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开放迎来它30周年纪念之际，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甲子”之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60年当中，以“集体时代”为标志的前30年，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而渐行渐远。30年的时间不长，在历史长河中也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片段。然而新中国历史上这一前一后的两个“30年”，在当今的社会主流中却正在被塑造为长度有明显反差的两个时段：一个被人为地缩短（压缩），一个被人为地拉长（放大）。对这两个“30年”实行“差别待遇”的具体方式是，前30年被过快地遗忘、过度地曲解和过于武断地抛弃，后30年被过高地估计、过多地歌颂和过于急切地肯定。

做此对比并不是想要为前一个“30年”叫屈喊冤，而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揭示这个时代的深层逻辑对于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并由此去触摸那些被遮蔽已久但却甚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作为“集体时代”的前30年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被遗忘，以致于仅仅时隔30来年人们便难以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也不能恰当地表述或记忆这段并未远去的历史？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求解，除了需要摒弃那种看似客观的“标准答案”（如随时间流逝而导致遗忘）外，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追问和反思——追问出现并导致这种“选择性遗忘”的原因，反思那些阻隔记忆、扭曲认知的重重屏障。正是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阻隔与遗忘、告别与清算、拨乱与反正，形成了一道道厚厚的“铁幕”，从而“成功地”造就了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这些颇具蒙蔽真相之功效的铁幕，足以使生活于当今的人们不仅认识不清楚前一个30年，而且即便作为亲历者也难以恰当地定位和解释后一个30年，更不用说从中总结出具有历史高度和战略意义的经验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了。

换句话说，为了能够了解过去，也为了能够恰当地认识和评估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下，更为了使今后的世界更加公平合理，我们需要对何为正义有所判别，或展开探讨。这便需要我们去揭开那些由语言和表述建构出来的“历史事实”，去打破那些由各种知识与言论所构成的、足以混淆视听的铁幕。丝毫不用怀疑，打破或仅仅是揭开这些铁幕，都绝非是朝夕之功所能完成的事情。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反思，从一点一滴处展开分析，在具体问题上加以批驳。而对于集体时代的中国乡村（及其研究成果）的回望与重估，便是我们为揭开和打破学术认知领域内的“铁幕” 所做的一次努力。不仅如此，对于新中国60年的短暂历史而言，前一个30年的实践，尤为值得进行回顾和重新“估价”。这不仅是由于它为太多的铁幕所笼罩，而且更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它那难以抹去的历史贡献，以及它的“另类”探索实践和理念，对人们探寻未来道路和“另一种可能”具有深远的启示与影响。

正是在此意义上，reevaluate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对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做出回望，而且更需要对之做出重估——重新评价、重新衡量它的地位、价值与意义。在经历了物理时间相同但“历史时间”却不对等的两个“30年”之后，我们尤为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重估，而这种重估本身，就含有在与后一个截然不同的30年对比之中重新看待前一个“30年”、重新审视当前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方向的成分（这从下面多位学者的书评中亦可看出）。

我们选择“海外中国研究”作为对集体时代进行重估和反思的切入口，主要是由于这些海外的著作及学者对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研究有着广泛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在海外有着重要影响，引领着海外学者乃至公众对集体时代中国的认知与想象，而且相当一部分著作经翻译“旅行”至中国国内，成为参与塑造中国人心目中这段历史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为建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提供了得力的理论视角和价值标尺，其中一些更是被奉为“经典”而成为定位和评论集体时代、认识和了解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权威性作品。而且，以“海外中国研究”的相关著作来作为回望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窗口，也便于我们从比较的视野来审视历史和展开评论，并有望进一步分析揭示中外各种力量在看待“集体时代”这一问题上所产生的结点、差异、碰撞与冲突。在选择具体作品时，我们尝试将持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作品有些属于主流表述之列，有些属于相对中立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则属于与“主流”不甚合拍的“另类”研究成果——以便通过不同侧面的“回望”和不同视角的“评估”来更为全面地对这个“集体时代”进行再思考和再评价。因此，我们选取了这些在海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或部分内容论及）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作品，来作为本期《评论》的评论对象 。

既然是通过反思关于集体时代的研究作品，来回望（重估）集体时代的中国乡村，那么对这些研究作品展开评论的文章，自然就肩负有双重使命：对集体时代做出评价和定位，对这些研究作品及其对集体时代的评价进行“再评价”。接下来，笔者将围绕重估集体时代中国乡村、反思相关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这一主题，从各篇书评中总结出几个较具代表性的论题，来对本期所刊的评论及其讨论要点做些介绍 。

