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

一 引 言

中国卫生史是一个正在兴起而尚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由于古今“卫生”意涵差异明显，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概而言之，目下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早期卫生学著作中溯源性的论述。其中以陈方之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今日之所谓卫生，其出处决不从国语而来”，而是沿用自日语。日人将卫生与Hygiene对译，并不恰当，故对卫生切不可按字面意义去理解[1]。

其次是新名词研究中的相关探讨。最早的论述当数彭文祖1915年出版的《盲人瞎马新名词》中的“卫生”一节。虽然作者对大多源于日本的新名词均有激评，但对“卫生”倒无非议，也没有明言其是否日源词，认为其“名词字义皆通顺不谬”[2]。现代的新名词研究似乎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为日源词。其中沈国威和冯天瑜的著作对此着墨较多。沈著是在探讨近代新语汇的生成时，将卫生作为借用旧词而赋予其新含义的例证而加以论述的，首度揭示了傅云龙的《卫生说》这一重要的资料[3]。而冯著则将卫生看作“侨词来归”的一个例子来论述[4]。

最后是近年卫生史研究中的一些考察。刘士永较早在论述日本近代医学的德国影响时，谈到长与专斋在明治七年前后以卫生翻译Hygiene的史实[5]。雷祥麟探讨了民国时期社会在使用“卫生”一词和卫生认识方面的复杂性，认为当时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官方标准的卫生概念和规范，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另类卫生认识，比如对“治心”等个人身心调节的强调等[6]。与以上诸多并非专门的研究相比，罗芙芸（Ruth Rogaski）最近出版的专著无疑最具针对性和全面性。她虽然以呈现天津近代卫生机制的建立为主要目标，但非常注意从语汇变迁入手来考察卫生观念和行为的变动。她认为，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在汉语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将有关卫生的诸多内容联系在一起，是帝国主义的欧洲以及日本的健康卫生观念的到来导致了现代卫生术语的创立。到十九世纪晚期，新的意义上的卫生已经出现在中国[7]。这一研究颇有见地表明了中国近代的“卫生”概念其实有非常复杂的语汇来源。不过，由于作者对大量的国人的相关汉文文献缺乏必要的掌握，致使其只能从外部来观察西方论著所赋予“卫生”的新内涵，而无法立足汉语本身来呈现“卫生”概念变动的轨迹。

综括以上研究，可知：第一，东亚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首先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第二，到清末，“卫生”已经与“衛生”汇通。那么，“卫生”在晚清的变化是否只是接纳了“衛生”并被其替代呢？若不是，具体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为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尽可能全面地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这一过程作一勾勒，并藉此一斑来管窥中国近代化的复杂图景。

二 传统与近代之“卫生”概念

 “卫生”是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词，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早在先秦时代的典籍《庄子》中就已出现[8]。最新版的《汉语大辞典》指出了卫生的四层含义：1、养生、保护生命；2、谓谋生存；3、保护生灵；4、能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9]。这样的解释虽然足以让我们一般了解卫生一词自古及今所包含的意蕴，但却无法看清使用这一的词汇的场合和语境，以及古今之间该词在用法和意涵等方面的差异。故此，我们将尽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对此作一考察。

在近代以前，“卫生”一词虽不生僻，但远非常用语。根据对《四库全书》中“卫生”一词的检索，共出现657次，差不多只有近义词“养生”的十分之一。而且，若逐个核查，就会发现，其中大约有四成，其实不能算是对“卫生”一词的使用[10]，其余的主要出现在医书和个人的诗文集中，而且还有可能将近一半的是出现在书名中，比如《卫生家宝方》等。对《二十五史》的检索则发现，“卫生”共被检索到14次，4次实际与“卫生”无关，另外10次中有7次为书名。另外，对包括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等近20部明清小说[11]进行检索，则未发现一处使用“卫生”一词。

“卫生”，若按字面的解释，则为“保卫生命”、“护卫生命”，概念的外延甚为宽泛，大凡为了保护生命免遭伤害，诸如养生就医、防救灾患、平息暴乱等等的行为，均可归入于此。虽然，在传统的文献中，偶尔亦可看到在比较宽泛的含义上使用卫生一词的例子，比如，

至于陈平默顺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12]。

不过，总体来看，该词主要还是使用于身体健康有关的场合。其中最典型的即上引《庄子》中“卫生之经”的用法，其意指“养生”。此外，卫生比较多地出现在医书的书名上，其中有些为专论养生之著，比如《孙思邈卫生歌》。但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医方书，比如，《卫生宝鉴》、《卫生易简方》、《卫生鸿宝》等等。从这些书的序言和目录中，不难看到，它们关注的，绝不只是养生，而是包括治疗内、外、眼、喉等各科疾病，基本和普通的医方书没有两样。这说明，在古人的概念中，“卫生”与“医”多少是可以通用的。这一点从以下说法中应该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医学肇于三皇，至周六官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所以卫民之生也[13]。

医能卫人之生，故天下不可无医[14]。

既然医乃“卫人之生”之术，将医术称之为卫生术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所以“卫生”除了指养生外，有时也指医疗，比如，“余谓人之所甚重者，生也；卫生之资所甚急者，药也。” [15]不过需要指出，在实际的使用中，“卫生”有时又与医疗不同，甚至还与医疗（药石）相对应，比如：

伏念臣妻宜人妾沈氏，顷失理于卫生，臣第七男未免，怀而婴恙，巫医相踵，咸无药石之功[16]。

由此可见，卫生虽然从字面上看，是个包涉广泛的词汇，但实际上，大都是在与身体健康有关的语境中被使用的，内涵包括对“生命”的养护和医疗。在很多的情况下，将这里的“生命”替换成“身体”，似乎亦未尝不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卫生除了意指对人的物质性身体的养护和医疗外，也包括对附于身体又别于身体的精神和气（即所谓“养心”、“养气”等）的护卫。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卫生既可指“养”，亦可指“医”，但似乎很少在同一场合同时指涉两层含义。比较起来，又以意指“养护”的情况最为常见。因此，可以说，传统上，卫生是一个与养生具有相当一致性的词汇，不过意涵更为广泛，也相对更具包容性和主动性。

而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在民初出版的《辞源》就有比较清楚的解释：

卫生 《庄子》：南荣趎曰，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谢灵运诗卫生自有经。参看卫生学条。

