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经济成长过程中都有权分享一个不受威胁的友好国际大环境。这是人类群体以其本性要求托付给联合国章程而彰显的“天赋国权”。美国“重返亚太”及近来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正在激化中国与周边近邻国家的历史传承关系,实实在在地威胁着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所应公平分享的周边友好环境。而且,这种冲突操纵行为还隐匿在道义仲裁的外衣下,被其国务卿乖巧地美其名日“巧实力操作”,尤其令人腻歪。
在国家版图范围内应激式的自我震怒无法让美国人感同身受,在纽约大街上自我高尚的理性示威也无法让美国人的中枢神经受到震撼。只有洞悉美国人在钓鱼岛和南海所持战略底线,才能在与日本人过招时获得钓鱼岛主人在面对盗窃恶行时的出手自信,才能在与南海诸国利益交汇时恰如其分地捍卫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
将21世纪的亚洲导向太平洋世纪并继续主导
世界舆论在千禧年前夜总结世纪增长的国际大区、主导国家力量和增长的产业特征时,普遍认为19世纪是欧洲世纪--英德法意是主导国家力量,增长的产业特征是以工业革命为始发的制造经济;20世纪是北美世纪--美国是主导国家力量,增长的产业特征是大车间生产、电子信息技术辅助和向后车间的数字信息经济过渡;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是可能的主导力量,增长的产业特征因新世纪尚未展开的不确定性需要观察和引导。
经过新世纪10多年时间的发展,亚洲国家普遍增长强劲,对应经济权重不断加大,在二战后长达70年的时间中,美国第一次感到了丢失“领骑衫”的危机。2008年是国别增长竞赛的关键一年,始发于头号经济体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欧美和多数OECD国家,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措施方面较为及时,经济恢复迅速。两相叠加起来,21世纪的国际大区、主导国家力量和产业增长出现快速向亚洲,尤其是向中国倾斜的迹象,美国感到千禧年的预言正在由潜在的可能性向现实的可能性演变。这才是美国的痛。
对美国来说,在21世纪继续保持身处增长大区、居于主导国家地位,领衔产业增长的最好选择是把两个多世纪以来主要面对大西洋发展的身体转过来,面向太平洋。美国身处太平洋大区东岸,若能借助西岸亚洲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就有可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将亚洲世纪通过东西太平洋沿岸经济体的整合导向太平洋世纪,开创美国增长的第三个黄金世纪。这才是美国的期盼。显然,重返亚洲,美国人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盟友日本草草而来,日本早已经是其二次世界大战的囊中战利品;美国也不是冲着越南和菲律宾而来,二者个头太小,在太平洋世纪东西两岸经济体的整合中充其量是第二当量级别的对象;钓鱼岛和南海冲突边际操纵仅仅是美国太平洋世纪战略的点集博弈观察事件,其深层目标是将国家增长的世纪重点放在倚重太平洋地区亚洲的增长上,美国期盼收获的是太平洋两岸经济体和国别体整合后的百年收益,这才是美国的战略企图,
这种战略企图富含美国自身世纪选择的理性因子,但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中国人如何选择。也确实,在太平洋世纪百年发展目标的双边整合上,存在着中关选择的叠合空间。关键是美国怎么选择和怎样激励中国选择。反过来,13亿华夏子民身负国家崛起的使命,在21世纪该怎么选择和怎样激励美国选则,也应该富含我们自己的理性因子。我们不能“见子打子”,后者的主动权在我。
美国太平洋主导的选择是遏制性均衡
面对太平洋战略,美国人有多项选择。太平洋盆地周边有41个国家,其中的大国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潜在大国印度尼西亚,加上正在成长的东盟联合体。在诸多选择中,最好是美国独家主导,但潜力和增长势头不允许。中美共管是个选项,曾经有战略专家提出,合作共管的潜力和规模前景不菲,但在世纪初的头十年很难切入到要点。中美俄共管,引申的问题涉及世界范围,合作的成本太高。现实上可接受的是和存量盟友合作,遏制亦敌亦友实体的拓展空间,伺机强化自己的存在边界。或者说,在存量上巩固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在增量上与周边区域在切入点事件上边际拓展,压缩对手的存在空间。这是个小圈子内部合作,外部零和博弈的战略,目标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遏制与均衡。
在上述战略目标下,操纵边际冲突和累积点集收益成为美国中短期行为的常态特征。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是最好的切入点。美国利用了当事国民众在群体应激事件上的命门--对领土问题异常敏感,易于情绪判断。“操纵冲突”使当事国最重要的思考单元--媒体、学术圈、企业界和决策层--在国别内部于领土问题上意见高度收敛,倾向寸步不让;“操纵冲突”还使国别间原本尚有史可循的领土归属问题因声索方向发散变得极为模糊和正邪不分,严重挤压了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空间。
机巧的是,美国四两拨千斤的“巧实力”操纵--在钓鱼岛上模棱两可,但在脚底下不时给中国使个绊儿;在黄岩岛上支持菲律宾;在南沙争执中向越南送秋波;在南海问题上绑架东盟非当事国集体表态,同时又不和中国全面摊牌--短时间内带来了巨额红利:强化了日美利益联盟,笑纳了菲律宾的感恩;降低了越南宿敌的遗恨,操纵了韩美双边关系,撕裂了中国和周边邻居的一衣带水之情。中国要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民众修复情感上的伤疤,15-20年时间是相当好的预期。在中华民族感情遭到伤害的同时,应该是希拉里暗自抿酒庆幸的时刻:几番讲话、几许舰队,就得到了这样的操纵效果。
几个方面点集收益结合起来,美国人累积了不小的局部战略优势,至于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蚕食和对中国整体国民感情的伤害,可以通过向中国国民个体低成本口舌式地输送利益来替代。比如,在“巧实力”操纵的方式上以口头上关心中国国民的人权利益为表,宣扬美国的制度软实力优势--民主和自由、法制和市场为里,激化中国的民族矛盾、收益矛盾,公私矛盾、府民矛盾等等。这种表里输送差异信息使得非专业人士和非综合位置上思考国家利益的人士很难在中短期快速辨伪和在结构细化上思考对策,使得美国在边界上对中国国家单元的利益伤害尚未反弹到美国身上就在中国国内回荡且达到很高程度的替代。传递到美国身上,反作用力已经衰减了许多。
