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韩毓海以高调的姿态,介入了这一场改变其学术道路的论战。这场“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不仅撕裂了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地图,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终在加剧,而不是弥合或对话。
韩毓海第一篇关于左右论战的,是刊发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他提出:发达国家和国内先富阶层主导和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上面临全面挑战,目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可持续,支配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模式已经落伍,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广大基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旧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在该文中,韩毓海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对90年代末知识界的庸俗展开了批评:“在这个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识体系知识制度中,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日渐温驯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并不是笼统的市场化过程,它恰好表现为在这个科层制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义上社会功能性的丧失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消失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
对比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所谓知识分子的“失落”感,韩毓海的判断要准确的多、深刻的多。知识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社会功能性”。而在1998年,为新自由主义合法化提供辩护的专家与精英们,自以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产生乐观主义错觉。而历史终结的最后胜利,恰是专家精英们亲手构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没于假象中的文学评论家”韩毓海出走了,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攻讦与怨怼”中横冲直撞,毫无惧色,论战领域跨越大学教育、知识产权、历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韩毓海如是评价自己的这番毅然决然的出走:“一个人只有生活在攻讦怨怼之中,夸大点说,只有生活在真实的斗争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韩毓海的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论战文字的说法,是不满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思想界无力状态,是要勘探当下历史的真实图景。而这一真实的获得,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对现代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强烈关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内在动因。
触摸革命:历史与经验
韩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东胶东烟台,现代中国的历史,并非与其擦肩而过,恰恰相反,与其家族的际遇紧密相关。中国百年革命与波折,山东几乎都首当其冲:甲午战争,胶东北洋军港,为日本摧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艰辛一旦成灰烬;义和团运动,山东是发源地之一;五四运动之爆发,为夺回胶东主权,也是成因之一,抗战军兴与人民解放战争,胶东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此,胶东的知识分子思考国族命运,不是应有之义吗?
在韩毓海的回忆中,从小一直到十几岁,他都是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在胶东的农村生活。而姥爷传奇的经历,几乎能勾画出一部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姥爷很小就闯关东,当时还是伪满洲国时期,竟被选拔去日本学日语,回满洲后,就成为了买卖襄理,后创办了吉顺丝房,对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国丝绸,曾经去过十几次的日本,日语相当流利,在东北当时的所谓民族资本家中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韩毓海的姥爷最后还是变成了道地的农民,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姥爷的公司是靠做日本的买卖维持的,带有买办性质,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就自然衰弱了。1948年,沈阳围城,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韩毓海母亲)送到了北平,后来自己也到了北平,全家投靠一户北平的远房堂哥。但是这户远方堂哥偷偷侵吞了姥爷投靠时自带的财产,没有办法,姥爷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胶东黄县继续做农民了。回胶东之后,姥爷什么都没有,只有祖上传下的几幢房子,因此后来土改划成分被定为了中农,而侵吞自己财产的那个远方堂哥,解放后因为说不清楚自家东西的来源,反倒坏事了。
韩毓海就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懵懂长大的。根据韩毓海的回忆,很小的时候,姥姥就一直认为新社会真好,人民公社的时候,每逢组织乡民修河、秋收,她就去自愿做饭,所以家里贴了很多劳动光荣的奖状。为什么经过新旧社会的姥姥会说新社会好?新社会又是好在那儿?姥姥对韩毓海说得很清楚:“人,尤其是男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了,你姥爷也一样!现在新社会多好,想变坏都没法变,环境多安定!”