卫生学 Hygiene，研究人类生理之机能，以谋增进身体健康之法者。以生理学、医学为经，物理学、化学、细菌学为纬，深察趋利避害之方。其范围可分为个人卫生、公众卫生两大类[17]。

这里的卫生学，当可视为对近代卫生概念的解释。据此以及民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卫生学家陈方之专业界说[18]和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我们认为近代“卫生”概念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一方面，近代“卫生”非但只是在与身体健康相关的语境中加以使用，而且关注点在健康而非疾病，从而在狭义的“卫生”概念上将“医疗”这一含义驱隔了出去；另一方面，由于卫生行政包括对医政的管理，所以在广义上，医疗也仍可归于“卫生”名下，只不过不是指医疗本身，而是指管理医疗活动的行为。因此，虽然其仍与医疗相互关联，但已不像传统那样界限模糊，而有着明确的分别。其次，卫生已不只是个人通过静心、节欲等方法来养护身体的个人调养行为，而成为一门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追求更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专门学问。再次，卫生也不再只是个人私事，而是关涉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公共事务，需要借助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加以处理。最后，与传统卫生的养护生命不同，近代卫生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主张利用科学知识和社会与国家的力量去改造外在生存环境以使之更为适合人的健康需要。也就是说，与传统卫生相比，近代卫生概念更具外向性、主动性、社会性和科学性。由于其特别强调外在环境对健康的重要性，而清洁与健康的关系亦最易为人所理解，所以卫生与清洁的亲密关系也就自然形成了。另外，在概念的使用上，“卫生”不再只是一个述宾性的名词，而既是表示合乎“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这一状况的抽象性名词（如“讲卫生”、“注意卫生”），又可以作为表示这一特征的形容词来使用（如“不卫生”、“卫生习惯”）。

三、 “卫生”概念变动的开端（光绪初—1894）

1、日本近代“衛生”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早期影响

毫无疑问，近代意义上的“衛生”首先出现于日本。关于日本近代“衛生”的出现，日本近代以来的诸多论著均无异议地将其归功于明治时期日本卫生事业的开创者长与专斋[19]。这在长与氏的《松香私志》有更具体的说明。作为明治政府的官员，他于明治四年（1871年）随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英美特别是德国的卫生制度引起了他关注和思考，他开始认识到“负责国民一般健康保护”这一全新的事业的重要性。考察回国后，他于明治六年（1873年）就任文部省医务局局长，次年医务局从文部省剥离，改隶于内务省，长与觉得这一名称与该局的职能不尽相符，考虑改名。这时正在草拟医师制度，一天在翻译Hygiene时，偶然想起了《庄子》中有“卫生”这样的说法，认为其意思比较接近，而且还字面高雅，于是就决定以此为名，卫生局之名也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卫生在日本日趋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通用语，而近代卫生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20]。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显然不只是“卫生”的内涵而已，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卫生行为与制度。卫生和健康问题已从关乎个人生理机能的私事，转而成为政府施政的要务[21]。

不过，这一切并未很快对中国社会形成影响。在光绪以前，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了解相当蒙昧，光绪初年以后，逐渐开始有官员和文人来到日本，并出版一些东游日记之类的书，从这些游记看，他们虽然有些注意到了日本的房舍的清洁[22]，但都没有由此而对日本的近代卫生事业产生关注。不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包括近代国家卫生制度在内的新政也非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光绪三年（1877年）时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就从当时日本公使上野景范得到一本《官员名鉴》，据此，郭较为详细罗列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情况，其中在介绍内务省时，谈到：“内务省所属局十六，……十曰卫生局”[23]。在这一记载中，卫生局不过是众多政府机构中的一个，从其此后的日记来看，它应该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目。而且这部分日记当时并未出版，所以恐怕很难说这一记载对当时中国社会有何影响。

而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作了进一步纪录，该著是他在任驻日参赞官期间修撰的，草成于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十三年（1887）定稿，但正式出版则要在二十一年（1894年）以后[24]。书中分别介绍了内务省的“卫生局”和地方警察制度中卫生职能。

卫生局，以大书记官为局长，其职在保护人民，使无疾病。凡粪除街衢、疏通潴匽、洁净井灶，皆督饬府县官及警察官，使地方人民扫除污秽，以防疾病。凡医生必经试验，给予文凭，方许行医。凡通都大邑，必有病院以收养病民，院长视察其病况，上之本局。凡有丹膏丸散营业者，必以化学剖验，无有毒害，方许发卖。凡人民兽畜有传染时疫者，必速由地方警察所电报于本局，而设法以豫防焉[25]。

凡警察职务在保护人民，一去害，二卫生，三检非违，四索罪犯[26]。

应该说，这一解说，已经在卫生的名目下，大致涵括了近代卫生特别是国家卫生制度的基本内容，不过这一有限的篇幅淹没在洋洋巨著之中，实在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这也应该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再加之该书出版较晚，因之，他的这一介绍在甲午之前对中国的影响当微乎其微。

光绪十三年（1887年），傅云龙被派往日本考察，当年十月二十九日，他访问内务省卫生局，时任局长的长与专斋虑卫生局名实不符，再三问云龙“卫生之目当否？”为此，云龙作《卫生说》，引经据典，表明对长与氏的支持。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案《说文解字》：衛：宿卫也，从韦、币，从行。行，卫也；币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27]

这是目前笔者所见中国文人最早专门对近代意义上“卫生”一词的议论。沈国威曾指出，傅云龙在做出“卫生之目，谁曰不宜”的保证的同时，也道出了他自身认可作为接受西洋新概念而生成的“卫生”一词的过程。不过，其中有关中、洁、真等含义的推论演绎，则未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28]。这无疑是对的，傅云龙当时做这样的解说，很难说究竟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感受，还是为了回报主人善意的期待。但不管其勉强与否，这一解说至少表明，“卫生”从传统到近代，在语义上是可以找到衔接之点的，也不难从传统上找到根据。不用说，傅云龙在参观卫生局的过程中，主人一定会向他介绍当时日本有关卫生和卫生局的种种知识，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卫生概念和卫生制度对中国使节的切实影响。尽管如此，傅云龙这部于光绪十五年（1889）向总理衙门提交的著作，也没有很快付梓刊行，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由实学斋全书刊布[29]，因此关于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亦很难给予较高的评估。

由此可见，明治初年，日本率先使用与Hygiene对应的“衛生”一词，并相应地建立国家卫生制度，虽然在光绪初年以后，它们开始对中国少数的文人和官员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对中国整个社会来说，其影响显然还微不足道。