首先，对集体时代及“文革”时期中国乡村发展状况的回望与重估。这是本期“评论”的主题之一，也是绝大部分评论都直接或间接做出回应的问题。如，关于“文革”时期中国乡村经济状况这一扑朔迷离的问题，安舟（Joel Andress）在他对韩东屏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于中国乡村发展的影响》）所做的评论中，着重指出韩东屏通过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政治两个方面的考察来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对于这部“讨论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发展的贡献”的著作，安舟也就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若干层面以及“文革”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详细点评。又如，关于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农业产量这一后来被某种“神话”宣传所贬抑和妖魔化的问题，猢狲子和戴震（Alexander Day）都通过他们所评论的著作进行了分析。猢狲子在对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红土地》一书的评论中，结合恩迪科特与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的研究指出四川省“在公社时期，主要粮食的产量和亩产量、农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一直都有增长，公社末期（1977-1982），有些产量增幅甚至超过分田到户以后的数字”。戴震在对黄宗智（Philip Huang）《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分析中，也注意到了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所得出的类似结论，即改革以后的农业生产既不比集体时期也不比过去600年来的历史表现得更好。而有过集体时代中国乡村农民经历的老田，通过对《林村的故事》背后有“三个作者”的分析，更具切实感受地指出：“改革初期的‘宣传逻辑’是把集体农业的增产效果最小化，同时把个体农业的增产效果最大化，以便把30年努力所取得的全部农业进步，仅仅归结为‘分田到户’政策的效果，这样，就方便地论证了新政策优于旧政策。但是，笔者作为一个职业农民，亲眼见到的增产效果是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逐步地、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单产和总产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均产量，从而发生过短期飞跃。”这些结论和观点，无疑是和“通过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主流宣传截然不同的。因而它们在引发我们反思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向更深、更广的事实和信息层面探寻历史之真相。

其次，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相关研究作品中所持观点及相应判断的重估与再评价。这些在高默波、谭同学、陈柏峰、老田的评论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高默波通过对剑桥中国史第十五卷的简洁梳理，极为精当地指出了西方“文革”史研究者在许多关键问题（如毛泽东的思想、“文革”本身及其真正目的和意义、中国当时的对外关系）上的错误观点和盲目判断，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的“困难”（包括其在查阅中文资料和跨学科阅读与研究中的语言难题，在面对中国本身的舆论口径转向时缺乏反思意识和“抵抗力”等），这些都促成了“除了总结届时已经发表的西方研究成果外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的“这本权威的剑桥史”的出现，及其作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巨著”地位的确立。谭同学通过对阎云翔《私人生活》一书中的核心论点和关键论据的详细分析，不仅指出该书所提供的经验论据及其论述过程完全无法证明“‘无公德的个人’是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一结论，而且提醒研究者不应依靠某种想象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甚或某种既定的偏见，从而使经验只是作为某种“装饰”而存在，理论也成为经验的背叛。陈柏峰亦针对《私人生活》指出，作者竭力探讨的所谓“无公德的个人”只是农村社会的一种表象，而没能抓住表象背后的本质，“乡土本位”视角的缺失使研究者无法区分集体时代的农民与改革时代的农民，无法从农民自身的角度、依照农民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历史经验来看待乡土中国的变迁。老田在对《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评论中，颇具洞见地指出该书中的材料原本就是一个集体化推动农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却被本书的三位作者按照“先定的否定结论”活生生地改编成了集体农业完全失败的故事，人为地在经验材料与结论之间挖出一道巨大的鸿沟。从而通过分析该书论证过程中的内在窘境和史料错误，为我们深刻地揭示出了海内外的学者及“发言者”对于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诸种误读与曲解。

