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上来看，欧洲大约 有3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更不用说语言了。语言的阻碍使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全面的描述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使对学者和研究背景的影 响难以进行统一的评价。对于如何从地理上定义欧洲，学者们争执不休，因此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概述也就存在着实践上的困难。第三个或许是最严重的挑战，即 欧洲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分散性。欧洲有许多主要的研究中心，但是大多数研究分散在那些通常只有一两位学者的小规模的研究机构中。事实上，欧洲中国研究的 总体状况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协作，这自然就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最后，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着定义上的分歧。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认为，真正的中国学术研 究必须具有强烈的语言和文化倾向，因此，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不过是一时之急，应该被剔出中国研究的领域。然而，最近20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 变化，因此，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职人员即使没有转向当代，也变得更加现代。
一、欧洲中国研究的开始
在欧洲，汉学作为一门学 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14年。当时，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教席”。在英国，汉学经过一段时间才获得了正式的学术地位。19世纪 下半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等外交官以及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提供了教职。但是，这并未建立任何稳固的传统。1916年，伦敦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院，但到1932年才设立正式的汉学教职。在德国，迟至 1909年，汉堡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的汉学遭到了重创。这使美国的大学受益匪浅。直到二战之前，美国的汉学基本 上由欧洲主导。
在二战后，欧洲的汉学获 得了重大的发展。这首先发生在英国。1947年，《斯卡伯勒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亚洲、非洲和斯拉夫语言研究的措施。这种发展延伸到欧洲大陆。在莱顿大 学，许理和(Erich Zürcher)是其中的急先锋。1961年，他设法从资金和教职上集中扩大汉学研究所的汉学领域。在德国，汉学在二战后得到了承认。一些主要的汉学研究 中心——例如莱比锡大学——成为共产主义民主德国的一部分，但却不断萎缩。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西德设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教席。与荷兰相 比，德国汉学的发展走向了比较分散的道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中国研究是在地区研究的体系内发展起来的，从所聘任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的基金资助来看，它们基 本上属于更具有传统研究倾向的东亚研究所或东亚系的分支。
另一个共同的模式是对书面语言的关注。汉学帝国的建立者大多使用文言文，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讲现代汉语。就教学中使用的现代汉语文献来说，它们通常是繁体字，而不是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字。学生们越来越把这视为怪事。当1968年学生革命爆发的时候，这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二、中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兴起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汉 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汉学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高本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开拓了汉语音韵 学研究，而且是因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加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委托他培养一批年轻的汉学家。
尽管高本汉也写了一些关 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通俗著作，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强调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传统。高本汉的弟子坚持了这一传统，并把他们的机构建设集中在历史音韵学、古典 宗教和哲学以及语言学等汉学领域上。高本汉对史学研究的贡献并不是那么大，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并不是其弟子所关注的学科。因此，奥胡斯大学之 所以建立关注近代研究的东亚研究所，是因为所长易家乐不愿意让他的研究所开展近代研究。1970年，挪威设立了这一领域中的第一个终身教职。直到1986 年，哥本哈根大学才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终身教职，而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类似教职的时间则更加靠后。
总而言之，欧洲的汉学始 于对中国的语言、哲学、宗教、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研究。欧洲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东亚院系和研究所全都拥有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对 何为真正的汉学的看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对于欧洲汉学应该采取的一般方向，这一群学者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分歧。1975年，他们甚至成立了欧洲中国研究协会 （EACS），召集想法类似的同行和研究生举行会议。此时，汉学生活在象牙塔中，对于1968年革命完全没有准备，而这场革命突然把当代政治带入大学的政 治漩涡，并激起了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趣。
三、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形成
从20世纪70年代末 起，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兴起。在许多国家，当代中国研究使汉学领域发生了分裂，并且由于传统的院系不愿意开展当代中国研究，结果是成立了新的研究院系 和研究中心，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只有在莱顿大学，许理和巧妙地阻止了汉学领域的分裂。他的拯救措施是在莱顿大学 汉学研究所内成立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对荷兰的当代中国研究来说，同样幸运的是经济史学家E.B.维米尔(E. B. Vermeer)负责管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英国学者托尼·塞奇加入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并于1986年担任莱顿大学中国政府 和政治研究教授。他同斯蒂芬·兰兹伯格（Stefan Landsberger）和彭轲(Frank Pieke)一道创造了欧洲最积极和最有活力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在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 亚非研究院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导者，并且创办了《中国季刊》杂志。在超过45年的时间里，《中国季刊》维持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领导者的地位。同莱 顿大学汉学研究所一样，亚非研究院由于细致地收集了中文资料而提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许多政府报告和官方资助为设立新的学术职位和扩大汉学的图书收藏铺平 了道路，推动了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剑桥大学、达拉谟大学（1989年）、爱丁堡大学（1965年）、利兹大学（1963 年）、伦敦大学、牛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1996）和威斯敏斯特大学（1992年）等高校都建立东亚研究系或中国研究系。