2、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和“卫生”内涵的悄然变化

与日本不同，中国并未出现像长与专斋那样的人物，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关注和吸收西方的卫生观念和制度，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这些努力也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明显而有效的影响。尽管如此，至少从光绪年间开始，随着西方的近代卫生观念和知识的不断地传入中国，汉语中的“卫生”一词也开始悄然改变。

卫生作为古已存之的词汇，在近代最早的华英字典《五车韵府》中就有收录，译为“to take care of one’s health and life”[30]，这基本是对卫生一词字面的翻译。而后在《汉英韵府》（同治末年刊）亦有收录，不过在同一词条以or连接补充了“卫身”一词，译作“to take care of one’s health”，即略去了life。另外还增加了“卫生丸”，译为“life preserving pills”[31]。虽然仅仅从这一变化，还无法认定那时的“卫生”就有了近代性，不过，将其与“卫身”相提并论，而且只是表述其关乎身体健康方面的含义，至少为日后人们选择它来指代近代卫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英语中Health、Hygiene、Sanitary等与卫生相关的词汇，都是关乎身体健康的，可能因为“卫生”的对象是生命，指涉太广，早期的汉英字典较多使用的是“保身”一词。在罗存德（W. Lobscheid，W. ロプシャイト）那部首刊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著名的《英华字典》中，相关的释义是这样的：

Hygeia，n. the goddess of health, 保身神名。

Hygeian art，保身之理，保身之法。

Sanitary，a. 保安的，sanitary rules, 保安例，防恙规例[32]。

 “保身”这一译法，直到甲午以前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在当时的译著中常常可以发现，比如，

第二百七十四，凡人生于世，身本虚弱者，固难于保身，……故有识者，能慎以保身，防病未然，则可寿命绵长矣[33]。

又如，傅兰雅口译的《儒门医学》（1876年）的第一部分《论养身之理》，介绍的即西方卫生学说，虽然标题用的是“养身”一词，但在文中则一再使用“保身”，比如：

此书论保身之法，必略论人生紧要各事：一曰光，二曰热，三曰空气，四曰水，五曰饮食。保身之法，与此五者有相关，此五者缺一不可，难分缓急[34]。

另外，该书附卷中的《慎疾要言》讲的也是卫生方面的内容[35]。由此可见，当时有关卫生的表述，除了常用的“保身”以外，还有“养身”、“慎疾”等说法。此外，从光绪五年（1879）开始连载出版的《自东徂西》（德国花之安著）则用“善治疾病”的名目来介绍近代卫生知识，从“洁身衣”、“精饮食”、“广屋宇”、“选工艺”、“禁嗜欲”、“防传染”、“除狼毒”、“设医院”等八个方面来论述卫生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36]。另外也有使用“养生”一词的，比如：

齐家本乎修身，故整理全家，不外养生之要。……凡建住家房屋，务宜高爽通风，不可多人团聚。……家中所用之水，需洁净，……[37]

应该是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接受，这些译著在遣词造句和书的形式等方面似乎都尽量跟传统靠拢，甚至还用了一些传统经典中的话来作佐证。这些论述虽然没有使用“卫生”一词，但所介绍的显然属于西方近代卫生学方面的知识，也明显与传统“保身”、“养生”等的含义有所不同，比如对洁净的强调、努力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及以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知识为指导和基础等等。

当然，也有以“卫生”为名介绍西方近代卫生知识的。罗芙云在其著作中将傅兰雅和他的合作者翻译出版《化学卫生论》这一行为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医学精英创造新的衛生相提并论，认为，译著的出现，“代表了卫生含义在中国转变的开始”，不过，这些著作虽然介绍了西方近代卫生知识，但其着重表明的只是，卫生是以西方近代实验科学为依据和基础的行为和学问，而很少注意到将卫生与政府、警察、和民众等联系起来的近代观念[38]。这一研究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十九世纪晚期，“卫生”概念的近代变动，和日本新“衛生”的形成其实是在西方影响各自独自产生的。不过，可能由于资料掌握的不够全面，其中的论述似乎不无可以补充和商榷之处。

《化学卫生论》无疑是目前所知最早冠以“卫生”之名而与近代卫生密切相关的著作。该书正式出版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不过其实翻译工作始于光绪五年夏天[39]，并在次年正月开始出版的《格致汇编》中连载。固然，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中国近代“卫生”概念变动的开端，不过平心而论，该书似乎不能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卫生学著作，其英文原名为“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并无卫生之义。其讲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有关化学知识，论及空气、饮水和土壤、粮食五谷、肉、酒、茶、香烟、鸦片等，以及工业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等内容[40]。当时的译者傅兰雅和琴隐词人，所以采用卫生一词，似乎并无将“卫生”与Hygiene或Sanitary等词对译的意识，恐怕也没有想到要用这一词汇来指代西方的近代卫生事务。而主要是因为这些最切日用的化学知识，对于把握“生生之道”甚为重要，从而有利于生命的护卫[41]。可见，他们的这一翻译，其实更多地是在传统意义使用“卫生”一词。尽管如此，由于该书多少与西方近代卫生学相关，这一译法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传统卫生概念的内涵，而且也极大地便利他们日后以卫生来翻译真正的卫生学著述。后来，傅兰雅以卫生之名，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真正的西方卫生学著作：《居宅卫生论》（Sanitary Engineering to Cure the Poor, 1890）、《孩童卫生编》（Health for Little Folks, 1893）、《幼童卫生编》（Lessons in Hygiene，1894）和《初学卫生编》（First Book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1895）[42]。

当时在“卫生”的名下介绍有关西方近代卫生知识的著述其实并不限于傅兰雅所译的卫生系列著作。光绪八年（1882年），由颜永京翻译、讨论近代教育的《肄业要览》出版，其中第四部分为“卫生”，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论述卫生教育问题，其中谈到：

所谓保护性命者。……夫人必须先知身体安和之理，然后可以遵守，所以为师者，首宜教授身体安和之学问，令生徒能知所趋向也[43]。

这里所谓的卫生，主要是指“身体安和之学问”，应属于近代卫生学的范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译于光绪八年、次年在广州出版的《卫生要旨》（嘉约翰译）。该书基本可视为一部近代卫生学著作，它除了介绍一般日常卫生知识外，还特别突出了国家和社会在卫生问题中的责任。在书的“凡例”中，就介绍了西国的医生考评制度，并希望“人自为医”的中国也“如是考取医生，助国家保乂军民同跻仁寿也” [44]。这显然已经涉及到国家卫生行政的部分。不仅如此，该书还按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将卫生问题由个人私事推衍为社会和国家的要务。比如说：