第三，对所评论著作及相应论点之所以出现判断错误和逻辑矛盾的原因展开分析。如果说对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基本状况进行回望和对研究这个时期的作品及其观点进行评判，是本期“评论”所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的话，那么，分析和反思为何会出现这些认知偏差和错误结论，则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的工作。揭示作品及其观点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来对这些作品及其关于集体时代的描述与认识进行再评价。对作品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拷问的努力，在老田的两篇评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通过对《林村的故事》的剖析，老田指出这个“林村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个作者——即由爱讲故事的主人公叶文德，擅于编故事的作者黄树民，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三个作者”——来有分工有合作地共同创作出一个符合美国听众口味、以便在美国学界中顺利行销的故事。而至于该故事的内容是否真实可靠、论述是否有理有据则不是作者们首先需要遵守的学术准则了，因为这种“创作”的过程需要考虑的是决定作品能否有销路的意识形态标准，以及作者本人这项学术研究工作在政治风云和读者口味迅速变换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合理的时间分配规则来实现有效的成本收益。而通过对“要通过给人们讲述一个成功的集体农业村子的故事，来说明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的“可怕窘境”的分析，老田为我们揭示了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代原因进行了分析。由于需要“按照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去讲述中国农村”，所以为了完成论证过程不得不颇费脑筋地去想各种办法“竭力弥补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一方面选择各种足以使材料失真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大量增加各种五公村之外的负面材料（包括教授们大量的负面评价和议论）去冲淡材料的说服力”。在这种技艺高超的学术炼金术背后，是作者不得不顺应大趋势以实现“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从否定到肯定的回归”，而学术及学者的这种变化“恰好见证了美国汉学这个特殊学术场域的视野变换——从前视野狭窄、激进派拓宽了观察视野、激进派消失并回归主流导致视野再一次狭窄，学术观察视野的狭窄化，与不宽容心态完全同步”。在此时代大潮下，该书作者根据他们所身处其中的美国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即符合主流意识的著述可以获得最高的资本收入），在计算投入产出比的基础上，为获取较高的文化资本收入而不惜以滥用和编造证据的“符号暴力”手段来展开“学术研究”的不端行为，就不那么奇怪了。除老田书评中的这些分析和揭示外，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即可看出，高默波、谭同学等人的评论中，也都有这方面的反思和批判性工作以及敲击并掀开“铁幕”的努力。

第四，基于集体时代中国乡村实践而产生的对于未来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回望过去，往往也意味着思考当下及未来。本期评论以“回望”为主题，便包含了这种努力。而对于当下的反思和审视，以及对于未来的有意识思考和探索，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本期的一些书评中。如，戴震通过自己的评论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智关于中国农业过密化（又译“内卷化”）的理论假说，并敏锐地注意到黄著在论述集体化时期所存在的一些困境，指出黄宗智“过分关注农业过密化趋势和农民收入问题的做法（可能）掩盖了中国经济整体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而指出“集体化主要不是为了克服农业过密化，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这些洞见有助于我们跳出黄宗智书中的理论框架，拓展解读和审视农村集体化时代的视野与思路。正如作者所述，透过《长江》这本讨论中国长时段经济发展的奠基性著作，“理解乡村的贫困以及仍在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最近一年里是3.3倍的差距）之根源，是找到一种办法来打破全球资本主义那不可持续之不平衡的关键”。

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凸显于1990年代后期的“三农问题”的简要分析，提醒我们应反思现今那种市场迷信的发展思路对于海内外的中国乡村研究所具有的笼罩性影响。猢狲子在他的书评中则更是将“回顾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经验，并思考其对现在各种反资本主义者所提供的启示”作为思考和论述的一个重点。在这篇详实的书评中，猢狲子结合恩迪科特在《红土地》中的记述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分析揭示了集体化道路的反对者及后来的主流舆论对于人民公社的诸种错误认识和解释，以及在此种认识和解释下、对四川的大多数地区而言多少带有强迫意味的分田到户历程等一些常常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隐秘逻辑。而作者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和结论，如“大饥荒被错误地归咎于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如按需分配），所以这些实验被抛弃和妖魔化”；“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占支配地位的对于‘共产主义的失败’的解释不光是错的，而且还高度意识形态化，在历史上它被用来压制平等主义性质的社会实验，并且为拉大贫富、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等差距创造了条件”。而对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的这一结论性设问，作者也给出了更具“另类思考”特点的探索和回答——“如果说共产化在中国开始的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80年代尚不成熟的话，那么毋庸置疑，如今那些条件正渐趋成熟”。

除了上述书评外，本期还收入两篇时事评论。熊蕾等人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讨论，清晰地梳理了相关六国的利益关系与矛盾纠葛，有助于中、朝、韩等国人民透过扭曲失真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混淆视听的舆论报道辨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贺雪峰关于当今中国土地制度的文章，则从华中学者特有的乡土本位意识出发对形形色色的土地私有化论调进行了有力的辨析和驳斥。这两篇时事评论是对前两期当中所探讨中国农地制度问题及全球背景下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延续和呼应。

透过这一篇篇有着丰富思考和深刻见解的书评，我们在回望过去、重估集体时代的同时，更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奇迹” ，也更是思想文化上与世界接轨的“被改造”和“主流化”。这种改造是经由一系列技术高超的舆论宣传和力量巨大的告别历史并清洗记忆的措施来逐步实现的，以致于我们虽然有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却越来越搞不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又将要向哪里去这样一个简单问题。这一割裂历史、丑化过去、蒙蔽真相，从而导致认知扭曲和迷失方向的实践与“历史”，在今天都仍在继续。因此，对于撕破阻挡视线、麻痹思考和迷惑认知的那重重铁幕而言，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本期评论的努力还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