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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摩罗:十年一觉精英梦(3)
  •  2012-10-07 23:28:32   作者:摩罗   来源:共识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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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只论海岛却看不见大海

     

      举个关于中国宗教的具体例子,看看中国读书人的结论离事实有多遥远。

     

      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的宗教状况有两种经典谈论,第一种是比较传统的谈论,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且互补,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接受这个结论长达几十年。

     

      第二种是比较现代的谈论,那就是中国没有宗教。这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从他们的标准作依据,对中国精神文化所作的一种判断。西方基督教在精神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精神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似乎不是宗教,至少跟西方基督教大相径庭,于是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都说,中国没有宗教。当代中国学者几乎百分之百沿袭着西方人的这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古人的概念和判断,第二种说法来自洋人的概念和判断。

     

      第二种说法我们姑且不论,这里谈谈我对第一种说法的质疑。

     

      我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种说法。可是,当我对我母亲的宗教和我们村里的宗教稍有了一点点了解,我就意识到古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不完整的。中国明明有如此广泛的民间宗教,为什么那些精英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教时,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呢?为什么那么多学术大师或者小师们不能把中国传统宗教的第四种资源——民间宗教也包含进来,然后再得出整体性的结论呢?

     

      我后来读过一套马西沙、韩秉方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那里面大多数官员一谈到底层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就骂他们愚民愚妇、妖言惑众。马西沙所写,基本上都是传播十分广泛的公共宗教,它们全都是佛教或者道教的变种,也就是说与中国的主流宗教即精英社会的宗教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实际上中国还有比这个更为民间化的宗教形态。西方人种自殖民扩张以来,他们的人类学家对南太平洋地区毛利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及其宗教文化进行过颇具规模的田野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再现了人类在原始社会一些比较普遍的宗教文化特征。

     

      这些特征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十分广泛的遗存,比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乡村地区,至今还有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形态,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三点,一是祖先崇拜,这是中国社会精英与底层共同的宗教文化;二是万物有灵论,乡村社会处处有神灵;三是地方神谱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谱系。

     

      乡村社会和许多少数民族社会,他们的节日、庆典、禁忌等等,都与这些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甚至可以说,这种宗教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母体,孔子也好,老子也好,庄子也好,屈原也好,都是从这种博大的宗教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甚至连保甲连坐的大法和诛灭九族的大刑,都是从这些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

     

      跟这个文化母体比较起来,所谓儒教、道教,都只是精英人物对这个文化的某个角落的一种表述,佛教也是精英人物将一种外来文化予以改造之后,与本土文化进行融会贯通的一种命名。千百年来,佛教主要只存在于上流社会之中,底层社会虽然也敬拜释迦牟尼、观世音、弥勒佛等等,可是对于这些香客来说,不过是在原始宗教、地方宗教谱系中,增加了几个神像,跟西来的佛教了无干系。

     

      在中国民间宗教的汪洋大海中,儒教、道教、佛教都不过是激流鼓荡、烟雾缭绕的几座仙岛。儒教的根基坚牢一些,道教佛教有时候简直若隐若现、似有还无。

     

      可是所有的学术精英,只谈论这几座时有时无的仙岛,对于汪洋恣肆的大海,却长期视而不见,长期无法进行学术处理和学术描述。其谫陋无知,严重到无以复加。

     

      我们长期将精英学者的这种挂一漏万、严重歪曲事实的描述,当作事物的真相。我们相信他们的学识,相信他们的公正,因而无条件接受他们做出的结论。一代一代学者就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结论所编织的逻辑结构和概念体系中翻筋斗,永远翻不出偏见的手掌。我们谈论的永远是沧海一粟,对于海洋本身我们从来没有考察过,甚至从来不知道海洋的存在。

     

      古代学者为什么看不见底层文化

     

      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的民间宗教还情有可原,因为今天的学者都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达尔文、托克维尔和胡适、鲁迅、陈寅恪、钱钟书为原料勾兑出来的,原料本身各有母体,勾兑物却只能像风筝一样飘摇在文化母体之外,是典型的从别人的逻辑到别人的逻辑、从别人的概念到别人的概念的鹦鹉学舌之徒。

     

      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现实、无视民间文化和宗教,是完全符合别人的逻辑别人的概念的。因为别人的逻辑别人的概念中,原本没有所谓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民间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

     

      可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从乡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节日、庆典、仪式、禁忌,基本上跟底层民众血肉相连,无分你我。在祈雨仪式、祭祖仪式、祭山仪式、祭河仪式上,他们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他们只要孔孟老庄,而不要民间宗教,甚至将追随自己的子民看作愚民愚妇、将他们的宗教看作妖魔鬼怪呢?他们原本是从大海中登上儒道释的仙岛的,可是他们登岛之后为什么全都看不见大海、甚至刻意否认大海本身的存在呢?

