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永嘉的“文革”经历十分独特，“文革”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因此他的口述回忆值得关注。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使这一口述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些细节不仅提供了重要信息，还可以促使历史学者做更深入的思考。口述回忆中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文革”重要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口述回忆还有不同于同类回忆的一个特点，即夹叙夹议。
【关键词】 “文革” 上海 批判《海瑞罢官》 “一月革命”
Abstract： Zhu Yongjia’s experienc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unique. He was visible on the stage both when the curta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up and when it was down. Therefore， his oral memoirs deserve serious attention. His personal accounts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both informative and thought-provoking， in particular those with regard to such key figures as Zhang Chunqiao and Yao Wenyuan. As a historian， his oral memoirs are distinct by their narrations intermingled with insightful comments.
Keyword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nghai， critique of HaiRui’s Dismissal from Office， the January Revolution
一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罗思鼎”这个笔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当时影响遍及全国，故有“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之称。“罗思鼎”的成员都出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因此我在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后，不仅耳闻关于“罗思鼎”的人与事，并且“罗思鼎”成员中的朱维铮还给我们那一届授课，成了我们的老师。我们那一届都经历了“文革”，都读过“罗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道“罗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复旦校园里见到他的。
朱永嘉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读高中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但只读了两年大学，就因为学校需要干部，让他提前毕业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担任过新闻系、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做了四年党务工作后，他回到历史系，开始从事业务工作，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渐渐地崭露头角，不到三十岁就评为讲师，同时还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1962年毛泽东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在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朱永嘉听党的话积极投身其中。他与历史系几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号召，显示出青年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做革命螺丝钉的决心。①1964年，“罗思鼎”小组被整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最初是写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此后也写其他历史文章，如关于李秀成自首变节问题的《大节、气节、晚节》。“罗思鼎”成为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后，朱永嘉由一名单纯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高校教师转而成为听党指挥的笔杆子，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立下一功。“文革”开始后，他又与徐景贤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被称为“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是冲垮上海市委的关键一击。“文革”期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主管写作组，创办《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实际上是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作为张春桥势力根基的上海一时陷于慌乱之中，但是朱永嘉却提出要把上海的民兵拉出来，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朱永嘉出身文人，从未参与军事，此时提出此议，完全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因为这一举动，朱永嘉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判刑十四年。因此，我们1978年进大学读书当然不可能见到他了。
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我才有缘与朱永嘉先生相识。那时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还在民国外交史，却有点不知深浅地在复旦给本科生开设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课程，当然这是因为心里想着要将此作为自己以后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时登门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旧事，他也很有兴趣地来到我的课堂上听我这个后辈讲他当年亲身经历的事情。这样接触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认可和信任，最终他同意由我来对他的“文革”经历做口述访谈，而在此之前他对那段往事是闭口不谈的。这样，从2004年开始，朱永嘉先生前后作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口述，我则帮助朱先生搜集相关资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进行修改。我当时的研究生邓杰也参与其事，帮助搜集资料并整理文稿。我们一起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朱永嘉先生从1965年“文革”前夕到1968年初近四年时间的口述回忆，有二十多万字。此后，由于朱永嘉先生手头有著述和讲课的事情，而我也忙于各种杂务，接下来的口述就搁置下来了。而已完成初稿的口述回忆也一直没有完整地公开问世，只有部分内容发表在《炎黄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已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在“文革”期间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如聂元梓、吴法宪、徐景贤这样的人物。朱永嘉虽没有这些人那样显赫，但他的“文革”经历却十分独特。“文革”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在怀仁堂被抓以告结束。1965年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朱永嘉是“罗思鼎”的负责人，作为明史专家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到1976年10月，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上海“武装叛乱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文革”的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朱永嘉的身影。