论整饬全家 齐家本乎修身，故整理全家，不外养生之要。……

论推爱乡邑 乡邑之法，亦不外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已。清积秽以肃观瞻，免发毒染，一也；禁病猪坏牛，认真严罚，以免生病，二也；引导山泉，以饮以濯，免井水苦鹹杂质之弊，三也；设医局以重民命，四也；挑清粪溺，祛除病毒，以免传染，五也；所司责成乡正、保正，六也。……

论为国培元 ……洋船泊凑，最要稽查，一有带病，新来流传，即成巨祸，此整饬防患之权宜，又非乡邑绅宦所能操整者也。……[45]

由此可见，至少就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当时在引入西方近代卫生知识时并不存在罗芙云所谓的“忽视了政府、法律、民族和集体行动”[46]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在傅兰雅的系列卫生译著中，《居宅卫生论》其实就非常强调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该书在结尾处写道：

故各国家不可不关心民瘼，设员经理各大城镇卫生之道。……夫卫生之道，人所通行，西国多事考求，以期尽善，中华讵可轻视，漠不关心？[47]

这一点，罗芙云并没有视而不见，不过认为因该著当时未受重视，故这一思想影响甚微。然而，这其实是个误会，她的依据主要是该书的内容只是在《格致汇编》中刊出，而未出单行本[48]。而实际上，就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的当年，单行本就问世，更何况在《格致汇编》发表本身影响就不小。而且，我们在孙宝瑄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的日记中看到有“夜，静观《居宅卫生论》”的记载[49]。《格致新报》的一则问答中，也谈到提问者“前阅《居宅卫生论》”[50]。因此问题并不是当时介绍到中国的近代卫生观念不完备，而是中国社会对此没有产生主动的兴趣。

虽然在光绪早期，人们更多地是以“保身”、“养身”等来表示近代卫生。不过随着《化学卫生论》和《卫生要旨》等书的出版发行，以“卫生”来表示近代卫生的情况明显在增多。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早期的《化学卫生论》和《卫生要旨》等书，虽然使用了“卫生”的书名，但在正文中还很少使用“卫生”之词。而后来的傅译卫生著作中，则就相当常见了。而且在那些书中，很多对“卫生”一词的使用，也与今日几无二致。比如：

适人不一人，咸知卫生为首务，年复一年，益见此书之风行，其造是律行此法者，有功于幼童，岂浅鲜哉？[51]。

凡人烟多处，日遗粪秽尿不少，如不设法销除，必污溅街道，熏坏人民，有碍卫生之道[52]。

其次，“卫生”的用词也较多地出现在其他一些译著中，比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发表在《格致汇编》上《医理述略》（尹端模笔译，嘉约翰校正）就有多处使用“卫生”，比如：

一曰免病之法，保人无恙，其学其艺谓之卫生。而卫生之道，显然本于确识体用之学，……[53]。

由此似乎可以说，此时的“卫生”概念已基本具备近代特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卫生”还基本局限于相关的译著中，而几乎不见于国人的著述中。比如，虽然当时上海等通商口岸，在自身环境问题日趋突出和西方卫生知识的引入等多重因素的促动下，有关卫生问题（比如清洁水源和自来水、城市道路的清洁和粪秽的处置等）的讨论开始增多[54]。不过，“卫生”一词并无踪影。其中一个比较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晚清上海著名的乡贤李平书，光绪年间曾致力于上海自来水事业的建设，晚年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上海“城河淤塞，潮水秽浊，有害卫生”[55]。但在当年他所写的有关文章中，却只是说，“秽气直冲，尤易酿疾”，或“河水污秽，饮之易致疾病”[56]，全然没有将此与“卫生”相联系。

不过，当时洋务派的重要人士郑观应的情况多少有些例外，他出生于广东香山，从小就比较多地接触到西学，对西方相关卫生知识较有了解。光绪十六年（1890年），它在家乡养病期间撰成《中外卫生要旨》一书，虽然从主体上，其基本可以视为传统的养生学著作，道教养生色彩甚为浓郁[57]。不过，也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卫生知识，其中卷四专论“泰西卫生要旨”。他说：

泰西格致日精，各西医以其格致之学考求人之脏腑、百骸，详论变硬变板不灵，各种老境皆由于土性盐类积聚所致。……余采录为养生者参考[58]。

这些西方卫生知识虽属个人卫生范畴，与养生关系密切，但大多以近代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知识为依据。显然，这一著述已在不自觉中丰富了传统的“卫生”的意涵。值得指出的是，他还在《劝广州城厢内外街道份草秽物公启》（约1884年）中使用了“卫生”一词：

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然此，固足为地方之灾，实亦有地方者之责。诚得当道者为之提倡申卫生之要旨，谕饬南、番两县，暨各段保甲、巡缉委员，严勒各街坊董事、地保等各街堆积一律清除[59]。

这里将卫生直接与街道清扫这样的近代卫生工作联系起来，并强调了地方当局的责任，无疑使“卫生”已经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不过，郑观应如此使用“卫生”似乎只是偶然现象，明显跟他当时正在编纂《中外卫生要旨》一书有关。实际上，他曾在此后出版的《盛世危言》中多次讨论到医生的考试制度和道路清洁等卫生事务，但均未使用“卫生”一词[60]。

据上所述，虽然我们不妨将《化学卫生论》的出现与长与专斋以衛生对译Hygiene相提并论，不过就理念而言，如果说长与专斋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与传统的断裂的话，傅兰雅和琴隐词人对“卫生”译语的使用，则较多地反映了传统的延续。

四、“卫生”概念变动的深化（1894-1905）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不得不对日本开始刮目相看，日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显著加强，卫生行政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日渐受到注目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的促动下，中国社会对吸纳近代卫生知识和制度与使用“卫生”概念的态度也日趋主动，一些精英人士开始注意到中国卫生状况的不良，并逐步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卫生的优越性以及社会和国家介入卫生事务，创建国家卫生制度的必要性，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和日本来改善中国的卫生状况，以“强国保种”[61]。这些变化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卫生”概念的内涵与使用：首先，日本影响的加强使国人开始较多地注意到日本的近代卫生制度，由于日语中的诸多概念直接使用汉字而无需翻译，使用“卫生”的机会自然大增。其次，中国社会对待近代卫生态度的日趋积极，不但使得越来越多的有关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卫生的资讯传入中国（不一定用“卫生”之名），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卫生的内涵，而且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注意到“卫生”这一词汇，并在部分或完全的近代意义上使用“卫生”概念。