在德国，杜勉 (Jürgen Domes)在萨尔布吕肯大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的当代亚洲项目。然而，萨尔布吕肯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在它的创始人退休 后未能继续维持下去。德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1956年亚洲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的建立。多年来，亚洲研究所一直是在大学系统外惟一专门致力于亚洲研究的学术机构。它建立了德国最好的亚洲图书馆之一，出版了一系 列的出版物。
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哥 本哈根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等于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崛起和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改组。在几年内，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逐渐成为一家重要的 研究机构，大约有8名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研究中国。1994年，出于管理上的原因，哥本哈根大学决定关闭各类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将其同现存的院系合 并。这一决定也对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产生了影响，使之于1994年关闭。各类研究计划和活动又回到了各类研究所，尤其是东亚研究系和北欧亚洲研究协会。
1967年， 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由北欧部长理事会以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的名义成立。该研究所的公开宗旨是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亚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充当北欧 学者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的渠道。然而，研究所在项目和人员聘任上最初只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因而反应出所长易家乐本人的学术兴趣。到20世纪80年代中 期，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被认为应该对当代亚洲的社会科学研究投入更多的力量，因而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改组的公开目标之一是研究所更名为北欧亚洲研究协 会，将来应当集中全力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减少对近东和南亚的关注。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所有学术职位变成了有限期的职位，建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为研究人员 增加了配有研究助理的专业研究职位。
最近，北欧亚洲研究协会 再一次进行了改组。结果，由哥本哈根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和隆德大学构成的研究协作网同意接过（从北欧部长理事会那里）管理的职责，继续把北欧亚洲研究协 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推动北欧地区的亚洲研究。哥本哈根大学被指定为新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主办机构。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现任会长是约恩·德尔曼 (J?rgen Delman)博士。
四、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
根据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 委员会委托国际亚洲研究协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欧洲共有8000名左右亚洲学家（Asianist）。其中大约20％（大约1600 人）据估计是“在职的中国专家”。这个数字目前已经增加了数百人。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EACS）大约有700名会员。不过，欧洲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并不是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会员。
在英国，中国研究专家大 约有100名。上述对英国中国研究的调查列出了51名全职研究人员和39名兼职研究人员。此外，各类研究机构也有一些中国专家。近年来，英国当代中国研究 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之外。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等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全都出现了快速的发展。诺丁汉大学建立 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招聘了包括郑永年在内的许多中国专家。曼彻斯特大学投入重金，建立了新的中国研究中心。利兹大学的亚洲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即使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也对人员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牛津大学邀请徐维恩（Vivienne Shue）担任新的弗汉姆当代中国研究教席。这些也都是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复兴的良好迹象。
在德国，到2004 年，18所各类大学大约有40个教授职位。目前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职位大概是教授职位的2倍，汉堡亚洲研究所、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等研究机构也有许多研究人员。1994年，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成立了东亚研究所。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该研究所拥有2名教授、2名副教授和许多研究助理，目前在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具有很 强的实力。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据 估计有100多名在职的中国研究学者，包括许多博士生和博士研究人员。目前，哥本哈根是最具有活力的研究地区。这得益于北欧亚洲研究协会、哥本哈根大学跨 文化和地区研究系中国组与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之间的资源整合。这种研究环境也得益于近来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参与。该研究中心有一些研 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博士后职位，并且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然而，很难计算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究竟有多少位中国专家，因为相当多的人只有临时的 职位（尤其是在丹麦和挪威），而且可能隔几年才会得到研究资助。他们在未得到研究资助期间仍然进行研究，发表著述。
法国的状况非常复杂，因 为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分散在许多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下属的近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5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杜明(Jean-Luc Domenach)和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目前有5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伊沙白（Isabelle Thireau）、潘鸣啸（Michel Bonnin）和施维叶(Yves Chevrier)。然而，法国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似乎都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里昂大学和普罗旺斯－埃克斯－马赛大学也有一些 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同当代中国相关的大多数研究在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并且专门研究台湾问题。
