研究“证实”了统治者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恩赐就是人民的利益。
可见“人民利益”一词早就被这些或“右”或“左”的先生们糟蹋得体无完肤了！笔者实在不敢轻易使用“人民利益”的词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免被他们搅成一坛子烂泥而一无是处。
然而，“左”派阿郎郎先生不许人们使用“舶来词”，也不许使用“流行语”，否则就有“改变国家性质”的“反动派的险恶用心”。不过“左”派先生阿郎郎可能不懂，中国的“国家性质”早就被宪法界定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须知马克思 所说的“社会主义”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都是地道的“舶来词”，而“大众”、“民众”反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用语，如何反倒成了“舶来词”？ 用是不是使用“舶来词”来界定是否反动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绝大多数人”的含义其实也就是“大众”；“民众”就是“大众”的同义词。“绝大多数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本用词，如何就不能用了？ 说“人民有阶级性的内涵，而大众、民众、则不具备这样的内涵”，那么马克思使用“绝大多数人”，而并没有使用“人民”这个用语，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讲阶级斗争，是不是马克思在“进行文化战，就是进行舆论欺骗”？这些“可恶”的“左”派的瞎搅和真是没完没了！当初他们的老祖师刘某人就“左”得可怕！国人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盼望幸福生活。极“左”大师刘某人就大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年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邓公一手主持的《人民日报》还报导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搅得那里鸡犬不宁，贫穷缠身。然后，这些“左”派大师才把他们自己刮共产风、搞穷过渡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嫁祸于毛泽东 ，乘机篡夺实权，以实现他们的官僚制资本主义——其实他们是地道的右派。“可爱”的“右”派和“可恶”的“左”派其实本是一家子，他们从来就不怕逻辑混乱、语无伦次、颠倒黑白。他们要的是把水搅浑，乘机实现他们的“险恶用心”。
“左”派阿郎郎先生不许人们使用“舶来词”，也不许使用“流行语”，其实当今权威的“人民”一词就是地道的“舶来词”和“流行语”。中国古代所用的“人民”其含义与现在的权威含义并不相同：或指百姓、平民。如《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闻义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国 ……人民服饰，惟有毡衣。”《水浒传》第二回：“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 或泛指人类，如《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唐李冗《独异志》卷下曰：“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 并无什么阶级性的内涵。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M.T.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也使用过人民的概念，但它是指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与公民、国民等词混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人民”，说是“如有任何政府损害这些目的（保障生命，获得自由及追求幸福），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人民与政府官员对举使用。1935～1938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法西斯势力、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组成的统一战线称为法国人民阵线。1935年7月14日,法国社会党，法国激进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各大工会组织全国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决定起草统一左翼各党派行动的共同纲领，人民阵线遂宣告诞生。人民与敌人对举使用。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提出用“普遍武装人民”的方式来取代“庞大的常备军”。人民与平民、民众、大众同义。列宁则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全部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公开宣布：“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列宁并表示“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人民、大多数选民、群众交替使用。