当然，任何事物的变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甲午以降，虽然“卫生”概念的变动在加速和加深，但并没有立即成为表述近代卫生事务统一而规范的术语。“卫生”以外的表述依然存在，比如“保身”、“保生”、“养生”等[62]，特别是“保身”仍是表示近代卫生的常用之词。在这一时期增订出版的罗存德的英汉字典中，Hygeian art译名并无改变，不过增加了Hygiene一词，译为“保身学”[63]。不过增订本还是体现了“卫生”一词使用日趋增多的影响。在1897年和1903年增订版有关Sanitary的释义中，均出现了“卫生”：

Sanitary a. 卫生的，sanitary rules, 卫生例，防恙规例[64]。

Sanitation n. 卫生学[65]。

不管怎样，“卫生”一词的使用日渐增多和在表述近代卫生事务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对清代各种“经世文编”的检索中，可得到说明。对台湾中央研究院瀚典资料库[66]中收录的十种经世文编的检索结果表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出版的四种经世文编中，未见一例“卫生”用语，而在光绪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编纂的六部经世文编中，共有57篇文章一次或多次使用“卫生”一词。另外，从孙宝瑄的日记中亦可见一斑。孙宝瑄出身杭州著名的官宦家庭，曾长期寓居沪上，比较关注新学[67]。他的日记很大部分已经毁于兵燹，现在出版的部分，包括光绪十九年到二十年，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日记。在头两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近代卫生或“卫生”用词的记载，二十三年，有两处论及卫生，一次使用了“西人养身之学”，另一次提到其读《居宅卫生论》，但发表感受时用的是“养生”[68]。二十七年，共三次论及卫生之事，一次未使用相关的名词，一次用了“保卫民生”，另一次则使用了“卫生”[69]。其余两年中，则有六处论及有关卫生之事，七次使用“卫生”一词[70]。这一趋势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丁福保的《卫生学问答》。该著完成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次年梓行[71]，应可视为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以“卫生”为名同时亦可部分归为近代卫生学著作的书籍。丁福保是近代与日本有深厚渊源关系的人物，曾翻译了大量日文医学著作[72]，不过该著与日本无关[73]，而主要是依据《保全生命论》、《初学卫生编》等西方卫生学译著以及中国传统的养生和医学著作编写而成。全书分上下两编，凡九章，上编七章，除总论外，主要从全体、饮食、起居、微生物、体操、治心等六个方面介绍个人的卫生知识，下编两章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些浅近的医学知识。在“总论”中，他首先解释了何为卫生学：“讲求保养身体之法，称卫生学。”[74]显然不同于传统“保卫生命”的说法。不过他对卫生的理解仍然是个人性的，虽然也谈到卫生与国家有关，但这只是就个人身体的强弱关乎国家的强盛来说的，而未触及社会和国家对卫生事务的责任[75]。可以说，他本是从传统个人自我调养的角度来谈论的“卫生”的，而且还把医药治疗包含在内，有着显著的传统色彩，不过他的“卫生之法”基本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依据，又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养生，从而也就赋予这一词汇一定的近代性。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影响颇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卫生和“卫生”概念认识的加深，而且，还将《保全生命论》等论著中介绍的有关卫生却无卫生之名的知识囊括到了“卫生”的名下。

若与前一个时期那些西方卫生学译著中的“卫生”用词相比较，这里“卫生”的近代性似乎要隐晦得多，带有相当多传统色彩。这一现象，在当时国人的著述颇为普遍，其所用的卫生既可以理解为传统的护卫生命或养生，亦与西学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近代性。比如，

泰西有化学焉，……行之于大廷，固可以强兵富国；守之于一己，亦可以益寿卫生者[76]。

泰西平时饮居，均已尽合卫生之道，但能慎之于发病之地，受病之人，故设法当愈严愈善[77]。

以上数则均随机摘自与《卫生学问答》同时的论著中，比较明显体现新旧混同的特点。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在使用“卫生”概念时，对其与医学的关系似乎也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比如像在《卫生学问答》中，医学至少部分包含于卫生学之中，而以下的说法又显见卫生包括于医学之内。

今夫西医之术亦不一端矣，一曰卫生学，……曰全体学，……三曰治病学[78]。

虽然在具体的语境中，医学和卫生的含义亦会有区别，不过这说明人们当时基本仍像传统时期一样，并没有对它们作出明确区分。

尽管如此，我们亦决不能因此小视这些用法出现的意义，因为，它们已不再是对西方相关概念的被动对应，而是国人在消化吸收西方近代卫生等科学知识基础上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利用。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论著在使用“卫生”时还存在以下几个颇具意味的现象：其一，“卫生”与“保身”等词往往在同一主题下混杂使用。比如，丁福保将“卫生学”解释为“保养身体之法”。在《卫生说》这样专门讨论近代卫生问题的文章中，亦可见到“保身之法”、“养生之理”这样的用词[79]。而名为“保身慎疾”的论说，也使用“卫生家”、“家用卫生医书”等说法[80]。这说明，人们已渐渐开始将“卫生”和“保身”等词汇看作是相通或相互通用的词汇，从而也就便利了人们将此前在“保身”名下介绍阐述的近代卫生知识注入“卫生”的内涵之中。其二，开始较多地以“卫民生”、“保卫民生”的用语来解释或指代“卫生”。比如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文谈到，“苟公家能设善法以卫民生，讲明医学以防药误，则每年之获救者不下三四万人。”[81]后来则更明确地说：“（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82]。同期的一篇题为《崇洁说》文章认为洁净等卫生之政，“盖大以观国政，小以卫民生，于理固应如是也（指官为经理）”[83]。“卫民生”这样的说法本身并不新鲜，前面引述明代杨士奇的文集中就有“卫民之生”的用语，不过在那里，“卫民之生”与“卫人之生”其实都不过是护卫人的生命的意思。而这里的“卫民生”则不同，其往往是在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时出现，“民”显然已不是个人或抽象意义的人，而是人民或民众。从“保卫生命”到“卫民生”，这一转化，不仅突出了“卫生”概念中社会性，而且也为人们在近代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其三，比较多地出现了“卫生学”的提法，这不仅出现在1903年增订的《汉英字典》中，也出现在上文所举一些论著中。这一说法的出现，不仅表明时人已经开始将卫生视为建立在西方近代科学基础的专门学问，从而将其与传统的主要指养生的卫生区别开来，而且还为人们脱离其保卫生命的字面含义，在近代卫生学的基础上抽象使用“卫生”概念提供了可能。

