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南京大学“比较地方治理论坛”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同仁、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南京大学，参加这场“比较地方治理论坛”。今天议题——“乡村振兴是一个伪命题么？”——自带锋芒，甚至有点“冒犯”。但恰恰是这种不绕弯的提问，才切得开现实的硬壳。借这个机会，我想从世界发展规律、基层实践逻辑和国外镜鉴几个维度，谈点粗浅观察。基本判断先抛出来：乡村振兴在国家战略层面是不容置疑的真命题；但在微观执行层面，它确实显露出不少“伪命题化”的症候。 这种张力，值得我们在座各位坐下来认真拆一拆。
撇开情绪，先看战略。乡村振兴不是拍脑袋的工程，它有扎实的学理与国情支撑。
理论逻辑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现代化比较研究和国家安全理论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不能被边缘化，而要成为现代化的“压舱石”而非“弃儿”。治理逻辑上，乡村振兴是完善中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核心抓手，制度设计是完整的。实践逻辑上，浙江“千万工程”等一大批可复制样板摆在那儿，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456元，粮食产量连续站稳1.4万亿斤台阶[1] ，这些不是编出来的。
但坦白讲，这些宏观设计下沉到村一级，往往只剩“政治宣言”的质感——基层感知是抽象的。真问题恰恰出在“国家战略”到“田间地头”这一段。
当我们把镜头推到基层，“乡村振兴是伪命题”这个说法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能找到太多佐证。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悖论。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推进近二十年，恰是中国多数农村加速衰退的二十年。1985年至今40年间，全国自然村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缩减近50万个[2] ；1978—2024年，农村小学数量降幅85.6%[3] 。江西宜黄县南源乡，人口从2000年的8438人锐减到2020年的1049人，现在只有几百人，二十多年投下去的公共设施基本废弃——这是“空心化”的残酷注脚。
但实体的凋敝，并不影响数据的繁荣。半月谈曝光过：东部某村乡村旅游人次“内外两套账”；另一村200多万集体收入，其实是土地流转费在村集体账户“过水”即转给村民，集体经济并无实质增长[4] 。浙江一位明星村书记在群里讨论说：“浙江最突出的问题，正是村级集体经济造假，以及村投公司乱象。”国资“输血”太猛，砸在明星村的真金白银，扔沙漠里也能浇出绿洲——但这能叫振兴么？几年前，江西部分地区甚至要求每村50万元扶持资金“趴在账上”专备迎检，此类“账面富贵”不仅是数字游戏，更是系统性的组织造假。
政府财政每年投入农村数万亿资金，叠加各类地方债，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很多地方出现“建设刚完成，人却走光了”的尴尬。低效无效投资集中在旅游开发、产业扶持（含各级各类产业园）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方面。更严重的是，海量行政资本涌入已处于充分竞争的农业领域，不仅扭曲了市场与价格信号，造成大量低效甚至无效投资，还挤占了社会工商资本的空间，成为干扰市场机制形成、导致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农民投资收益下降的重要推手。如新疆干部反映，脱贫攻坚期间大力扶持贫困户养牛，导致了市场出现虚假繁荣，这已成为近年牛肉价格腰斩的重要诱因。
具体案例如：江西“一大四小”造林工程耗资300亿没一点效果，贵州强行一年“消灭”800万亩玉米得不偿失，张家界24亿建大庸古城四年亏10亿，江苏宿迁洋河“农业嘉年华”投入四五亿，但目前经营连水电费都赚不到，山东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投入8个多亿，但一些核心展区长期闭馆[5] 。光明网刊曾发文《“各地古镇相似度99%”是谁的尴尬？》（全国2800多个古镇）——这些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绩工程。
还有像王海娟副教授团队跑过9省19县42个“示范村”，结论是：没一个在真正经营农业[6]。央视《焦点访谈》曝的山东临沂莒南7亿“农业实训基地”，迎宾楼、宴宾楼一应俱全，就是不见田——还背了3.68亿专项债[7]。
我经常在想，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解困乏力，在多大程度上与过去十多年农村海量资金投入形成的沉没成本（低效无效投资）有关？
“政府干、农民看”，“乡村振兴”异化成“干部振兴”，农民被要求“配合演出”，这个似乎成为常态。去年春节回老家，亲友“骂娘”声比往年更烈——管得宽、收益低、抛荒多、腐败烦。前年我应邀到新疆某市调研，一位分管农口在陪同调研时感叹：“乡村振兴走进‘死胡同’------乡村振兴搞了这么多年，什么招都试过，效果也就那样，现在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这话不是个案，是基层普遍的迷茫。乡建人士陈晶晶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乡村振兴主要是花钱。”即如何把钱花得更公平、更有效率，为市场化挣钱创造条件。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团队在五省调研发现，87.9% 的农民认为振兴主要靠政府，82.8% 认为主要靠村干部，而即便 80.1% 的人承认农民也该是主体，多数人仍把自己定位为"积极配合上级安排"的配角。
韩国七十年代新村运动后期总结了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短期来看，韩国新村运动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并把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但是，新村运动的成果掩盖不了农民的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的衰退。从本质上讲，新村运动并不能扭转或减缓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城市化、融入城市化，必将被城市化吞噬。韩国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没有找到一条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根本出路。