在增量点博弈层面上,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但美国人的流程衍生风险对应管理做得很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初步实现了21世纪前两个十年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在太平洋区域团结盟友、遏制对手,维持了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均衡并获得一定时间的战略主导。不过,美国的选择是低于全面合作博弈(仅在盟友之间合作)的策略,只要在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设计,中国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扳回一城。
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并非都是绝对收益,其损失的地方有三:(1)美国人在太平洋世纪战略目标下重返亚洲的做法采取了低于正和博弈安排的零和博弈形式。美国的得近乎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绝对损失;送给日韩的收益稍稍大于损失;送给菲律宾和越南的收益尚不足以抵消。如果中国改善零和博弈,通过制度安排创新收益形式,美国的博弈权重将大大降低。换句话说,美国在冲突操纵行为上过于强调了术,忘了国家的势。(2)美国在钓鱼岛的冲突操纵行为让“聪明的”日本盟友利用于窃取中国的钓鱼岛,肆无忌惮地蚕食二次世界大战连美国也参与的反法西斯的胜利果实,意外地使大陆和台湾的民众第一次在同一个事件上合作起来。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多年来跟随民进党的众多普通百姓,也有一个相当高的稳定百分比与大陆老百姓在国家理念下认同了起来。这对中华民族统一的大业来说,绝对是一个上佳的消息。返回来,直接挑战美国人思考太平洋世纪的冲突操纵战略。(3)在日本挑起钓鱼岛冲突后,由于中华民族顺势应对,巡航钓鱼岛由无到有,由间断到密集,由间断到恒常已经成为可能。这种边际冲突操纵失控带来的收益是美国在兵棋推演中没有料到的。
战略底线需要中国精准设计流程应对
希拉里团队4年前上台之初,谆谆告诫其国会要领悟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的巧实力博弈的好处。结合其近年来在中东、南美和亚洲,尤其是近一年来在中国周边激化冲突又适度控制风险的行为,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人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扮演了一个搅浑水的大混混,让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不断升级到最高程度的可能性不大,这样做会伤害到美国经营太平洋世纪的国家利益。但辨析“巧实力”操纵行为的类别和级别尤其重要。
在钓鱼岛和南海冲突中处在第三方位置的美国具有不带情绪判断问题的旁观者优势。其行为类别有两个:合作与对抗。对于前者,美国在没有遭受巨大损失之前,合作的意愿不高。对于后者,美国的行为级别有七个:干扰--散布模糊和矛盾信息,威慑--单边或多边联合军演,遏制--形成联盟并拓展新成员力量,冲突操纵--直接参与点集冲突事件,均衡主导--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均衡优势,冷战--全面不合作,战争--直接对抗。我们的目标是,将美国的冲突操纵级别严格限制在第四个级别以下。
对于冲突操纵中的对抗类别,我们认为,“成本一收益”权衡是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行为的基础。因而,未来3-5年美国的冲突操纵行为类别是带有合作意向的对抗,级别低于冷战。其行为底线是运用“巧实力操纵”获得太平洋世纪的主导权而不是让日本失控与中国全面对抗(开战)。依据上述底线辨析,在短期,提高我们国民舆论冷静理解南海和东海钓鱼岛问题的理智力是当务之急,提高我们精准剥离某流程收益增加其流程操纵成本是急中之急。
剥离钓鱼岛冲突中的美国操纵因素,应对有两个顶层设计原则。(1)增加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周边操纵冲突的国内决策成本。太平洋东西间距2.1万公里,美国人要越过90%以上的太平洋洋面逼近到中国近海和内海区域,其力量输送和维持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只要我们控制冲突但又让美国保持军事规模在成本不舒服的边际程度,其内部的决策成本就会增加。(2)增加其盟友合作成本。应该让美国人明白,日本如果不在二次世界大战成果上彻底反思与纠正,就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将今天用于中国的方式用于对付美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阿留申群岛事件”和“珍珠港事件”就是实例,美国人今天的盟友日本就是其二次世界大战的宿敌。太平洋西岸中国的发展是美国实现21世纪太平洋战略的主要因素,没有了中国的合作,太平洋世纪的价值会降低到大西洋以下。要让美国及其传统盟友理解太平洋世纪合作的力量具有更大话语权。联系到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已经进行的战争;联系到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朗欲进行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中更为清醒理智的一派力量会发现与中国在对抗条件下实现世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甚至连冲突操纵行为也是增加风险成本的。在太平洋世纪合作中,日本人的意愿并不高,在一定条件下,中美方向不一致发生冲突的时候,恰好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时候, ,
更高层面的战略应对是帕累托改进意义上的全面合作博弈。这在中长期战略选择上尤为重要。美国人在重返亚洲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兵棋推演,设想了诸多中俄应对方式。中国应该在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设计高于零和博弈的正和制度设计。这种设计有两个阶段的内容。第一,超前精准剥离美国人在冲突操纵中的预期收益,增加其冲突操纵收益超过其流程成本,从而对冲突操纵的行为三思。第二,设计超越笼罩在美国人狭隘联盟意识下的、不分国家形式的21世纪太平洋两岸经济体合作的十年和二十年规划,描绘产业蓝图、经济愿景和安保合作条件,寻求超越自由贸易区的21世纪新型组织形式,吸引更为广泛的国家进入,遏制美国人的好斗行为,诱导美国人参与和平建设的高潮,实现21世纪人类经济的全新增长。
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哀叹,19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说了同一种语言;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说,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1913年建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熟谙语言和货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重要黏合剂力量的美国,深知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而非战争教义冲突。引导美国人以对21世纪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国家间的合作是人类可持续存在的需求。不能借鉴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遏制美国崛起时的做法,这不是世界领袖应有的行为准则。不加管理地纵容美国及其少数缺乏世纪战略思考的人,以破坏他国增长势头的方式来保持美国“领骑衫”优势的做法是人类对21世纪世界增长的战略失职。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9月18日《中国国防报》)