由此可见，对于近代“卫生”概念最后形成来说，这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五、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1905—191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借鉴日本等国国家卫生行政的基础上，清政府在新设立的巡警部警保司设立“卫生科”，次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卫生科亦升格为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84]。虽然这一设置与日本有一定渊源关系，不过到这时，以“卫生”命名这样的机构，应该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许可以说，即便借鉴的不是日本而是西方的制度，使用“卫生”之名也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如此，它的出现对“卫生”概念演变的作用仍不可小视，首先，“卫生”一词被纳入到了国家正式行政机构名称之中，标志着国家对在新意义使用这一词汇的认同，并为“卫生”最终成为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这一内容的社会标准用语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保障。其次，卫生司“检查医药、设置病院”等职能的规定，明确了医政管理而非医学本身乃卫生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立了近代广义卫生的内涵。

这一事件无疑大大促进了近代“卫生”概念确立的进程，到清末民初，仅仅从当时编纂的辞书中，已不难看出这一概念的成型。在1911年出版的《新订英汉辞典》中，相关的 Hygiene、Sanitary等词汇的释义中，虽还保留了原有的“保身”、“保生”等词汇，不过“卫生”的突出地位已彰显无遗[85]。而前引《辞源》中有关卫生的解释，不仅近代性已非常明显和完备，而且，该辞典中没有收入“保身”、“保生”等词汇，“养生”的解释则与近代卫生无关。此外，它的确立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卫生”概念的使用开始普及化。“卫生”的使用不再像此前多限于精英人士，而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这主要体现在“卫生”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公文、告示、日用医书、乡土志等与民众关系密切的文献以及竹枝词、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比如，现在出版的苏州和天津两地的清末商会档案中，均有不少涉及近代卫生的的公文和告示，这些文告中，“卫生”就频频现身[86]。清末出版的介绍上海各方面情况的实用性书籍《上海指南》也列有“卫生章程”一目[87]。这时发行的一本介绍传染病知识的小册子告诫人们要注意卫生，说：“若辈（指下层劳动者）目不识丁，不知卫生为何物，动遭疾苦，良可悯也。”[88]又如，当时的《上海乡土志》在谈论自来水、填塞河渠和医院这些关乎近代卫生的事物时，均使用了“卫生”一词[89]。而且在竹枝词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卫生”一词，比如，

工部局局名工部创西人，告示频张劝我民。注重卫生街道洁，随时洒扫去纤尘[90]。

尤可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还分别于光绪三十二和三十四年（1906、1908年），出版了“卫生小说”——《医界现形记》（郁闻尧著）和《医界镜》（儒林医隐著），虽然后者完全可以说是一本剽窃之作[91]，不过作为“卫生小说”，后者却更名副其实。前者在“小引”中虽然也谈到卫生，不过在书中谈论卫生之事的内容并不多。而后者则不同，分别将第一回修改为“开宗明义讲生理”，第六回由“张善人入梦论瘟疫”改为“张善人卫生谈要略”，加入大量近代卫生知识。比如其中说：

至于平常卫生的法则，尤与疫病有关系，今试将要紧数条，讲给你听听：第一要戒不洁，……以上各节，不过讲些卫生大略，然要端己不外乎此，你须切记在心，除自己奉行，并广劝世人，……[92]

近代“卫生”广泛出现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诸多文献中，说明了这一概念已经开始深入民间社会，逐渐成为日常语文的一部分。

第二，近代意涵以“卫生学”为中介开始日益紧密地附着于“卫生”概念上，概念的近代“性质义”不断强化，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性质义”，而逐步淡化其“保卫生命”或“养生”的本来意义。随之而来，“卫生”也不再只是作为述宾性的名词来使用，而逐步转化为表示合乎有益于健康要求这一状况（比如清洁）的名词。比如，

原冀维持微业，有益卫生。……一经因时限局促，不能倾倒，甚有自弃河中，更致污秽河水，有碍卫生[93]。

在这段话中，表面上，卫生仍可以解释为保卫生命，但实际上，肥壅业的工作为收集粪便，直接结果只是维护生活环境的清洁，因此，这里的卫生已经可以理解成表示环境清洁的名词。而下面这段话，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确：

欲强国家，非保全人民之健康不可，欲保全人民之健康，非注意卫生不可[94]。

这里的卫生已明显是指清洁等保全人民健康的行为和状况。而下面的说法，卫生实为“卫生学”之简略，乃今日常用的“讲卫生”之先声。

在沪数载，疫疠时兴，悯医道之腐败，卫生之不讲，窃叹吾国医界有江河日下之势[95]。

随着其性质义的不断凸显[96]，将其作为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比如，“西人曾说我中国人不明白卫生的道理，……说到此间，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讲究些卫生法则。”[97]

由此可见，无论从概念的内涵、普及程度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卫生”应该说都已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表明近代“卫生”概念已经确立。在这一过程中，转化往往都是通过将新的知识嵌入到传统平台中这样的做法逐步自然完成，并未出现与传统截然断裂的现象。所以，不仅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仍不无传统的因子，而且即便到这时甚至更后，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卫生”的情况仍多有存在。不仅如此，人们虽然已经普遍认可了社会和国家对卫生的责任，但由于感到国家和地方卫生行政的缺乏和薄弱，也往往特别强调个人卫生的重要性[98]。不过与以往不同的事，即使是个人卫生，也不再是无需旁人和社会置喙的私事，而应该由社会甚或国家来大力宣介各种卫生知识。正因如此，在整体的汉语环境中，“卫生”的近代性显得不够纯净和鲜明，往往给人以内涵混杂、繁复之感。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首先，虽然在东亚世界，近代卫生概念首先出现于日本，但却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汉语中“卫生”视为一个日源词，自然也就不能称其为“侨词来归”。它实际是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既受日本“衛生”的较大影响，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演变轨迹。

