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杂谈》的网友讨论中国之大小事。一位说道：“球市，8级地震，球迷早已心碎；楼市，高烧中迷茫，广大普通公民早已心寒；股市，融期黎明前的黑暗？股民早已习惯大起大落！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半夜鸡叫难忘记！教育市场？医疗市场？这些准市场有哪一个为百姓造福？我看不改革，也不比现在差到哪里去，当然不包括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超额提前完成了小康的目标，直奔大康！中国奢侈品消费居世界第一 ！之所以这些准市场都不成功，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市场中都被幕后无形的手操控，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叫赌场或投机场所更合适些。和谐和谐，没有制衡就没有和谐！过犹不及，熟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非左即右？”另一位则说是：“我还真不相信中国人有智商低到极致的，估计是拿钱的美分。”四月青年社区anti-nazi网友则呼吁：“中国人应当走出非左即右的简单二元论思维”。
然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文忠教授还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绝对思维，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特别容易走极端。从五四开始，我们认为传统一无是处，现在传统捡起来什么都是好的了，这也很可怕”。（搜狐新闻，《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流行态度：非神即粪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非此即彼就是任意打扮》）很不幸，历史学教授忘了历史：“绝对思维，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特别容易走极端”的是西方持二元论机械唯物观的一些人（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人的哲学观。传统的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中道哲学”。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大炮之下，一些国人完全丧失了自信，把西方等同于现代，把二元论机械唯物观当成现代的根本哲学观，才有了如今流行的非此则彼，非左则右的绝对化思潮。并非所有的国人都如此，请莫把“绝对思维”的屎盆子扣在全中国人的头上。
在中国，是谁在热衷于“非左即右”？网友们说对了，除了“既得利益者”谁还能智商低到如此极致？“非左即右”其实就是一种官僚权术 ，这种权术与西方“非此则彼”的二元论思维不谋而合。
一句话，以中道哲学为本的中国人根本不相信“非左即右”，除了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丧心病狂，早就把美国主子“非此即彼”的西方哲学当成“祖训”，还傻乎乎地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乖乖地当听话的“驯服工具”，跟在他们屁股后，一样地背宗忘祖，都相信“非左即右”了呢！也因此，时下的主流媒体热衷于用YES/NO的西式二元思维来教化国人，因为这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需要。也因为如此汹涌的舆论轰炸，才把历史学教授都震晕了，误以为“中国人有一种绝对思维，要么肯定，要么否定”。
请看“既得利益者”——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如何厚着脸皮玩弄“非左即右”、“非此则彼”：
首先看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祖师爷刘少奇的“左”与“右”两手交替的表演，他们做的是“左”与“右”通吃，什么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干什么。
刘少奇先大讲“右”的言论，不得逞后，改讲“左”的言论。目的只有一个：在“打下天下”之后，由新生官僚独占天下。
无情的事实就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后马上极力散布“右”的言论，公开鼓励资本主义剥削。他在许多会议上多次强调:“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甚至说工人求资本家：“你剥削剥削我吧！你不剥削我，我就没饭吃 ”。
此后，刘少奇换了个人似的，大力鼓吹共产风、大锅饭、浮夸风等极“左”的言论：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发动大跃进.周恩来提出辞职刘少奇到处鼓劲》）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文章，题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发动大跃进.周恩来提出辞职刘少奇到处鼓劲》）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发动大跃进.周恩来提出辞职刘少奇到处鼓劲》）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
《信阳事件：从吴芝圃我行我素的“大跃进”到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文章回忆说：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刘少奇 主席刮共产风、浮夸风的干将之一。从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身处“二线”的毛泽东很清醒，并没有被卷入“一线”刘少奇主席的极左旋风之中。
然而，刘少奇却我行我素，玩弄左右两手的把戏，硬要把自己制造浮夸风的“极左”罪责嫁祸到毛泽东的头上，而标榜自己“正确”。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语出惊人 毛泽东的威望遭受危及》，该文章注明：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刘少奇视察湖南时画龙点睛，直接说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来源：《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身处“一线”的刘少奇自己指导《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口号，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地推给“二线”的毛泽东，作为“毛主席犯了错误”的证据，这个刘主席实在够“厚黑”。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官僚权术。
对此类官僚权术，有网友辛辣地嘲笑道：他们总是不断地干坏事，给自己捞好处谋利益，然后再把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把共产党搞得臭烘烘的。今天的中国在很多人的眼里，共产党已经不光彩了。所有这些阴谋，姜文在《让子弹飞》里，用一句台词就戳穿了。“土匪”张麻子把从富人那收来的钱，一袋一袋都从窗户扔进，送给了穷人，让老爷黄四郎很是恼火，恶狠狠地说：“我让你收买人心。”接着就指使打手戴上“麻匪”的面具，扮成“麻匪”闯入老百姓的家中把钱抢走，还欺凌民女。把这些罪恶栽赃到“麻匪”头上。这三十年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假共产党所干的祸国害民的罪恶，栽赃到共产党头上。正是黄四郎干的勾当。（钢筋水泥，《毛泽东出人意外的抉择》）