由于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的口述回忆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一名整理者，笔者对这一口述的特点略做介绍，并评析其史料价值。
二
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是朱永嘉“文革”口述回忆录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文革”前夕，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即“罗思鼎”的组长。因为这一身份，姚文元接受任务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就来找他帮忙，要他提供明史中关于海瑞的资料。朱永嘉当时才三十出头，按今日的说法还是一个青年学者，但对明史研究已有很深的钻研。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来上海开会，朱永嘉与谭其骧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他有时间当面向吴晗谈自己的研究心得。那时他的研究重点在明朝后期与明清之际，他就谈了他对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等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深得吴晗的赞赏，以至于吴晗向谭其骧提出要收他为学生。但朱永嘉此时已拜陈守实为老师，感到转而去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老师是不合适的，此事于是作罢。我们可以看到朱永嘉虽要努力做一颗又红又专的螺丝钉，但骨子里仍有传统文人的气息。姚文元最初找朱永嘉时并没说明要批吴晗，只是要他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因此他提供的第一份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当然是作为正面资料提供的。朱永嘉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才知道要批吴晗，他在回忆时说那时已无话可说，更不要说给吴晗打招呼了。朱永嘉此时是共产党员，按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说，他对这一批判不会有任何犹豫或怀疑，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党交办的光荣任务。而吴晗至死也不知道姚文元这篇置他于死地的文章背后有他所欣赏的研究明史的年轻人朱永嘉。历史竟如此捉弄人！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准备，通行的说法是江青一伙背着除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上海市委进行的。②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虽透露在柯庆施去世后他已获悉此事，但仅仅是充当了传递稿子的“信使”而已。但朱永嘉在回忆中却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1965年11月上旬，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定稿后正式发表前几天，上海市委书记处专门为这篇文章开过一次会，参加者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朱永嘉作为文章的参与者与姚文元一起与会。陈丕显在会上要张春桥好好抓这件事，还说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曹荻秋则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11月10日，姚文元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朱永嘉提供的这一历史细节将使历史学家重新考虑有关姚文元一文发表的历史叙述，也使人们得以换一个视角去认识上海市委在批《海瑞罢官》中的角色。朱永嘉还回忆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想到要给邓拓打个招呼。因为张与邓在晋察冀边区时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邓拓是报纸的主编，张春桥是理论部主任，算是上下级和老朋友。只是张春桥电话打到北京时，邓拓不在办公室，这个招呼没有打上。否则的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与上海间的互动是否会是另一种局面呢？“文革”的开场戏将如何演下去呢？
朱永嘉是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参与批《海瑞罢官》的，到了1966年4月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三家村”（另两位是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时，来问朱永嘉对邓拓的文章怎么看。这时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已经围绕《海瑞罢官》写过好几篇批判文章了，对这场批判的政治含义已经明了，因此他告诉姚文元邓拓的文章应该注意《燕山夜话》，并将一套《燕山夜话》给姚文元送去。姚文元就是靠这套《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札记》写出《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的。半年多前，朱永嘉的角色还类似一个学术助理，只负责提供历史资料，此时却不仅提供资料，还就如何写批判文章出主意，很快地完成了角色转化，在革命的大机器中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总是顺应着整部机器的运转。
上海的“文革”与其他地方的“文革”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从最初的造反开始，一部分机关干部与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朱永嘉就是其中一员。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成为叱咤风云的造反派的？他们为什么要造反？又是怎样起来造反的？这是“文革”史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朱永嘉的口述回忆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个案。朱永嘉虽然很早就投入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但当1966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后“文革”运动开始席卷大学校园时，他却充当了“保皇”的角色，说复旦大学党委是紧跟上海市委的，而上海市委是紧跟中央的，说了不少复旦党委的好话，劝阻学生不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党委。稍后他又受上海市委派遣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北京去搜集运动动态，及时向市委通报，供市委指导上海的运动。在北京期间，他见到了张春桥。张春桥知道他来北京的目的后，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啊，应该走到群众中去，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朱永嘉听得很明白，这是鼓励他起来造反，而不要再为上海市委做事了。恰在此时，复旦的红卫兵揪朱永嘉回校园，批斗他在运动初期保学校党委的言论。朱永嘉回到复旦后被连续批斗了三天。红卫兵的压力和张春桥的鼓励，使他在复旦校园内贴出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从而站到了造反派一边。朱永嘉的造反，既是逼上梁山，又是奉旨造反，受到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推动。
