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间,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弱势群体”成为了很多人的自我标签,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弱势群体”大多源于社会底层,这个底层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概括的群体?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底层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和社会精英的人群概念,比我们通常认为的穷困窘迫者范畴更大。

        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弱势的地位恰恰由于制度安排造成他们结构性的地位低下。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最少。也有一些人认为一个社会要发展,要改革,要往前走,总会有一些人要付出代价,就此称之“社会的阵痛”,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前进的代价为什么总是由这样一些人来承担?

        《倾听底层》一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倾听底层》的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教授,常年从事农民、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人群口述历史的研究,她所研究的内容不限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是试图通过个人历史勾勒个体的生命轨迹,以考察社会结构在变化中的成因。

    郭于华认为展现不为人知的或者被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性的原因,或者说是一种制度性造成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是想把普通人看上去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通过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底层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底层,郭于华觉得还可以超越这个“底层”、从一种更大的视野去看。一个比较常态的社会结构,它是有不同的力量共同存在的,既能够配合又能够相互制衡,这几种力量就是权力、市场和社会。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权力来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体制,难有市场经济存在;而且权力主导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社会”,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合一,都由权力来控制。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自主发育。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走出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

    |访谈|

    关于“底层”与社会

    经济观察报:最近你的《倾听底层》这本书,引起比较多的关注,一般来说,一本学术性较强的论集,并不容易引起公共意义上的关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想,社会的关注点,更多是集中在你的书或者说你的研究对象——底层,他们是谁,他们的公共生活、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来历。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你怎么定义你的研究对象:谁是“底层”?它是一个清晰的社会学命题,还是混合着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等不同判断纬度的概念?

    郭于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提就提到点上。因为在社会学上,或者笼统地说在学术界,它是一个很专门的学术概念。国际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群体,他们都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长期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做了大量的针对社会下层人民的调查研究,他们给自己研究的命名,就叫“底层研究”。研究对象,是这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低级”地位的人群。你刚才说的很重要,研究中所包含的内容含混庞杂。他们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专门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学术领域。

        这个概念如果用在中国社会研究上,特别是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指代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那些地位低下者。经济地位上,对财富的占有处于很弱很差的位置;然后包括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同样如此。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处在一个低下的位置上。

        比如我们说,以往的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型结构,就是顶尖上的是很小的,而下层就非常大。又比如说,像今天的西方比较发达的社会,人们通常说是一个橄榄形的,那就是说中间的特别大,中产阶级是那个社会结构中特别主体的一个力量,然后两头都比较小。中国社会呢,以往帝国时代、传统时代是很明显的金字塔形,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我的一些同事就比喻它是一个“倒图钉形结构”,钉子尖朝上、很小的一点点,底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钉子。中产阶级发育不起来,顶尖的当然是很小很尖的,但是有一个特别庞大的底层。

    经济观察报:他们的组成者都是谁?

    郭于华:在现实生活当中,显然我们能首先想到的底层,就是农民。农业大国,农民一直是一个人口数量最大,社会地位最低下,贫困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个群体。今天可能我们会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中国已经宣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在转型,在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民”的研究已不能只从数字上去看。例如,超过2.5亿的农民工,就是“农村流动人口”,他们其实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村”的身份,还是很难真正作为城市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他只在城市里面工作,但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养老、他的社会保障,他的一系列的东西都还在老家,他们作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成员的很多权利都还没有得到实现。他们算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所以,中国的底层,起码包括着农民、农民工,还包括城市人口当中的贫困人群。这个数量仍然非常庞大,中国底层的一个特点,就是数量极为庞大,但在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又极为弱势。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中国的“底层”问题,与其他国家社会的“底层”问题,有个很大的差异。我们看国外的研究,其实“底层”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原来应用过的一个文学概念——“畸零人”,他们弱势并被边缘化,像是被社会这个离心机抛出去的,呈原子化的零散生存;但是,在数量上并不是特别的庞大,更不可能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现在这个底层呢,已经不是个“畸零人”的问题了,而是“底层”人群实际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相当庞大与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通俗点说,就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谁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穿鞋的”,好像普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底层”、“我是光脚的”。这是目前中国的底层研究中,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别之处。所谓“底层人群研究”,面对的已经不是“畸零人”的问题了,它指代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庞大的组成部分。

    郭于华:你说到的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在相对好的社会结构中,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组成者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是社会的中坚。但是今天你看中国,少有人承认自己就是“中产阶级”所指的那个“中产”。

        媒体经常使用“弱势群体”概念,其实“弱势群体”我觉得比“底层”更难以界定。因为这个所谓弱势他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存在。如果社会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谁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今天他可能还不觉得自己弱,明天遇到一个什么事——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北京有很多很贵的商品房,在那能买得起房子的人,没有人会认为是“弱势群体”吧?无论从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望各个方面,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看上去的中上层了吧,有头有脸,律师、医生、官员、作家、教授、名演员,但是你发现他们在社区里面买了房,哪天遇到侵权了,物业、开发商、政府的侵权,他们想要保护自己权利,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生活的空间,我的权益受损,我必须自己要主张权利,到这个时候,往往就发现,完了,我是“弱势群体”,我维不了这个权。

        不但维不了这个权,你甚至连做利益表达,想把利益诉求表达你都表达不出来。利益能被随意侵犯时,谁都有可能成为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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