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术进路与现实关切上,他似乎都遭遇了严重瓶颈,他将之定义为“不成熟”——“不成熟”,这实在是让人惭愧的境地,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的“学者”们都大抵已经自成一家、立言立德的时代。然而比起成熟二字,我还是更偏爱“不成熟”……“不成熟”是最高的境地,是比邻真实的所在——韩毓海如是说。“左翼”在理论辩论之后往哪走,如何去积极影响中国的现实,这确实成了一个真问题。
1999年,北约的导弹精准地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帝国主义,用最实际和粗暴的方式给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外部世界的问题必须还原到内部世界,这是世纪末的新问题,同样又是百年中国革命的老问题。2002年年底,《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出版,同年,韩毓海在《书城》杂志刊发表《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结合中国当下的处境,韩毓海重新温习1840年鸦片战争,他在文中再一次强调了费正清的结论:“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王朝虚位的时代,是一个国家能力极端衰弱的时代。广州作为一个城市的衰落,就是中央国家能力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
强调费正清结论并不是韩毓海想说的重点,韩毓海本人更不是费正清观点的拥趸。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回历史,从历史再出发。2002年至2006年韩毓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出行东北、华北、中原、西南甚至韩日,以这些行路为起源,结合历史的思考,他以《书城》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才气纵横的文章,其中《香巴拉的中国》一文获得了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2004年的这些文章论题看似分散,有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云南香格里拉、上海城市的变迁、北京的水系规划、河南“土寨子”等的研究,还有对日本、美国制度史上的研究和探索。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无论是读书,还是出行,韩毓海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从1998年左右之间的理论战,进入革命历史的内部世界阐发问题,韩毓海在寻找一条应有之道。
2006年,《书城》的文章结集出版,是为《天下》,《天下》出版后,引起了“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极大关注,而稍微草根一些的“天涯网”的“关天茶舍”也组织网友对韩毓海做在线访谈,“关天茶舍”是新自由主义拥趸的大本营之一,访谈中,双方火花四溅。韩毓海在访谈中明确提出考量现实不能从简单的感觉出发,而必须要有“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方法”——历史学,不仅仅是专属“历史学家”们的,也属于所有思考历史问题的人,而历史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史料的搜检和论证,更是一套阐释世界变迁、人心变化的综合分析能力。
还是在上面提到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中,韩毓海第一次在公开的文章中使用“国家能力”这一词汇来进入并探讨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开始系统探讨该词,并从此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后来集大成者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著作,就是他对“国家能力”此问题的彻底考察的总结。
对国家命运的再思考
新世纪前后的各种有关中国国情的争议,都有比较典型的特质,即从理论辩难转向历史真实的讨论,从对于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一概否定转向比较严肃认真的探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绝大部分学者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定下了“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抽象断语,进入新世纪,500以年来全世界经济数据的公开(中国一直领先到19世纪中叶),再加上关于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研究的极有洞见的西方著作(《白银资本》《大分流》等)引进中国,如果再简单地对中国历史下“愚昧黑暗”之类的评价已经显得非常浅薄无知。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播放更是触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敏感神经:何为“大国”?“大国”如何崛起?中国如何再度成为“大国”?而这些都是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志士先贤们最关切的问题。
无论是民间读书界通俗历史热的推波助澜,还是电视媒体讲史节目的热播,背后都是围绕“大国崛起”这个议题下的全面展开。但仅有聒噪的炒作,显然不足以回答真正的问题,学术界呼唤真正有分量的著作。2009年末,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恰逢其时推出。韩毓海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写作本书的一个很大动因,是因为他在去山西长治给当地的基层政府官员讲历史,讲现代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在动因。他从基层问题入手,开始探讨国家的组织能力兴衰问题。而这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大学进行了半年的访学,纽约大学旁边恰是华尔街,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正是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开始并逐渐席卷全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得以亲身体验华尔街的“哀鸿遍野”,并展开对“货币和金融”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当然,怎么理解“货币金融政策”在大国兴衰中的作用,也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的核心议题,这也是探讨“中国为何衰落及如何崛起”这一命题中相当独特的视角。韩毓海的大历史观从此布局,即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兴衰。