在我国，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级阶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显然，“人民”是与“敌人”对举而使用的。“人民”一词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含义了。 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敌人只能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等极少数人。毛泽东把“人民”与“敌人”对举使用，马克思用“绝大多数人”与“少数人”对举使用，涵义也能相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原话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并没有使用据说“有阶级性内涵”的“人民”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千方百计要取消人民这个说法”，只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少使用“人民”这个说法。
林云海先生在《新中国的“人民”，英文该怎么说》一文中调侃道：在英语世界，“the people”一词因人人放在心里而很牛，在新中国，“人民”一词因人人挂在嘴边而很牛。（按：流行语呗！）英文“the people”在新中国的词典里还是有对应词的，那就是在新中国的一些觉悟者看来带有卑贱色彩的“老百姓”一词。不管怎么说，很庆幸“老百姓”这个词没有被毁掉，它仍然是与国家机器相对，指称的仍然是the people，至于觉悟者因为它跟国家机器相对而认定它带有卑贱色彩，那就是觉悟者自己的事了，象我这样的不觉悟者是不在乎的。同样是恪守“信，达，雅”，英译中的人可以庆幸“the people”有对应词，而中译英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新中国的“人民”一词很难在英文词典里找到对应词。把新中国的“人民”译成“the people”肯定是不对的，须知新中国的辞典是这么定义“人民”的：与“敌人”相对。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对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主体是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社会的发展。从新中国辞典的定义来看，新中国的人民显然不等于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等于the people了，因为the people是等于老百姓的。再说，该定义说的其实是广义上的人民——人民阵营，不然也不会变来变去，有所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了，这跟我在这里要说的人民——新中国人人挂在嘴边的人民有很大出入。新中国人人挂在嘴边的人民是狭义上的人民，是不需要考究属于哪个时期的人民，是无始无终独一无二的人民，不然一个二个开口闭口“人民”，你来我往闹了半天，却是自始至终都是牛头不对马嘴，岂不搞笑死了？
当今关于“人民”的一切说辞，在精英理论家的心目中，最关重要的是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权力”等同于“人民”，谁拥有了权力，谁就可以代表人民。而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代表人民枪毙你！”多么光辉圣洁高大无比的形象啊！无怪乎“人民”一词早就成了高官的最爱了。我等弱势草民既无权又无势怎敢滥用神圣的“人民”一词来说事呢？因此，笔者思虑再三，还是以《民众利益才是最高准则》为题来说事为好。其实，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也就因此，网友钱泓的帖子说：“一位美国教授考察中国后的感叹：中国人活得太累，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个词组：成功和拼搏。我很奇怪，他们连快乐都感受不到，却想追求幸福。普通中国百姓，的确没幸福也少性福。……”不是吗？多少可怜人为了标榜自己已经是“成功人士”，可以开着豪华车，而顿顿吃咸菜过苦日子——“成功”高于幸福，在无形的手驱使下去“拼搏”胜过人生的自由。封建等级思想魅影下可怜的国人！
其实，国人的拼搏和成功，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而要出人头地其实也就是一个“权”字。为了捞到一点权力，没有什么是舍不得牺牲的。因而也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幸福。宁可失去自由与幸福，也要捞到哪怕是一丁点儿权力，以便出人头地，混迹于高等人的行列中。 这也包括不惜一切代价移民到上等人的国度，然后回来蔑视依旧属于下等人的国人。
星岛环球网的新闻报道“落马高官人生轨迹：出身多贫寒，都有奋斗史”说： 《人民日报》27日发表文章探究落马高官的人生轨迹，指出从观察胡长青、成克杰、郑筱萸及陈良宇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出身贫寒，勤奋上进，曾有过艰难的童年史，奋斗的青年史，辉煌的成年史，而最终却走向了堕落。文章指出，从磨难开始，以悲剧收场，恐怕是当事者始料不及的，其中的警示很值得深思。……清代徐继昌曾记述辽东知府杜石坡所言：“我辈做官当常想到未做官以前与不做官以后，自律自严，办事不期勤而自勤，俸禄不期薄而自薄。”思以前、想以后，是促进内心和谐的平衡器，是一种科学比较的辩证法。文章指出，官员的天职，是为民谋利，绝不是以权谋私。一方面，官员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各方面待遇好于普通群众，与自己走上领导岗位以前的日子比，没有理由不知足，更没有理由不尽心竭力工作。另一方面，做人一世，做官一时，做官须先做人，如果在任时为所欲为，难免为日后栽下祸根，甚至自掘陷阱。