两条教训：一是政府过度干预，农民过度依赖，抑制了自主性与创造性。干预易滋生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矫正成本高，且部分社会效应不可逆，损失难以补救。政府主导加剧了“实绩主导”和“办公室预案”倾向，外观政绩多，对农民帮助有限的工程也不少，浪费了人财物。二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尤其未能及时发现和反思中期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及时提出对策，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
韩国新村运动曾暴露的问题，与中国乡村振兴当前面临的困境高度相似。坦率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正以远为庞大的规模，重现当年韩国新村运动中的同类失误。
宏观真命题为什么会长出微观“伪”症状？我归结为四条。
一是对城市化规律敬畏不足。工业化、城市化是全球性不可逆规律，要素向城市集聚是常态。我们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怎么变”研究不透，乡村振兴被理解成“死守每个村”，而不是在县域统筹下做科学分类——结果就是资源撒胡椒面。加之理论研究滞后，接地气、可操作的理论成果稀缺，事实上理论缺失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瓶颈，由此导致有关乡村振兴的很多政策缺乏前瞻性，并因此造成巨大的浪费。此外，三农议题存在过度道德化、民粹化倾向，干扰对城乡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判断：部分决策片面迁就代表委员诉求，在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现实下，仍大规模向分散村庄布局教育、医疗资源，最终大量乡村设施闲置空置，城镇公共服务供给反而持续承压、缺口凸显。
二是政策“运动式”推进。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各地的农村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整治等，普遍存在一阵风和“一刀切”现象。在村庄发展方面， 刘守英老师把村庄分成“治理型”和“发展型”，前者占近90%[9]，本该回归治理本位、做兜底；但现行政策一刀切，所有村都要发展集体经济、都要扛高指标，逼出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
三是考核指挥棒偏了。 过程导向、痕迹管理、迎检文化，把基层捆在文牍上。“替民做主”颠倒了群众路线，农民从主体变成“观众”。
四是体制机制的改革红利吃完，新动力没跟上。 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在某些领域对生产力起了“负反作用”，既得利益固化，基层不敢闯——当年小岗村是签了生死状的，现在谁愿意赌身家去试？
怎么办？三条。
第一，理论重建。还是要说加强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厘清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定位、功能和路径，走出“盲人摸象”的困局，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但还是要说，因为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核心在于尊重客观规律，摒弃“三农”议题的道德化、民粹化倾向——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道义工程，而是基于人口流动、经济规律的科学命题。贺雪峰提出的“为现代化提供纵深、后方、支撑、缓解”，这个定位要先坐实，别动不动就把2035年以后的逻辑前置到今天。
第二，改革重启。农村改革近半个世纪，有些核心问题是到了必须触碰的时候了。正如当年从集体化到分田单干，对保守派而言虽如“触犯天条”，但事实证明天不仅没塌，反而打出一片新天地——今天同样到了这样的临界点：40多年改革红利正在消退，生产关系需要再适配一次生产力。面对现实困境，零敲碎打的修补已无济于事，中国亟需一场系统性的二次农村改革。二次农村改革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核心议程上实现突破（解决“活人让尿憋死”问题）：一是突围土地困局：以“指标单列”（把三产融合用地与纯非农建设用地区分开来）与“管死耕地、放松总量”重构空间供给。二是破除产权封闭：以“权能分离”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三是厘清政市边界：以“市场主导”重构涉农项目生成机制（详见《苏区振兴论坛策论专报》相关文章）。
第三，作风重塑。 把基层从迎检和文牍里捞出来。考核从“材料厚薄”切到“群众获得感”，从指标驱动“切到”问题驱动，从政府主导“切到”农民主体，从短期工程“切到”长期战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申“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这句话不能只停在文件上。
各位同仁，回到今天的议题：乡村振兴是一个伪命题么？
我的回答是——它不是伪命题，但它正在被一些做法“做成”伪命题。说它是“伪”，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太多伪数据、伪产业、伪参与、伪创新；说它不是“伪”，是因为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腹地，其价值不会因数据注水而消失，也不会因我们回避而自动解题。
今天这个论坛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把那些“伪”的东西摊到学术的阳光下，不是为了证伪战略，而是为了让战略落地时不走样。让乡村真正振兴，而不是让报表好看；让农民真正做主，而不是配合演出；让政策回到常识，而不是困在指标里。
张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张力视而不见。
谢谢大家。
后记