韩毓海对于农村公社的记忆犹新,今天的人看那个时代,总觉得物质上是匮乏的,不过小时候的他感觉并不太明显,因为胶东地区不论什么时候都还是比较富裕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村里有两个厂,一个是玻璃管厂,另一个是提篮厂,把玉米皮编成草篮子,而且还能出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姥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编织玉米皮,勾成网袋和垫子,当时幼小的他则负责把玉米最里面那层嫩皮剥出来,当时大家做这个都不能赚私钱,收益都算村集体的福利。
回顾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姥爷对于中国革命的粗浅看法,恰恰给了韩毓海启蒙似的思考空间。姥爷这样一个民族资本家,是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革命成功的呢?这位从沈阳围城而逃奔出去的“资产阶级”这样讲:“共产党能打仗,日本人打不过他,后来美国人也打不过他,愿赌服输,这就是枪杆子里出了政权,你不服能行?共产党确实把下等人当人,不是当想扔就扔的抹布、想拉就拉的壮丁、想征就征的捐税、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董存瑞是真的、刘胡兰也是真的,老百姓谁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只要跟上共产党,要地有地、要公道有公道,穷鬼要当家哩,董存瑞、刘胡兰不为别人,为他们自己哩。如果没有毛泽东,就肯定会回到封建主义。毛泽东使社会上层变成了下层,社会掉了个个儿。毛泽东即使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埋怨毛泽东的,为什么?毛泽东把话说在前面,大家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也人人都有份,大家都相信这个话,文化大革命也是群众的事。过去政府的好话,都是说说罢了,没有真干的,共产党不含糊,说了就干,而且还要实现,毛主席的话,那不是说着玩的,毛主席死了,大家害怕,害怕什么?怕没有说话算数的了。共产党靠什么?靠说话算数,做生意必须讲诚信,共产党为什么作成了这个大买卖?人家说得到,做得到哇!”
很难确定少年时代的韩毓海能博闻强记多少书本知识,但韩毓海却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76年的某一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的他,爬进一个果园偷果子,被看园的老大爷抓到,战战兢兢的他正等着挨训,老大爷却已经眼泪盈眶,“孩子,回家去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淘气的他逃脱了一次训斥,却永远记下了老百姓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纪念。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天下》中的《卢舍那》一篇中用最饱含敬意的文字向毛泽东致敬——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无论如何,对中国革命的情感记忆一定是和韩毓海后来的学术研究旨趣挂上钩的。其一,无论是以现当代文学还是历史变迁为出发点,韩毓海的问题意识始终明确: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内在动力。其二,不以自身体位决定价值偏好,不是“屁股决定脑袋”,不从既得利益出发指责人民群众、哪怕是底层人民的愚昧与错误,而是从来都以人民的根本诉求和内心感受为落脚点。恰如韩毓海在回忆时一再强调的,青少年时代的一切经历都让他产生强烈的探求欲:什么才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逻辑?
从学术路径上说,文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中国现代文学与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一样,充满如泣如诉的幽怨与横眉冷对的怨怼,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性格、民族危机锻造的文艺样态。从鲁迅传承下来的整个新文学主流线索,都内在包涵了国家与民族的危机。但文学研究也有其缺陷:叙事的指向,是陈述性的,非论述性;文学的论题是曲折展开的,非直接面对历史。如契诃夫所谓,小说陈述的是“病态”,而不是“大夫”。要搞清楚中国百年变迁的内在理路,单纯靠文学研究,就显得太捉襟见肘。
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各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屏障越来越多,学人大谈规范问题,甚至不同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自己的禁脔他人不得触及;另一方面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大谈文化、哲学,法律学者更是因为其先天优势,被传媒极大公共化。前者是学术科层化的结果,旨在培养专业学者,有意识地淡化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和批判性;后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拜现代传媒所赐,也是反学院政治的结果。
回到1997年开始的左右论战,算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内战,而论题的设置,却是全球化、市场化不可预见的后果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毓海曾经说,《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算是这场论战的结果,但实际上其身份已然转换。今天回头看当时的论战,更大程度上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之战,缺少实际的历史内容与现实争辩,西方的理论色彩和思辨性过于强烈,不免影响到现实领域的大众接受,更让人比较失望的是,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中似乎“左翼”占了道德的上风,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当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定跟推广。“左翼”如何寻找自身的历史资源、形成自己更有中国特点的理论并影响执政者的政策制定呢?这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颈。
韩毓海2000年左右在韩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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