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对冲模式”揭示中国成功奥秘

2015-10-27 02:35:00环球时报

房宁

　　中国正发生着人类历史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为认识当代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提供了重要范本，同时也必将生成源自本土经验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

　　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为此，我们还走出国门，对世界多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进程进行深入调研，“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逐步形成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一些认识，揭示出中国高速发展和巨大变迁背后的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最基本的特点是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模式”，即在工业化进程中采用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行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具体来说，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制度特征可概括为：一方面，在经济社会领域实行开放、扩大自由、保障人民权利，从而极大刺激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权力于执政党和政府，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动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

　　放眼世界，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基本都采取了这种所谓“对冲”模式，从而在基本维持社会稳定的状态下快速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初步现代化。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在工业化阶段同时开放国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果导致政治混乱，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选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和动乱的政治危机。

　　为什么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模式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而许多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这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通过对中国实践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政治进程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分配性激励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也是揭开中国和部分亚洲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成功奥秘的关键概念。

　　国家的工业化既是物质生产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即人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根据我们观察，“社会转型”主要具有四项表现：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其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而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经济途径，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追求；二是政治途径，即通过政治活动和集体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力，进而通过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来获取利益。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急剧变动时代开放政治权力，就等于开放了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其结果是吸引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利益。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参与和斗争，社会群体和集团陷于政治权力争夺，往往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严重情况下甚至会中断工业化进程，致使社会混乱。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主要形式是竞争性选举，它为各个社会群体通过政治参与获取政治权力以实现集团或群体利益提供了途径，产生了激励作用。这种由竞争性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政治争夺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分配性激励”。因分配性激励而引发社会动荡的例子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屡见不鲜，比如韩国20世纪60年代初张勉政权的“民主失败”、印尼苏加诺时期的社会动荡、泰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多党政争等。

　　相对而言，“对冲”体制则避免了分配性激励带来的社会冲突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反复“重新洗牌”。“对冲”体制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权利通道，但不做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而是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进行利益表达、整合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其效果是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引导社会群体和集团通过经济行为和经营活动而非政治性活动来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对于这种由“对冲”体制而产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生产性激励”。

　　根据我国以及其他多国成功推进工业化的经验总结出的“分配性激励”和“生产性激励”概念，基本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和其他部分亚洲国家工业化成功之“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的原因。显然，避免“分配性激励”、产生“生产性激励”的中国模式或东亚模式，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发展与稳定需求的社会制度安排，实践也证明“对冲模式”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福祉。▲（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