再看今日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急先锋厉以宁、邱晓华之流的“左”与“右”两手交替的表演，他们做的也是“左”与“右”通吃，什么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干什么。
2005年8月17日辽宁日报，高慧斌，《厉以宁：中国进行的是新公有化改革》：“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私有化改革的提法，厉以宁纠正说，中国进行的不是私有化改革，而是新公有化改革。”——“新公有化改革”，看来这一帮子“改革派”很“左”，推销私有化出了名的厉以宁们正在大搞公有化！
2000年11月6日《中国信息报》发表邱晓华为首的“课题组”撰写的长达万余言的文章。他们公然鼓吹，在我国工业部门的196个行业里，国有企业“必须”从146个行业中“撤离出来”，从而使1376万多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鉴于《中国信息报》是国家统计局主办的报纸，邱晓华又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多人以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多家报刊予以转载或报道，在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引起震动。有些地方加快了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很多国有企业的职工惊诧不已，忧心忡忡。这里刊载的国家统计局前局长、离休干部李成瑞撰写的文章，指出邱晓华课题组的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有问题，分析方法不科学，结论是错误的；如果按他们的方案办事，将把我国经济导向私有化。——看来这一帮子“改革派”很“右”，他们大搞私有化！
厉以宁、邱晓华及其幕后的势力玩弄“左”与“右”两手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混淆视听，混水摸鱼，把全民的财富据为己有，积累官僚资本，把新中国的“天下”据为己有。他们忽左忽右玩弄权术，“非左即右”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并非他们的原则。
时至今日，大众看透了他们这帮“改革派”的极恶面目，这帮子人深感独占“天下”的危机，于是又祭起了“非左即右”的法宝——据说，改革前是“左”的时代，人民强烈反对。于是，改革后的时代，“反左”也就“深受人民的拥护”。以此想蒙骗民众，挽回民心，维持自己的“官天下”。其实，这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这种表演，数“凤凰”系最为卖力。凤凰大视野费尽心思推出了历史回忆片《我的1976》。在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刻，刻意安排这样的历史回忆想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一句话，“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痛恨过去，珍惜现在。这也是惯用的“忆苦思甜”的老掉牙的手法。
2011-11-8铁血社区一位“历史的过来人”发帖“让人落泪的《我的1976》谢谢凤凰卫视”说：刚才看了凤凰卫视的历史回忆片《我的1976》,令人咽喉哽咽。片子是从周总理去世谈起。周总理去世以后，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现象。例如，在周总理去世的讣告里面，仅仅只说周总理是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停放周总理遗体的地方非常小、与周总理的身份明显的不相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周总理治丧期间，居然继续广播娱乐节目；人民日报不准刊载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的报道……当时，我们作为历史的过来人，都对于此是心情十分沉重。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安排。姚文元对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下达命令，压缩或者禁止对于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报道，并且故意安排娱乐节目在治丧期间播出，结果，电台和人民日报，接到了大量的抗议电话。……回顾这一段历史，十分重要。我们的干部永永远远要和人民站在一起，要和绝大多数人民休戚与共。要反对腐败、反对不顾及人民利益的一切坏事情坏作风。现在的的确确是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警惕了。四人帮脱离人民群众、迫害人民群众的历史教训，我看值得我们深思。谢谢凤凰卫视。又一次回到了那个让我们全国人民落泪的悲壮时代。我是一边看，一边落泪啊。
不过，同是“历史的过来人”，在“沉重”之余，笔者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又一次回到了那个让我们全国人民落泪的悲壮时代”以及对康生、江青等“四人帮脱离人民群众”的深思。在激起人们对“极左”苦难回忆的背后，这些策划者依然贯穿着“非左即右”、“非此则彼”的逻辑，以为激起民众对过去的“痛恨”，必然带来对现今的“珍惜”。然而，这仅仅是策划者的一厢情愿，中国人不相信“非左即右”与“非此则彼”，而相信中道哲学：谁的行为对绝大多数人有利，民众支持谁；谁的行为对绝大多数人不利，民众反对谁。在落泪之后，民众依然不会简单地以为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就一定是民众的朋友——国人还没有傻到那种程度。至少中国的古语有过“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警示。
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因为她的人文精神与中道哲学。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所谓中道哲学就是人的思想要切中规律（道），而不能随意偏离 （不仅仅是“过犹不及”）。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实事求是”。 而一切从新官僚（他们也自称革命干部、人民公仆）出发，以新官僚为归宿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官僚意识；“非左即右”、“非此则彼”则具有片面性，片面性不可能符合事物的规律性，也就偏离了中道。某些策划者全力激起人们对过去的部分回忆，从官家的立场随意取舍，避开民众的历难，避开今日贪官污吏制造新三座大山对民众压榨的现实苦难，避开美国霸权主义者对中华民族咄咄逼人的欺凌的现实耻辱，专挑他们这些“老干部”与康生、江青等四人帮的“英勇斗争”与耿耿于怀的感伤，博取好感与同情，实在不怎么君子。不说其他，单说康生与刘少奇 这一对延安整风的副组长，他们乘机联手死整周恩来。再说刘主席越过国务院直接到处鼓动浮夸风，逼迫周总理……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辞呈：“中央、主席：鉴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请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周恩来”。（《发动大跃进.周恩来提出辞职刘少奇到处鼓劲》）还有刘少奇批斗朱德的历史事实等等。这帮子策划者如何就不为朱德和周恩来打抱不平？不着力回忆这 段历史，进行文艺的感伤表现呢？他们心中的小九九民众会看不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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