其次，近代“卫生”概念的变动，基本始于光绪建元以后。到甲午以前，在某些个别语境中，“卫生”已经基本完整地包含了近代概念所应具备的内涵。不过，这一切并非源自中国社会和国家主动的追求，其影响所及也基本只限于直接关乎洋务的个别而狭窄的领域。总体上，社会上对“卫生”一词使用并未出现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动基本表现为一股潜流。

再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影响的强化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卫生事务的态度的日趋主动，“卫生”概念变动的潮流也开始由暗转明，具有近代意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中。与此同时，丁福保《卫生学问答》的出版发行与“卫生”同“保身”、“养生”等词汇的混杂使用、“卫民生”等解释的出现以及“卫生学”提法的出现和使用等现象的出现，对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又次，1905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卫生”成为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这一内容的社会标准用语的进程。“卫生”概念的利用也逐渐从精英走向民间，而且随着卫生代意涵日益紧密地附着于“卫生”概念之上，它的近代“性质义”不断加强。到清末民初，无论从概念的内涵、普及程度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都应该说已经确立。不过由于这一演变往往都是通过将新的知识嵌入到传统平台中这样的做法逐步自然完成的，传统并未得到刻意清理和消解，从而使晚清以后的“卫生”含义相当混杂而多样。

最后，“卫生”何以能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表示近代卫生的标准概念呢？于此亦略作讨论：第一，与“卫生”一词传统的含义和用法有关。除了像长与专斋所认为的它比较高雅以外，它还具有意涵比较宽泛和模糊，并较具主动性的特点。其虽然可以被用来指代养生，但似乎又具有养生不具备的含义。这一点，与近代卫生颇为相似。另外，在传统上，它既非生僻，亦不常用，这也有利于人们借用它来重新阐释和利用。而其他相关词汇，像养生，养的含义过于明确，很难包容近代卫生中维护公共环境、医政管理等社会性内容。而“保身”，虽然字面上解释可以通顺，但传统上较多地使用在“明哲保身”这一与身体健康无关的语境中，也就相对不容易被接受。第二，与某些偶然的个人因素有关。近代意义上的“卫生”最初为傅兰雅和琴隐词人所采用，应该不无一定的偶然性。不同的人在遣词造句中，都不免有自己的偏好，而“卫生”一旦被采用，似乎就成了傅兰雅的偏好，而开始逐步取代较早在《儒门医学》使用的“保身”等用词。而同一时期，在赵元益笔述的多部相关译著中，仍一直使用的是“保身”、“保生”等词汇。而恰巧，傅兰雅及其所译之书在当时影响较大。第三，与日本的“衛生”有关。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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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感谢业师夫马进先生，他所提供的在日本COE项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と交流の歴史的研究」第三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前近代と近代一接点—港湾都市―」（2005年1月8-9日）上的发表机会是本文撰成的直接动因。同时也特别感谢在发表的准备和报告过程中，石野一晴、箱田惠子、太田出、伍跃、熊月之、狭间直树、小浜正子等先生给与的众多重要帮助和指教。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发表结束后不久，我有幸在京都接待了前来访问黄兴涛教授，他于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有年，素有心得，在两个日夜的畅谈中，他的不吝赐教让我无论在研究资讯和思路还是资料利用等方面，均得到非常有益的启发，谨此说明并致谢。当然，所有的过失都由笔者自己负责。

[1] 陈方之：《卫生学与卫生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3页。

[2] 彭文祖：《盲人瞎马新名词》，東京：秀光舍，1915年，第164-175页。

[3] 沈国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1994年，第115-120页。

 [4]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语术语的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9-601页。

[5] 刘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时期台湾医学的特质》，《台湾史研究》第4卷第1期，1997年6月，第100-102页。

[6] 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4期，2004年6月，第17-59页。

[7]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特别是pp15-20，pp104-164.

[8] “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注·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9页）

 [9]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第1094页。

[10] 除了重复的之外，有些与“卫生”无关，比如为人名、“某卫生员”等，有的虽有关系，但也不是将“卫生”作为一个独立词汇来使用的，比如“善卫生灵”、“善卫生民之命”等。

 [11] 除四大名著和三言两拍外，还包括《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三侠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阅微草堂笔记》等。

[12] 沈约：《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694页。

[13] 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十四《医经小学序》，四库全书本。

[14] 彭蕴章：《彭文敬公全集·归朴庵丛稿》卷六《慎疾刍言序》，同治七年刊本，第14a页。

[15]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重修证类本草序》，四库全书本。

[16]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九《妻子保安青词》，四库全书本。

 [17] 《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申集第158-159页。

[18] 陈方之：《卫生学与卫生行政》，第8-11页。

[19] 比如，川原汎『衛生学綱目』（新訂四版）、名古屋：半田屋医籍書店，1902年、第2页；藤浪剛一『日本衛生史』，東京：日新書院、1942年，第142－143页，等等。

 [20] 長与専斎「松香私志」，小船鼎三、酒井シヅ校注『松本順自伝·長与専斎自伝』，東京：平凡社，1980年，第133-139页。另可参阅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講談社，1997年，第98-105页。

 [21] 参阅藤浪剛一『日本衛生史』，東京：日新書院、1942年，第142页；刘士永：《“清洁”、“卫生”与“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台湾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6月。

[22] 比如光绪三年出使日本的何如璋亦注意到：“（光绪三年十月丙申，长崎）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 （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院1985年版，第91页）

[23] 本社校点：《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320页。

[24] 参阅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载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19-23页。

[25]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四《职官志二》，第164页。

[26]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四《职官志二》，第175页。

[27]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院1985年版，第215页。

[28] 沈国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第118-119页。

 [29] 参阅沈国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第120页。

 [30] R. Morrison, 《五车韵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Macao,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as, 1819-1820. 第975页。

[31] 卫三畏廉士甫（S. Wells Williams）编译：《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同治甲戌美华书院初刊本，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1054.

 [32] W. Lobscheid：《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6，东京：千和势出版部、东京美华书院，1996年重印，第970、1535页。

 [33] 《格致论略·论人类性情与源流》，载傅兰雅辑：《格致汇编》，光绪二年十二月，第4a-5b页。

[34] （英）海得兰撰，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儒门医学》卷上，光绪二年刊本，第2a-3b页。

[35] （英）海得兰撰，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儒门医学》附卷《慎疾要言》，第1a页。

[36] （德）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37] （美）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卫生要旨》，光绪九年刊本，第34b-35a页。

[38]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08-125、131-135.