《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回顾了1500年以来的五百年,中国始终处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体系中,从中心到逐渐被边缘化。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瓦解过程与中国的衰弱构成了一个同步化的过程。中国的明代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开国的恢弘与国家的鼎盛,奠定了在东亚开拓朝贡体系的基础。与一般认为的明代封闭保守相反,明代恰恰致力于与周边(南洋、西洋、北元、俺答、瓦剌)建立稳固的经贸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在名义上,是以中国对朝贡国加以“恩赐”,而其世纪内容,则是以白银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关系。15世纪,明帝国的远洋舰队抵达东非,国家力量辐射整个东亚,从此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初步形成。这个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在北方与西北,是陆路的交通贸易体系,通过长城两边的关口与贸易点,以中国的茶叶、丝绸,换取蒙古的马匹、皮毛等。而在东北与南洋的朝贡体系,则是通过以琉球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体系的构筑完成。
但朝贡体系在鸦片战争前后,被彻底瓦解了。是什么力量瓦解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贸易体系。在韩毓海看来,正是“国家能力”的下降。“国家能力”下降,首先表现在清朝嘉庆道光朝的纹银外流。英国通过征服印度,获得了在亚洲的据点,从而使得其能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方式来逆转贸易逆差。而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失,导致国内问题丛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国家支付能力的下降,国内贸易网络也因之衰弱。清代至鸦片战争前后,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国家能力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对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讨论,对于边疆问题的极端关注,其内在的含义是,中国已不是天然的世界中心。
晚清的格局,一再恶化;上层腐败无能、下层一盘散沙,国家组织能力,不断下降。连清末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500年都没有自主主权货币,货币靠外国进口白银。所以他提出首先需要废除白银,发行国家货币,设立国家银行。这是相当有前瞻性的见解。但韩毓海在书中明确提出,康有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清末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已经遭遇帝国主义的严重瓜分,海关的税收管理者都是外国人。没有主权,何来财政自主?更谈何金融自主权?
再回到历史,孙中山辛亥革命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货币革命,但可惜的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35年,国民党“四大”,蔡元培重提废除白银,采用法币,但是究竟用什么来作为抵押发行货币?借英镑还是借日元?国民政府最后用了英镑。《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反复提到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没有主权货币,没有相应自主的金融系统。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通过共产党革命确保国家主权后才能完成。
从明至清,国家能力的下降的一个外部表现,是领土主权、贸易主权、财政主权的一再被破坏。而内在根本原因,是国家组织能力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在韩毓海看来,宋王朝不是经济不发达,是没有政治,国家没有对地方的有效治理,治理主要依靠士大夫,治理者缺位,下层依赖胥吏和劣绅,也就是今天社会学一再强调的乡绅政治模式。当时的中央权力,只能抵达县级单位,县以下则由不拿正式工资的基层事务员——胥吏和获取功名的士绅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势必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动员能力,更遑论北边的国防能力,王安石实施新法的起源正在于此。《五百年来谁著史》引述这一段是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何成功,韩毓海坚持的仍然是“左翼”的立场——共产党人自一开始,就从基层动员、组织、教育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制,打破了“乡绅政治”的传统模式,这种组织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能力,并由此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的真理是:只有发动组织人民参与进来,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不是通过两三个所谓民意代表来鼓吹民主。今天,共产党人遇到的问题,不是民主化不够,而是组织与发动人民的能力严重下降。
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而具体的“国家能力”正体现在“基层组织动员”、“货币政策把握”及“建立世界眼光”等方方面面——这是本书最核心的推论,也是对当下中国最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资源之一。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个人学术风格强烈的著作,却一再成为中国图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在各个读书论坛,反响相当激烈。笔者查阅,该书在某新闻网站上来自新闻报刊的报道,就达到了477条,而在豆瓣社区,仅网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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