链接:美重返亚洲战略搅乱亚洲 (郑永年)
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名义上是为了“威慑”中国的崛起对亚洲既有秩序可能产生的“威胁”,从而维持亚洲秩序,但结果则刚好相反。美国宣布“重返”没有多少时间,亚洲秩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并且不是变得更稳定了,而是出现失序的趋势。
亚洲局势发生剧变
亚洲比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之前更稳定了吗?显然不是。在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之前,中美两国和平相处得很好。但为什么美国一旦宣布意在“平衡中国”的“重返亚洲”计划之后,亚洲局势就剧变呢?
在美国宣布其新战略之前,中国和亚洲各国一直处于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亚洲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低调处理战略关系,而在政治上承认东盟国家的领导地位。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和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
有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尽管迅速崛起,但亚洲则维持了和平。这似乎已经在打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即新崛起的国家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改变现存秩序。亚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理性选择和互相调适的结果。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是重经贸、轻军事。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现实的,而是“认知”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主要是恐惧于中国最终会把其挤出亚洲,从而使得中国实现其自己版本的“门罗宣言”。美国的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很多因素都在发生作用,这里既包括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结构性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也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互相信任的缺失等其他因素。
美国引入战略竞争
美国“重返亚洲”是如何影响着亚洲秩序呢?这里包括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首先,“重返亚洲”改变甚至中断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调适。
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是表现在言语上而非行动上,但这足以改变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
一些国家以为美国会像往日那样(冷战时期)投入大规模的力量来应对中国,形成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立,从而想提前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和中国有海上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尽管中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还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这是由美国国家能力特征决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是经济和军事平行进行,但现在经济不行了,军事便先行。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以军事领先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这种变化也迫使中国开始把重点从原先的经济层面转移到军事战略层面。
“重返亚洲”更是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尤其是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以至于美国一些学者把此称为“中美国”。但美国战略竞争的引入使得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竞争更多的是良性的,但战略上的竞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一旦中美双方进入战略竞争,“中美国”就会不断分离,两国便不可避免会走上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式的竞争,或者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式的竞争。
美国“重返亚洲”的根据是其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有其必然性。中国也很难改变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如果美国“重返亚洲”是要平衡中国力量,中国也必须找到平衡美国力量的手段。这种手段便是和平的保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5期,摘自2012年9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 责任编辑: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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