这是我第一次踏入南京大学这座学术殿堂。参加"比较地方治理论坛"，于我是一次难得的因缘——既得见久违的学界师友，又结识了新的同道。这份机缘，要从论坛发起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肖唐镖教授说起。
我与肖唐镖老师结缘于2000年。彼时村民直选风生水起，基层民主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共同瞩目的焦点，大批学者深入田野做观察研究。肖老师（当时他在江西省委政研室工作）将目光投向宜黄县城南乡一桩村民直选村长的事件，而此事与我渊源颇深，我们由此建立联系。此后，我将耗费大量心血撰写的七万余字《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寄呈肖老师，承蒙他高度认同，并将其编入由他领衔编著的《中国乡村报告》一书，该书后获中央党校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份绵延二十五年的师生之谊、学友之情，正是本次南大之行的最初起点。
论坛期间，还有几段重逢令我感慨。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我于2018年在广东农村研究院工作期间，于云浮罗定市的一场乡村振兴论坛上结识，相隔七八年，此番又得促膝交流；发言中引用的"治理型"与"发展型"村庄分类，正是他长期田野观察的理论凝结，亦是我在基层调研中反复印证的判断。陈文胜研究员是我同壕战友，本世纪初我们同属三农研究"县乡主力"的骨干，共同经历过那段奔走乡野、发声论道的岁月，后因各自轨迹联系渐少，此次论坛得以重续前缘。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教授，则是在多个三农智库群里长期切磋的论友，我们曾就若干重要议题公开发文辩论，此番由"线上辩友"变为"线下同道"，尤觉亲切。
除了旧雨重逢，此行更有新知相遇。南昌大学马院副院长易文彬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钟山学者计划”首席教授于水，便是本次论坛结识的学界新友。易文彬教授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论透视、于水教授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剖析，均非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关怀与田野张力。他们的精彩演讲，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我在交流中感受到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乡村图景，获益良多。
回到发言本身。今日所讲的那些"数据繁荣与实体凋敝""重资产投入与轻运营产出"的悖论，并非书斋里的推演，而是我近三十年来在宜黄乡镇、县直部门与全国农村调研途中反复看见的真问题。肖唐镖老师二十多年前关注的那场村民直选、刘守英老师笔下"治理型"村庄的困顿、陈文胜与我当年共同忧虑的县乡治理难题，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母题——国家战略如何真正抵达田间地头。今日论坛以"乡村振兴是一个伪命题么？"设问，锋芒所向，恰是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摊开来谈。
“比较地方治理论坛"自2022年发端，肖唐镖老师期许它成为"立足古今中外比较视野的开放性学术平台”dps.tsinghua.edu.cn。能在这样的平台上，与诸位同道一起把乡村的真问题说透、把执行的真症结讲清，于我而言，便是对二十多年基层观察最好的交代。张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张力视而不见——这句话，既是给在座同仁的，也是给自己的。
李昌金
于南京大学"比较地方治理论坛"后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25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6-01-19). https://www.gov.cn/ .
[2] 祝卫东.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EB/OL]//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 北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5-02-24). http://www.scio.gov.cn/ .
[3] 教育部.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相关年份; 教育部.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相关年份. http://www.moe.gov.cn/ .
[4] 姜刚, 水金辰. 乡村振兴岂能"数据交差"[N/OL]. 半月谈, (2025-07-15). 新华
[5] 李昌金. 实践是检验新时代实事求是思想落实的根本标准——写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EB/OL]. 三农中国网, 2025. http://www.snzg.cn/ .
[6] 王海娟. 我们调研了9省42个村的农业项目，却发现没有一个经营农业[EB/OL]. 观察者网, (2026-04-21). https://www.guancha.cn/ .
[7] 央视新闻. 焦点访谈丨举债3.68亿、总投资超7亿 农业实训基地为何不见农业影子？[EB/OL]. 央广网, (2026-04-14). http://www.cnr.cn/newscenter/native/gd/kx/20260414/t20260414_527584917.shtml .
[8] 朴振焕. 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大变革[M]. 潘伟光, 译.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9] 刘守英. 乡村CEO社会价值创新评估——乡村转型中的企业家特征、行为与作用[R/OL]. 为村讲坛第四季第1期. 北京: 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 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 (202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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