[39] 《批阅新书·重刻化学卫生论》，载《格致汇编》光绪十七年春季，第44b页。

[40] 傅兰雅译：《卫生化学论》（上、下），光绪七年格致汇编馆刊本。

 [41] 琴隐词人的序言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人之安然以生者，固终生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生之道，又乌知所以就安利避危殆以无负天地好生之德。至有戕其生、蹇其生，昧昧焉而不知所悔者，夫岂天之道哉？此书之作，所以闢人之聪明，示人以利害，所裨诚非少矣。” （傅兰雅译：《卫生化学论·序》，第1b页）

[42] 参阅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18-125；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页、132页。

[43] （英）史本守著，颜永京译：《肄业要览》，光绪二十三年质学会重刊本，第12a-12b、14b页。

[44] 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卫生要旨·凡例》，第2b页。

[45] 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卫生要旨》，第34b-35a、37a-38b页。

[46]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China, p131.

[47] 傅兰雅辑：《居宅卫生论》十七，光绪十六年刊本，第33b页。

[48]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China, pp124-125.

 [4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50] 《格致新报》第10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第10页。

 [51] 傅兰雅译：《幼童卫生编·序》，光绪二十年格致书室刊本，第1页。

[52] 傅兰雅辑：《居宅卫生论》十四，第29b页。

[53] 傅兰雅辑：《格致汇编》，光绪十七年春季，第41b页。

[54]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和行为及其近代变动初探》（《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待刊）。

[55] 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点校本，第17页。

[56] 《劝用自来水示》，《申报》光绪十年五月十二日，第2-3页。

[57] 关于该书比较全面的谈论可以参阅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27-130；管林：《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及其养生之道》，《岭南文史》2002年第4期，第5-8页；郑洪：《郑观应的医事活动与医学思想》，《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4期，第231-236页。

[5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一《道术》，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888年版，第150-151页。

[59]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政治》，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350页。

[60] 郑观应：《盛世危言》，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882年版，第26、156、660-663页。

 [61] 关于日本卫生影响的加强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卫生态度的日趋主动，笔者已撰成“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待刊）一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可参阅。

 [62] 使用这些用语的例子很多，关于“保身”和“保生”，在1900年前后出版的《内科理法》“前编”卷五《保身法》（[英]虎伯撰，舒高第口译，赵元益笔述：《内科理法前编》卷五，江南制造局光绪中刊本）与《保全生命论》（[英]古兰肥勒撰，[英]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述，光绪二十七年刊本）中有最集中的体现，而“养生”，可以参阅收录于《皇朝经世文统编》中《论养生》等以“养生”之名讨论近代卫生事务的论述。（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九《格物部五·医》，沈云龙主编：《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2-71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据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影印，第4061-4063页）

 [63] W. Lobscheid原著，F. Kingsell增订：《新增英华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1897），那须雅之监修：《近代英华·华英辞书集成》，东京：太空社1998年，第七卷，第523页；W. Lobscheid原著，企英译书馆增订：《华英音韵字典集成》（A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03），那须雅之监修：《近代英华·华英辞书集成》，第十一卷，第856页。

 [64] W. Lobscheid原著，F. Kingsell增订：《新增英华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1897），那须雅之监修：《近代英华·华英辞书集成》，第八卷，第817页。

[65] W. Lobscheid原著，企英译书馆增订：《华英音韵字典集成》（A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03），那须雅之监修：《近代英华·华英辞书集成》，第十二卷，第1408页。

[66] 网址是：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67] 参阅任琮：《忘山庐日记·前言》，第1-2页。

 [6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122、145页。

 [6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340、375-376、396-397页。

 [7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565-567、613-614、691-693、730、755页。

 [71]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页。

[72] 参阅牛亚华、冯立升：《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4期，第315-328页。

[73] 他当时尚未开始学习日语。（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第78-79页）

 [74] 丁福保：《卫生学问答》第一章《总论》，光绪二十七年重刊本，第1a页。

[75] 丁福保：《卫生学问答》第一章《总论》，第4b页。

[76] 《化学当学论》，载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五《格致部一·格致》，第3782页。

[77]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七年成书），载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四册，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78] 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九《格物部五·医学·西医》，第4110页。

[79] 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九《格物部五·医学·卫生说》，第4058页。

[80] 《保身慎疾刍言》（光绪二十九年），载张德彝：《醒目清心录》卷五，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中心2004年版，第一册，第527页。

[8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医学善会序》，東京：下河邊半五郎1904年刊行本，上册，第709页。

[82] 梁启超：《地球人事记》，载《清议报》第4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8b页。该资料承蒙沈国威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83] 张德彝：《醒目清心录》卷二，第一册，第155页。

[8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九《职官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册，第8790—8791页。

[85] 《新订英汉辞典》（An Abridg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1,第569、1044页。

[86] 参见《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698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4-2283页。

 [87] 《上海指南》（增订四版）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26b-30b页。

[88] 《传染病四要抉微》，载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四册，第2532页。

[89] 李惟清：《上海乡土志》（1907年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90、99、106页。

[90] 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一（初刊于1906年），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91] 后者除了主人公的人名和籍贯与前者所有差异外，其余诸如故事情节、章节安排甚至语言的表述都基本甚至完全一致。

 [92] 分别见《医界镜》第一和第六回，开放文学网站下载。

[93] 《肥壅业商人禀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第691页。

[94] 刘庭春等：《日本各政治机构参观详记》，载刘雪梅、刘雨珍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印刷本，第328页。

 [95] 郁闻尧：《医界现形记》，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96] 名词转化为形容词的基础是名词的性质义，性质义强弱与转化为形容词的可能性成正比。故抽象名词最易转化为形容词。（参阅谭景春：《名词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第368-377页）

 [97] 儒林医隐：《医界镜》第一回。

 [98] 比如，清末的一本有关传染病预防的小册子在谈到公共预防法是说：“公众预防法，无非隔离、消毒、清洁、检疫四端，此与中国现状，尚难实行之，姑略之。”（《传染病四要抉微》，第2532-2533页）而重要介绍个人预防法。前述卫生小说《医界镜》的开篇亦明言：“说到此间，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讲究些卫生法则，那公共卫生权柄是在官绅的，至于个人卫生，只要我自己时时刻刻研究，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