如今的高官常以古代官吏自励。这好像有点匪夷所思，人民的勤务员何以和封建官僚相比拟？其实是哥们不明就里，封建官僚与“人民的勤务员”还是相通嘀，一个是民之父母，可以为百姓主宰一切，权力了得；一个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权力同样了得。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出人头地，荣宗耀祖”。这就是国人奋斗一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国人只知道拼搏、成功、出人头地，而不知道自由幸福为何物 ，更不知满足为何物。拼搏一辈子好不容易当上了有权优势的高官，不为所欲为而显示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成功何以为人？可见那些警言都狗屁不通，不合时宜。有新闻道是：即使是一个汽车维修工，接到了一辆派出所的警车，在修理之前也要开出去抖抖威风，显示一下自己属于成功阶层，并乘兴打打人解解馋。这虽然比不得李双江15岁虎子的实在。人家靠的可是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研究生导师父亲的成功与实力。不过，在封建等级观念依然统治 着整个国度的中国，一个地位低微的汽车维修工勇于不失一切机会进行挣扎，也算得是“难能可贵”了！这得力于中国官家教育的成功。
“文章指出，官员的天职，是为民谋利（按：严重错误，要说是“为人民谋利益”才行），绝不是以权谋私。”但是，国人从胎教开始，经过双语幼儿园、实验小学、重点中学到名牌大学，而后是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教育，教的都是“成功学”，绝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挤进“重点学校”，还要考英语六级、钢琴八极外加奥数。奋斗之执着到了政府官员取缔奥数，前往解救被害的少年，但少年不领情，反视之为仇敌，将官员赶出奥数课堂……国人拼搏之惨烈可见一斑。如果你怀疑如今的中国社会还滞留于明清王朝的封建时代，那可能是神经有点不正常。
在这样的官家教育的一统天下，教师们实在有苦难言。为了升学率、就业率等绩效，“为人师表”的他们也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苦苦“拼搏”，以便获得“绩效工资”来苟活，连搏个众人皆争的出人头地都难！难怪乎某女教师惊呼道：“宁当妓女，不当老师”。请读读这心伤之言：“天才是1%加99%的汗水”这样的语言只会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生活教会我们的不是拼爹、不是拼背景，而是拼谁最能豁的出去。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我也没办法，在杭州这样的高消费城市，我无法让自己的生活那么惬意，可以晒着爱马仕的名牌包包、可以开着豪车炫富，我有的只不过是每个月两千多的代课工资，住在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再也挤不进任何东西的小出租屋里，每天精打细算，得为了省下每天一块多度的电费，热的大汗淋淋都舍不得开风扇，英、数、外工资高的离谱，地理是副科工资除掉每个月吃住所剩无几，两个月前晚上10点补课回来，路过小弄堂，一个趔趄摔掉的门牙至今也没钱去补，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曾经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现在生活如此的狼狈，还不如去做妓……虽然名声不怎么好，可是至少也算得上是自食其力，我们可以容忍二奶、小三的存在，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妓女呢？只不过小三面对的是一个男人，妓女面对的是多个男人，除了在数量上的变化，在工作内容上他们也没什么本质差别。虽手中持有双学位，拥有着名牌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和文学学士的双学位，那又如何？学生时代获得的“祖冲之杯”、“华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奖杯”，现在都只是弃置在墙角的垃圾。选择从妓，工作时间自由，不必为了每个月少的可怜的工资大半夜备课、准备教案、吸着粉笔灰、管着一大群调皮的学生，我不是随叫随到的夜店小姐、三陪，不会为了几十元的消费摇尾乞怜、故作媚态，我拥有高智商、高学历，我要做个一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气质妓女”，喝着洋酒、住着豪宅、挎着名包，这些是做老师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的，小凤仙也是妓女，可是她跟着蔡锷就成了千古佳话，所以是不是妓女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接了什么样的客。”一些网友愤怒斥责 如此女教师无师德，可为什么不斥责封建奴才思想牢笼的罪恶呢？国人之“英雄”，多持刀扑向弱者。
现实就是，当高官的二奶、小三、相好（不就是妓女吗？）腰缠万贯，也算得成功人士。为了成明星，情愿被诸多团长、导演、制片人潜规则，尔后成了巨星，虽然与妓女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当个“人大代表”、“老师”什么的，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吹捧，招摇过市，金银满罐易如反掌。无良女人可以出卖肉体，无良男人呢？别伤悲，还可以出卖灵魂，当个文人墨客，依附高官和老外，一样可以出人头地，荣宗耀祖。不是吗？连死人都能荣归故里。不信请看满清的走狗大汉奸李鸿章：2011-09-19新安传媒网，《李鸿章故居跻身4A》：8月24日上午，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公告(2011年第10号)，李鸿章故居及李鸿章享堂被批准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美国第19任总统格兰特(U.S.Grant)吹捧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如今中国的奴才紧跟，为李鸿章建纪念馆，继承他的遗志。不过，吹捧死人为的可是为如今出卖灵魂的活人铺垫。
显然，不幸的现实竟然是，只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在中国他就无所不能，且大富大贵。请问精英们，这是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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