朱永嘉的口述回忆还描述了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从彷徨、犹豫到揭竿而起造反的过程，包括不同人的不同表现，其中既有徐景贤的前思后量、反复考虑，也有王知常的心急火燎、直截了当，以及郭仁杰的抢先一步、唯恐落后。他特别详尽地回忆了1966年12月13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对于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来说很重要。头一天晚上，徐景贤与姚文元通了电话，姚要他别再关门写文章了，要到造反第一线去。于是12月13日那天徐景贤就来到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党委已被红卫兵冲垮了，徐景贤因此称复旦是“解放区”。在复旦大学“大好形势”的激励下，徐景贤当晚召集市委写作班开会讨论，一时还下不了决心的他又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第二天早上见到朱永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来想去，市委对我也没有什么呀。于是下决心起来造反，领头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毛泽东当时认为上海的“文革”很有希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的“机关干部起来了”。徐景贤起来造反，有形势所逼，也有上头的旨意，但与朱永嘉相比，他还多了点个人得失的考虑。革命浪潮席卷而来之时，个人没有多少能够选择的空间，但每个人起来造反的动因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有革命理想主义的感召，有大势所趋的裹挟，有上头领导的鼓励，有个人得失的权衡，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朱永嘉的这些口述回忆对我们认识知识分子起来造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肯定会成为人们研究“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珍贵资料。
与档案等文字史料相比，口述史料的一个独特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文字史料所没有的历史细节，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和复杂性，也增加人们对历史的感悟和理解。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朱永嘉在他的口述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例如1966年1月8日上海各造反组织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朱永嘉是具体的执笔者。《紧急通告》的第七条是针对抢占房屋的。因为朱永嘉的父亲是资本家，当时房子被抢占，父母亲一起被扫地出门，寄居在亲戚家，弄得正在造反的他焦头烂额。有感于此，他在起草文件时写上了“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个人经历就这么汇入了历史大潮流中。而将朱永嘉关于这部分的回忆与陈丕显的回忆对照起来读，我们对陈丕显在起草《紧急通告》时的表现及其心态会有更深入的理解。《紧急通告》发表第二天，陈丕显向王洪文表示，希望搬到国棉十七厂与工人造反派联合办公，这表明这时候的陈丕显很想站到造反派一边了，但是这一请求被王洪文拒绝了。
1967年1月，整个上海陷入革命造反浪潮之中，一度面临着停电、停水、停交通的困境。于是铁路、海港等相关局的造反派联合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着手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朱永嘉自始至终参加了“火线指挥部”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知道后称赞他“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错呀”。在这期间，他亲身经历了“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处置“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支农司”）这些事，还被“支农司”抓去作为人质扣押了一个晚上。他的相关口述回忆提供了“火线指挥部”的运作情况。
上海的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为全国的样板。但夺权后不久，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开始凸现。先是在全市性夺权过程中没有获得利益又相对规模小些的造反组织如“红三司”、“上三司”等与几个大造反组织产生了矛盾，接着几个大的造反组织如“红革会”与“工总司”以及“工总司”与“二兵团”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一月革命”期间，朱永嘉与这些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及其头头都有接触，对于这些造反组织之间的冲突他虽未全部参与其间，却是一个知情者，因此在口述回忆中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十分清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矛盾的叙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第二把手分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他们两人不常在上海。这样，徐景贤因能与张春桥、姚文元直线联系而有了发号施令权，所以被称为徐老三。而王洪文为司令的“工总司”认为自己是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夺权斗争中立了头功，但在新的权力机构中王洪文却排在徐景贤后面，按传阅文件的次序排在第七位，因此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称他是王小七，这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而他们的不满都朝向徐景贤。徐景贤与王洪文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机关干部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间的矛盾，作为机关干部造反派一员的朱永嘉对这一矛盾是十分了解其内情的，他不仅叙述其经过，更讲了张春桥在调解两派时的倾向及做法。在“文革”史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常在造反派的“造反”和造反派与保守派间的矛盾，而对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未能给以足够的重视。朱永嘉的口述回忆提示我们，一旦涉及权力分配等利益关系，原先一起造反的各派组织就会产生各种矛盾，这正是1967年各地夺权斗争后派系斗争日趋激烈的原因所在。
三
“文革”前朱永嘉协助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罗思鼎”所在的市委写作班在1965年后也在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的直接领导下，这是朱永嘉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交往的开始。1967年1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机联站”成为张、姚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朱永嘉与他们的关系更贴近了。因此，在朱永嘉的口述回忆中，有不少“文革”初期张、姚在上海活动和言论的叙述，并夹杂着他个人对他们的观察和评论，这是他这部口述回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文革”中，张春桥与陈丕显分别是上海代表所谓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头面人物，一对冤家对头。其实，“文革”开始前，作为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与负责文教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的关系并不算坏。朱永嘉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发生变化是在张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之后。张春桥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角度说话办事，而陈丕显按照传统的政治文化，认为一个山头出去的应该互相照应，况且张又是自己班子里的书记，应该在政治敏感时期给自己多通些消息。但张春桥的口风比较紧，陈丕显便有了牢骚，对张不满了。而两人关系的破裂是在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时。当时张春桥没有与上海市委商量就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同意了上海工人的要求，这引起了陈丕显的极大不满，但张春桥的举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样张春桥就有本钱与整个上海市委对立了，由此与陈丕显有了解不开的死结。