莱顿大学失去了最有活力的欧洲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地位。当代中国资料中心仍然存在，但托尼·塞奇已经前往哈佛大学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而彭轲则已经转往牛津大学。目前，莱顿大学没有任何当代中国问题方面的教职。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当代中 国研究起步相对较迟。1992年，马德里自治大学成立由达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领导的东亚研究中心，目前有10多名研究人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也开展了当代中国研究，并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一项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在葡 萄牙，亚威罗大学于1998年首次启动了东亚研究硕士项目。随后，里斯本理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成立了东方研究所，并出版《葡萄牙亚洲评论》杂志 （Revista Portuguesa de Estudos Asiáticos）。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的 商学院兴起了当代中国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现在有3位专门研究中国的国际商学教授。哥本哈根商学院正在形成重要的当代中国研究氛 围。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关注中国的亚洲研究项目正在迅速扩大。在利兹大学，商学院的国际商学学者与东亚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这种合作 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商业和发展研究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金融和管理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是对中国商业和管理兴趣日益浓厚的结果。同 时，非常重要的是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充满活力的中国商业研究机构。
五、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多年来，欧洲中国研究协 会是聚集欧洲中国研究学者们的惟一手段。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8年召开的第一届青年汉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青年汉学家大会”的首要目标是重建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之间由于二战而中断的交流。另一个目标是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汉学合作。25 年来，“青年汉学家大会”除了1960年和1968年外每年都召开一次。
1975年， “青年汉学家大会”的一些会员发起成立了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新的组织选举了理事会和会长。第一任会长是易家乐。随后，马悦然、房德龙（Piet van der Loon）、许理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杜德桥 (Glen Dudbridge)和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相继担任了会长。这份名单看起来就像是一份欧洲古典汉学的“名人录”。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未能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取得重大的进展，并且 协会两年一次的大会在分组讨论的主题和内容上关注的仍然是传统的汉学。它出版了一份通讯，有时将大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出版。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性的 协会。例如，英国汉学协会创立于1976年，大约有200名会员。北欧中国研究协会成立于1991年6月，大约有50名会员，主要研究现当代中国。
20世 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伊拉斯谟”网络（ERASMUS network，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在推动欧洲的中国学术研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伊拉斯谟”网络关注的是学生交流，但还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员流 动，并且两年一次的会议成为重要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平台。“伊拉斯谟”网络的巨大好处在于它接触了欧洲大学教学和研究的直接参与者。由于某种原因，欧盟委员 会决定把“伊拉斯谟”计划改为“苏格拉底”计划（SOCRATES），把运作的中心从研究和教学环境转移到大学的官员上。这种变化发生在“伊拉斯谟”计划 开始承认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之时。
近年来，许多研究院网络 相继涌现。在瑞典，瑞典亚太高级研究院（Advanced Asia-Pacific Studies，SSAAPS）于2001年成立，目标是为亚洲研究博士生提供研究训练的支持，促进瑞典与国际学界之间在这一领域上的交流。在芬兰，东亚 和东南亚研究大学网成立于1996年，目标是同促进东亚和东南亚相关的教育和研究。芬兰的20所大学全都是这一网络的成员。在欧洲的层面上，欧洲当代东亚 研究院网络在杜伊斯堡成立，参加的机构有7个。这些研究网络代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新发展，因为它们促进了东亚研究领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招收和培训 新的研究人才。
1996年， 欧盟－中国学术网成立（EU–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这是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一次重大事件。欧盟－中国学术网是沈大伟的创意，是他过去3年里在亚非研究院一直提出的倡议。欧盟－中国学术网的宗旨 是建立一个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组织，促进欧洲分散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欧盟－中国学术网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信息交流和帮助制定欧盟委员会的中国战 略和政策。由于这些原因和随后对布鲁塞尔的多次游说，沈大伟说服欧盟委员会为欧洲－中国学术网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使之与1997年初开展活动。
欧盟－中国学术网旨在成 为一个协调欧洲的研究机构合作的网络，而这些研究机构则充当在各个成员国家内的网络“节点”。最初的7个合作协调机构是现代中国资料与研究中心（巴黎）、 亚洲研究所（汉堡）、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斯德哥尔摩亚太研究中心、哥本哈根大学亚洲研究系、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伦敦大学 亚非研究院担任欧洲－中国学术网的秘书处，并且由罗伯特·阿什教授担任协调人。
欧盟－中国学术网的主要 活动是一系列的小型政策研讨会，参与者是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学术专家和决策者。另一项重要活动是举行100多人的大规模年会，参加者是学者、政府官员和 欧洲商业界的代表。最后，欧盟－中国学术网管理着欧盟－中国研究基金（EU–China Research Fellowship Fund, ECRFF）。欧洲－中国研究基金为许多年轻学者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在结束博士学业之时或随后的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到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进行田野调查或档 案研究。
欧盟－中国学术网显然已 经成为促进和推动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催化剂。然而，2002年，欧盟－中国学术网的活动被迫中断。2004年，欧盟－中国学术网背后的研究机构得到鼓励， 提交了一项重新启动网络的建议。2006年初，所有技术工作最终都准备妥当，学术网的第二阶段开始启动。欧盟－中国学术网第二阶段的目标依然是推动欧洲当 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分散的研究机构和资源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鉴于学术网的创始成员都是研究机构，因此新欧盟－中国学术网的主要目标是吸引个体成员。然 而，令人沮丧的是，2007年初，欧洲亚洲研究所（欧盟－中国学术网的主持机构）由于财政压力而被迫解散。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欧盟－中国学术网依然是前途 未卜。
欧盟委员会对欧盟－中国 学术网的投入应该值得称赞。然而，它对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将会是很有限的。新的欧盟－中国学术网并没有带来欧洲中国研究学术的更新或扩 大。很清楚，欧盟的行政机构能够大大受益于欧盟－中国学术网。然而，欧盟－中国学术网如何促进作为一种学术追求的当代中国研究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资料来源：Kjeld Erik Br?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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