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科学告诉我们，人和宇宙原本就是一种偶然性的产物。生死一瞬间，既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保持个体生命的永恒。大凡意识清楚之人，都深知有一个“向死而生”的终结，但这却并不会导致人人都坐以待毙，等着死亡的来临。人不仅试图去追溯一种人类何以出现的开始，而且也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设定了诸种的理想状态，并意图要为这种理想的状态而活着。因此有了人们生活、奋斗以及“在一起”的文化，理想在这一点上既是使人能够粘连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同时又是让人行动起来的巨大力量。

　　重建文化比重建社会更为根本

　　这种理想的文化存在无疑与共同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社会本身建立在一种“分”的基础上，而文化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它是建立在“合”、“和”与“同”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这并不会妨碍共同理想的形成，其所仰赖的便是信念借助文化而“散发”出来的一种凝聚力。在此意义上，重建社会远远不及重建文化来的更为重要。因为从社会的本源上看，社会的构成往往是建立在其构成诸要素之间不断分化的基础上。当然，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可言，很多时候高度分化的社会，其社会秩序似乎更为牢固。反倒是没有任何分化的社会显得问题重重，缺少行动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分化就是一种社会应该有的理想。恰恰相反，社会仰赖的不是分化而是某种共同的理想，并由此相互团结起来。这可能是超越于一般社会秩序意义的文化秩序，它带来人心的安定以及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和谐。在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这便是一种表现集体存在的集体表征。

　　互惠关系成为分化社会的理想道德

　　如果说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互惠，那么可以说先于社会存在的人性一定是建立在相互猜忌的基础上。即便不去读霍布斯的《利维坦》，我们也可以清楚，至少对于尚不知群居为何物的原始人类而言，情形大体是这样的。另外，从一般动物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攻击性行为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人毅然决然地摆脱了这种动物性的人性而选择了社会性的人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人性，人的安全感是无法真正得到保障的。面对一种生活并不能完全自给的现实处境，人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冲突。作为社会构建的理想状态，人们学会了放低姿态去和原本处在敌意状态之中的陌生人打交道，让出自己之所有。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给予的一方也从这份友善的关系中得到了意外收获，对方礼貌的回礼也同样补充了自己之所无。相互之间礼尚往来的互惠关系因此稳固地确立，这构成了社会共同体得以真正确立的重要思想和文化来源。但人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意识地去强化这种互惠关系，使之成为日常观念的一部分。它因此而被提升至一种理想存在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礼的文化，其真正含义便是指互惠的关系成为了社会差异分疏中人们共同追寻的一种高尚理想。

由此便有了对于共同意识加以塑造和实践的共同体的出现。人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选择自身的价值认同，凝聚团结性力量，这些会通过共同体的周期性的仪式活动表现出来。它因此是以社会的一体性呈现出来的，而非体现出社会多元分化的一面。社会的景象可谓是一种肉眼即可以辨识出来的具有差异性、多样性、鲜活性以及复杂性的存在，但这还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借助符号表现出来的。可以说，任何社会都会有某种文化的存在。因此，任何社会也都必然会有借助文化而体现出来的一体性符号表征，那就是我们要捕捉的文化本身。它是无意识的，需要人类学家的解释。

　　世界文化转型大背景下文化就是理想

　　人是世界上最能体会到自然一体性存在的物种。人一方面生活在多样性的世界中，就如原子一般存在。人又不同于原子，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限度以及可以耗费的能量有多大，同时也是其身体的限度所在。显然，人必然知道自己的最后归宿，恰是这种意识，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了能够建立起共同意识的文化基础，希望借此合作与团结找寻到逃避生死轮回的最为可能的救赎之途。科学家告诉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法找寻到上帝或某个神灵的身影。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和神灵观念留下空缺便可以一直空缺下去，其必然会被社会中的文化观念所创造出来新的表征所占据。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需要站在文化高位思考作为整体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无疑，面对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人类学应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真正有他者关怀的学科。文化在此意义上就是理想，就是共同体，就是人们心中久已缺位的神灵，也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寻求并想象的一种人类美好存在状态。它需要人类学家对此状态产生的过程加以追溯，那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义。可以说，这样一种主张和文化价值倒逼中国人类学走向理想人类学的探索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