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生于光绪二十三年正于初四，也就是公元1897年2月5日，殁于2004年3月13日。他是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老人，也是最有造诣的社会学家之一。

　　广义社会的广义社会学家

　　陈翰笙精通五种外语，懂得四种外语，共九种。中国人爱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其中多少有点艺术夸张。用“学富五车”来描述陈翰笙则是恰如其分。陈翰笙的一车是史学，二车是经济学，三车是国际问题，四车是法学，五车是社会学。他曾被称作“当代经济学家之父”，还不是经济学家吗？他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还不是国际问题大家吗？可是，说到底他是社会学家。前些年有人批评经济学家鲜有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家缺乏经济学理论，是有根据的。他们不像陈翰笙那样经、社兼通。孰不知，经济何尝不是广义社会的组成部分！狭义的社会离开经济还能说清楚吗？在学科越分越细的情况下，成功者往往是“T”形人才。那就是“博”中有“约”。陈翰笙写过《印度莫卧尔王朝》一书。你说它是历史书，可以；你说它是政治学佳作，也可以；你说它是社会学大著，更可以。他把印度的社会写得那样有条有理，还不是社会学吗？

　　本来嘛！书就是书。凡好书总是多学科交叉。也只有多学科交叉，文章才能如行云流水，行文也才能纵横驰骋。站在历史的高度，胸怀地域的广度，经纬交织，容经、法、史于社会学于一炉，是陈翰笙社会学著作的特色。触类旁通，综合取胜，是“陈翰笙之路”，也就是于光远在主持陈翰笙追思会时，根据大家的认同，提出的“陈翰笙学派”。

　　脚踏实地的社会学家

　　有些学贯中西的人讲话、写文章，容易故弄玄虚，云里雾里，不切实际。可是，陈翰笙这位社会学家则不同。他十分注意眼晴向下，喜欢迈开大步到下面调查。1929年，他组织了一个由45人组成的调查团，花了3个月的时间，到无锡的4个乡22个自然村，用访谈法对1204户进行调查。紧接着，他又陪史沫特莱对无锡的55个自然村、8个市镇的工商业展开调查。1930年他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在河北保定的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进行调查。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他在宋庆龄、唐绍仪的支持下，对广东的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8个县进行调查。接着，又对番禺的10个典型村的1209户展开访谈。同时，又对50个县的335个村进行问卷调查。1933年下半年，他又到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对种菸草的菸农实地调查。概括起来，陈翰笙完成了对长江、黄诃、珠江三大流域的调查，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只因他不吹、不炒、不伸手，所以也就没有获得过什么奖。建国以后，年迈多病的他依然风尘仆仆地下去调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导年青人继续整理他对三大流域以及对西双版钠、对上海工人的调查资料。

　　结论形成于调查的末尾。陈翰笙的每一次调查都有新见解提出。早在30年代中期，在对三大流域调查后，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他既不赞成“无资本主义”，也不同意“是资本主义”。对社会性质的明晰，是陈翰笙在社会学上的一大贡献。

　　陈翰笙的贡献来自于调查。陈翰笙的书香源于泥土香。不说别的，单是在陈翰笙的20多部主要著作的书名中，含有“土地”二字的就有3本，另有含“农”字的6本。这就足以表明，陈翰笙做学问是何等的“脚踏实地”了。

　　社会活动家的社会学家

　　陈翰笙用观察法研究社会是一个方面。陈翰笙还用参与法去了解社会。1925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陈翰笙夫妇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受到军警镇压。随后，陈翰笙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堪称研究社会冲突的不可多得的案例。1934年，陈翰笙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大学研究员。同年，在苏联经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从事对海外华人的联络工作。他是共产国际中国小组成员，是苏联红军东京小组骨干，是“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顾问。冯玉祥称他为“张良”。他同罗斯福的助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交往甚密。共和国成立，陈翰笙于1950年回国，创办了英文期刊《中国建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年过八旬，但是精神焕发，积极投入了中国的大百科事业。

　　陈翰笙的一生告诉我们：社会活动既是践行社会学理论，也是检验社会学理论，同时还会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

　　不肯当官的社会学家

　　做社会活动家不等于当官。社会学界是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学者如果都去当官了，集官学于一身，无异于取消思想库。距离使人客观，距离使人冷静，距离能产生美。陈翰笙有许多当官的机会，都被他婉拒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时邀陈翰笙当副部长，陈翰笙未接受，只肯当顾问。就是学术团体，陈翰笙也只愿意当副手。“文革”后，在陈翰笙的一大把头衔中几乎都有个“副”字。这同当前有些学者热衷于当官形成鲜明对比。据陈翰笙的妻侄女孙小礼回忆：在陈翰笙百岁华诞时，电视台很想请这位从29岁起就任北大教授，任北大教授时间最长的他，能对北大讲几句。可是他沉默不语。坐在一旁的医生见状，劝陈老说：“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不料，陈老回答的是：“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对北大教授提了四点希望，第一条就是：“不要当官”。“不要当官”这岂止是对北大的希望，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后来者的叮咛，是对整个社会点穴。——至于说近年为什么会出现“当官热”？那就留给官、学两方沿着陈老的思路来作社会学“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