因为关系贴近，朱永嘉对张春桥有许多近距离的观察，这些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张春桥这个“文革”重要人物的理解。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原本是被视为保皇派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力图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一次行动。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附近办公的朱永嘉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保皇派赤卫队与上海市委之间的内斗，作为造反派乐得坐山观虎斗。这也是当时大多数造反派的态度。但是张春桥却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一旦赤卫队占据上风，上海革命造反的胜利成果就要被赤卫队抢走，于是从北京遥控指挥造反派对赤卫队进行围剿，这就有了“康平路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为张春桥立下了战功。但到1967年2月初筹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耿金章及其“二兵团”却被排挤在筹委会之外，权力分配导致了矛盾。耿金章便召集也遭到排挤的三十多个造反组织另外拉起山头唱对台戏，急得张春桥连夜找耿金章谈话，好言相劝其不要另立山头，并安排耿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上坐到主席台上，总算没有影响“上海人民公社”按时成立。但张春桥对耿金章的搅局是记在心里的，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局一稳定，耿金章就被王洪文送进了公安局。待“二兵团”树倒猢狲散后，张春桥为显示他的大度，又将耿金章放出来，安排一个“市革委会”委员的虚职。朱永嘉的这些叙述充分显示了张春桥的政治权谋。
在朱永嘉看来，张春桥虽然精于权谋，却缺少宽广的政治胸怀，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弱点。在评析张春桥与陈丕显的关系时，朱永嘉认为，在“安亭事件”中与陈丕显矛盾激化后，张春桥就将陈往死里整。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那天，称赞上海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四句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认为对干部有区别，有策略，还说“对陈丕显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了”，但张春桥和姚文元却没有将后一句话传达给上海的造反派。朱永嘉分析道：“从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张的气量还不够宽广。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度量可不能太小啊！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没有宽容的态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张春桥不善于利用每一次取得优势的时机去争取更多的人，去化敌为友——不仅在群众这一层、而且在上层和广大的干部化敌为友。”上海1月8日的《紧急通告》是陈丕显签发的，他也参加了那天造反派讨论通告的会议，而张春桥当时并没有参与其事。但当《紧急通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后，张春桥却刻意将《紧急通告》与陈丕显切割开来。他知道朱永嘉参加了起草，就当着他的面说：“陈丕显打电话给何秀文，说这几天他搞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是笑话吗？怎么是陈丕显搞了一个《紧急通告》呢？”朱永嘉当然明白张春桥的意思是要堵他的口，从此他在张的面前绝口不提起草《紧急通告》一事，他明白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张是容不得陈的。
张春桥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精于权谋、下手狠辣，朱永嘉上述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朱永嘉的回忆还展现了张春桥的另一面。如前所述，在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想到给以前的上司、此时担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打个招呼，这一做法在政治上不仅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严重错误的，但显示了张不为人知的看重旧谊的一面。
朱永嘉对姚文元的回忆更日常化些，也许这与后者在同他的交往中更随和有关。在朱永嘉看来，姚文元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对写作班成员的态度始终如一，即使后来到了中央也没有变得盛气凌人。在朱永嘉的印象中，姚文元始终正经而严肃，他与姚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姚从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也从未谈过一件私事。
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通过上海市委安排的，而在这之前江青找过李希凡写这篇文章。姚文元与李希凡都是在50年代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李希凡是因为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姚文元则是因为反右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因此朱永嘉将姚、李两人作了比较，认为李希凡是靠学术起家的，而姚文元则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政治敏感性要高于李希凡，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姚文元写文章完全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做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到处挑刺整人，因此被称为“棍子”。朱永嘉认为，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是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但与张春桥相比，姚就单纯些，书生气重些。由于与张、姚的特殊关系，朱永嘉这些评论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朱永嘉在口述回忆中还提到了陈丕显、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他对这些人的观察和评论同样值得关注。
四
朱永嘉是一名“文革”亲历者，也是一名历史学家。由于这一缘故，在回首往事时，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叙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同时将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作为一段历史来进行思考和分析。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叙述我所经历的事情时，不得不增加些背景介绍，也作些自己的分析，以使事情的来龙去脉更为清晰，也让后人更能理解这些事情。这些背景介绍对专家来说是多余的，但我的一些思索也可供他们参考，算是为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因此，这本口述回忆便有了不同于同类回忆录的一个特点，即夹叙夹议，在口述自己经历时有口述者自己的分析和议论。在我看来，朱永嘉虽是历史学家，但他的这些分析和议论，并不能完全视为历史学家纯学理的分析，但因为有亲历者的经历，便显现其知人论世的智慧。
