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下心做学问是人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一旦做进去就会非常投入。我自己觉得学术，尤其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跟日常生活特别近，就使得研究中会不自觉地用心，就会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去发挥社会学的想象，这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种想象。“

周怡：2004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与教学兴趣：文化社会学、社会资本与关系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及乡村社会学。主要专著：《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 年）、《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的首席专家，周怡教授表示今年3月刚刚进行了开题学术研讨会，项目的完成时间是五年，目前这个项目尚在进一步规划阶段。此项目的研究团队聚集了我校社会学系的十来位优秀教师，外校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共计近 20 位，学术力量相当强大。

“中国社会并不是缺乏信任”

周教授为这个项目定了位：“这个‘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的题目是基于社会热点来制定的，属于偏理论的基础研究。用社会学话语来说，它是理论导向实证研究。”

面对这一个在国内外学界都已有一定研究的项目，在谈到自己团队研究的与众不同时，周教授给出了一个框架的预设,计划的框架分为三大块：第一年的任务是综述该领域目前一些主要的研究观点，做一个整体的理论梳理，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做一个集子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第二块的内容就是在此基础上总结梳理信任模式，包括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家本位”的特殊主义取向关系信任模式，由业缘建立的普遍主义取向一般信任模式、以及机构信任模式或制度信任模式，对每一个模式都做一个实证研究。最后一块是对中国信任模式的实证研究，然后试图对社会现实提出一些针对性对策。

目前对于信任的解释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的方面，而该项目要做的研究是想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信任模式和机制。周教授说：“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解释还不是很多，多数偏重在个体心理方面的解释，宏观领域的研究还很不够。心理学的解释是比较微观的个人测量，比如你信任谁，你的信任半径有多大，你的信任水平如何，但其实我们对中国的信任模式和机制的研究是必须建立在大的实证调查基础上才能有结论，才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论假设。”

对于目前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现状，周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信任现状是：首先中国传统社会观念里有对于血缘、人情关系的依附；其次毛主席时代百姓对国家及其单位的行政性依附作为习惯被带入了今天的市场经济领域。靠关系、靠人情的惯有惰性阻碍了西方那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信任模式的进入，即传统的家本位信任模式、国本位或单位依附式的信任模式取代了市场应有的契约式信任，多数人一遇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走路子。

在文化意义上说，一方面从前儒家的人际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变了形，打破了市场经济该有的秩序；另一方面市场本身的金钱至上观念对人际信任关系模式也造成了破坏，这就形成了多重叠加。所以目前的局面从宏观上解释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任危机，也并不是中国人信任本身的缺失，而是社会转型期间，传统思想、西方思想及市场经济的货币利益同时嵌入、叠加后产生的混乱或不平衡状态。

“职业道德是信任的切入点”

面对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任现状，周教授给出了设想中的两个对策：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公民文化的建设。

她强调了建设职业道德规范意识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建立信任的切入点，是建立信任最有效的方式。她表示职业的规范是人们最愿意遵守的，因为一个人加入职业群体然后获取报酬是与其切身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所以职业规范如果建立得好则每个人的自律都会提高。但是我国目前这一块是缺失的，每个人都没有去细想或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只是习惯了去呼吁一些传统伦理的要求，其实这些传统的人际伦理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而走了样，所以职业道德迟迟未能以一种信服的制度化了的有效方式被建立起来。

周教授感叹：“当然西方也是从乱到稳定慢慢建立起来的，他们现在就做得很好。比如在国外办事找秘书时每一个环节都清清楚楚，诚心诚意为客人服务。对比在中国办事就太难了，同一件事不同地方、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一点都不成体系不成规范。今天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其实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很认真地按照自己的职业规范做，社会现状就会越来越好。”周教授强调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转型时期与其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如怀有一个宽容的心态，去向往、去努力、去改善。

“沉下心做学问是非常有趣的”

从书本理论到最终内化为社会进步的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面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前景这一困扰，周教授承认从理论变成对策性的措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理论有重要性：“国内做学问的有一拨人的确是区别于学院派的，他们反对一味的理论，只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但是我本人是偏向于学院派的，我觉得那拨人不能立足的地方是，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一个自己的模式，但其实西方很多研究已经做过了，这时候你不注重他人理论只认为是自己独创，就特别“傻”。所以一味只自己大刀阔斧建立政策是不合理的，绝对不能排斥已有的他人经过实证资料支持的全面而客观的理论。我们必须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取长补短才能有新的东西，才能继续往前进步。”

社会学的研究多数是需要实证调查、需要做个案研究的，所以在建构理论概念时也必然不会脱离现实，是从现实出发的。比如实证调查的时候要去访问，然后访问里面有了自己的思考形成理论，再从理论里给政策提建议，告诉执政者必须从哪些方面着手去一步一部引导。这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两者相互隔裂的。

在谈起纯理论纯学术的时候，周教授说：“沉下心做学问是人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一旦做进去就会非常投入。我自己觉得学术，尤其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跟日常生活特别近，就使得研究中会不自觉地用心，就会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去发挥社会学的想象，这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种想象。比如喝咖啡，一般人认为喝咖啡只是简单的动作，但是你走进学术圈以后就会想这和社会上哪些东西相关，可能是为了交往而有了咖啡的存在；还有，咖啡豆是较为底层的劳动人民生产的，却又是给比较上层的人去享用的，这中间是不是又存在不平等的问题等等。发挥这种想象去对一个社会现象做各种分析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往下做的时候感觉兴趣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