朱永嘉当年虽处于“文革”大潮的旋涡之中，但毕竟权位还不高，对不少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多少年之后，因为可以读到一些已刊布的相关文献，他才感到可以对自己亲历的一些事情有一较全面的理解。于是，在口述过程中，他常常会从一个“文革”过来人变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探讨、分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一种职业习惯吧。“文革”初期，朱永嘉还只是知识分子造反派中的一员，虽很接近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对北京的情况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毛泽东的决策了。但在口述回忆中，他用了不少篇幅谈毛泽东。他认为，毛是“文革”的主角，许多事情如果离开毛是讲不清楚的，而上海发生的事件也必须放到全国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意义。
例如，在谈到1967年1月初“赤卫队”被造反派强行打压后上海面临“三停”的局面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结合近些年所阅读的文献，试图剖析毛泽东当时对上海所采取的对策及其对上海局势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毛泽东做重要政治决策时，总会考虑许多对策，有几手准备。对当时上海的局势，毛泽东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寄希望于陈丕显，希望陈出来处理乱局。因此才有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代表中央要他出来工作。但毛泽东也做了第二手准备。一旦陈得不到造反派的支持，无法开展工作控制局面，就由张春桥、姚文元出面，因为张在处理“安亭事件”时与工人造反派建立了联系。因此，1月2日又决定张、姚两人作为调查员到上海。在这之外还有第三手，那就是局面还无法控制就实行军管。在这里，朱永嘉以毛泽东为主角，将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发生的几件事情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征之于当时的事态发展以及王力、陈丕显等人的相关回忆，这一说法还是有其依据的，当然也还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来予以进一步的论证。
顺着这一思路，朱永嘉进一步分析了1月上旬毛泽东对上海局势的处置。他认为，这时期毛一直关注着上海，并根据局势的发展走了具有全局意义的三步棋，那就是先后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汇报》夺权和《紧急通告》，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毛此时在思考如何将“文革”向工矿企业发展、群众起来造反后革命与生产间的关系以及造反组织的夺权这样一些全国性的问题，而上海的群众造反组织正好提供了毛所需要的答案，因此得到了毛的高度肯定。由此，朱永嘉提出，“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发展，有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运动的进程并不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常常是基层群众的自发性行动，正好符合高层领导的需要，因而成为具体的政策。这一看法在“文革”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
朱永嘉口述回忆中的议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将“文革”中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试图在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阐释。例如，他将中央文革小组比之于中国古代的内朝，将1966年底工交会议上“文革派”与国务院官员的分歧称为内朝与外朝间的一场争论，并指出，中国古代君王控制政权向来倾向于依靠内朝来制衡外朝，并举了汉文帝与贾谊的例子。讲到“文革”中毛泽东常常在不冷静的状态中作出重要决策时，他又引了汉朝宣室的例子。朱永嘉在口述回忆中这样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并不仅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文革”后期，毛泽东指定要标点一批古文，即所谓的“大字本”，在上海主持其事的就是朱永嘉。因此，他对毛泽东借古喻今以史资政的做法有亲身的体验，这也是他试图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个原因吧。
结合中国历史来分析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做法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朱永嘉有不少独到的评论。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自始至终参与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此朱永嘉引用了古代中国的传统说法“王者无私言”，认为毛泽东将国事与家人搅和在一起，使自己与江青处在尴尬的境地，就此而言“文革”在起点上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讲到毛泽东看重李希凡和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时，他说“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而小人物只是帝王手中的工具，他们很少有好的结局。他还指出，批《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已盯上了北京市委和彭真，但1965年12月还让彭真负责处理罗瑞卿一事，而到1966年5月处理彭真时，毛又让刘少奇来主持中央会议，而此时毛已将刘视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他说这就是毛泽东的谋略，是很厉害的一着。但是，作为“文革”亲历者和过来人的朱永嘉在情感上又是倾向毛泽东的。在整部口述回忆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他称赞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他深厚的平民情结。当然，历史智慧还是能使他明白毛泽东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因此他也能接受对毛泽东错误想法和做法的分析和批判。
朱永嘉口述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有些还是迄今为止所仅见，因此在“文革”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他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观察和评析，不仅有新的信息，也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些“文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他结合中国历史对“文革”及毛泽东的分析和评论，对历史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总之，朱永嘉的“文革”口述回忆，不论是对于“文革”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是一本重要的读物。现在的这本口述回忆止于1968年。在这之后到“文革”结束，还有八年时间，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朱永嘉主管上海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历了许多事情。因此或许可以说，后几年的口述回忆内容更多，更重要，也更值得期待。
*本文是为朱永嘉口述、金光耀和邓杰整理的《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所写的前言。
【注释】
①据笔者2012年11月采访金冲及先生，“罗思鼎”的笔名是金冲及起的。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谈到此文时说，是江青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4页。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Jin Guangy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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