     

      我对此困惑了很久。

     

      越是困惑越需要思考,只要思考就可能有所发现。

     

      后来我发现,不惟宗教研究如此,其他学术领域几乎全都如此。比如,一部中国文学史,所言必定是少数文人学士的事,跟广大的底层群体不会有关系。它写满了士大夫郁郁涧底松的怀才不遇,却没有打伞不如云遮日,打扇不如自来风的乡间旷达;它写满了哀民生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却没有自己对于多艰的咏叹和抒泄。

     

      不在视野之中,自然也不在关注、研究、言说之中,所以,底层群体生活在精英学者的知识之外。

     

    这个结论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底层群体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底层群体信奉的知识、宗教、文化,也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研究、言说之外。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受精英学者教育几十年,只知道有儒释道,不知道我的母亲和村民另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我将我母亲的拜菩萨错误地理解为佛教,竟然无法及时从精英学者的著作中得到纠正。

     

      当代中国学者中,只有极少数的、甚至是个别的学者,才会把民间文化和宗教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可是这些学者在学术体制中往往无足轻重,没有影响力,难于被人所知道。我就长时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他们的学科的存在。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纠正我的错误。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他们不只是被看作边缘,他们甚至像大海本身一样,根本不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之中。

     

      在我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我不过是精英学者小圈子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一个容器。精英小圈子给我装进什么,我就拥有什么。这就像政府给教材编进什么,学生就学到什么一样。每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样造就出来的。民间宗教和底层文化既然没有资格编进教材,没有资格成为国家规定的教育资源,它就永远不会进入精英群体的视野之中,因为所谓精英就是受过正统教育、掌握正统社会话语权的人。

     

      所谓文化精英,作为社会中具有某种特定优势的一员,正是由正统体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造就出来的。政治精英一般是社会控制群体,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规定了教育资源,以这种特定的教育资源造就一批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跟掌握朝纲的政治精英一起,联手完成社会控制,所以他们是社会最上层的社会控制集团。

     

      文化精英跟政治精英其实是一体的。

     

      文化精英只有通过否定底层文化的正当性,肯定政治精英所圈定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唯一正确的、正当的,才能得到政治精英的嘉许,才能顺利地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精英小圈子——社会控制集团之中。

     

      底层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当我发现我母亲的信仰和神灵在我的知识谱系之外的时候,我知道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精英小圈子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外。在精英群体看来,它不但不是教育资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敌人,必须天天批判之。

     

      鲁迅的文学作品,就从各个角度对底层大圈子的文化、习俗、信仰进行了较多的批评,连村子里的一个葬礼,他和他笔下的精英人物也不可容忍,进行了彻底的诅咒式的描述和批判(见小说《孤独者》)。鲁迅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的教育资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甚至像一面鲜艳的旗帜,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领空和教育领空高高飘扬。

     

      我终于知道,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生活世界,整个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关注与研究视野之中,整个不在他们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之中。根据他们的逻辑,所有阿叭闰土、祥林嫂都是没有文化的人。

     

      既然他们没有文化,他们所奉行的文化逻辑,就必定受到精英群体的漠视,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所生长出来的心愿、期盼、信念、目标,必定被精英群体看作邪念,而不会受到尊重。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传宗接后,于是一直遭到我们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门槛,以求死后不被两任丈夫争抢,于是一直被我们判定为愚昧无知。

     

      他们的生活理想、信念、世界观、行为模式、习俗、仪式等等,都没有正当性,都是愚昧的、迷信的、错误的。

     

      一个人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他的文化权利一定会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即使他身上积累着千万年的文化,他们也只能被看作没有文化的人。

     

      社会控制群体为了否定底层群体的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必须同时否定其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奥秘其实在这里。

     

      我的父亲母亲之所以被命名为没有文化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得不到精英群体的认可,并被精英群体命名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为有文化的人,是因为我在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中,中规中矩地学习了几十年、刻苦操练了几十年,终于弄懂了精英群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模式,参与到这个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结构之中,尽忠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教育,就这样造成了我与我的父亲母亲在趣味、信仰、文化、社会分层等等方面的差距,甚或对立。

     

      在这个对立的结构中,我每天勤奋地学习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达尔文、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老子、孔子、庄子、李白、周敦颐、朱熹、王阳明、康有为、陈独秀、胡适、余英时等等精英人物的著作与思想,装模作样地像他们那样思考,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信奉他们所信奉的,弘扬他们所弘扬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最后,像他们那样,企图通过立言立功立德而实现名垂史册、万古流芳的伟大理想。

     

      既然底层群体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须予以歧视的他者,那么,当我批判他们所批判的的时候,我就只能成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敌人。

     

      我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而甘愿成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们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们的阶级立场,我因为这种过于趋炎附势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种文化焦虑。

     

      追随统治者是被统治者的唯一选择

     

      当一个统治群体控制了一切生存资源之后,被统治者只有追随统治者的文化理念,接受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以求获得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

     

      你看印度、尼日利亚、肯尼亚等等亚非国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竟然是万里之遥的英语。为什么?就因为英国曾经长期劫掠、统治这些地区,当地人为了在持枪抢劫的英国人手下讨口饭吃,只有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的文化,崇尚他们的习俗,甚至皈依他们的宗教。当你改造得像一个英国人的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较多的生存资料,甚至可能成为英国统治当地人群的代理人,晋升为权贵群体中的一员。

     

      所以,每当发生外族入侵时,总有一些人得风气之先,率先跟入侵者打成一片,渐成入侵者的代理人,迅速崛起为权贵。他们在成为权贵之前,首先成为侵略者文化的接受者,推广者,帮助侵略者给本民族的同胞洗脑。当本民族开始接受这种洗脑,也就渐渐接受了他捷足先登成为权贵的事实,他的权贵身份电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在侵略者获得全面胜利之前,这些卖身投靠的人被国人称作汉奸”(印度人投靠英国人则当称为印奸,法国人投降德国人则当称为法奸,以此类推),如果侵略者获得全面胜利,则称谓随之改变。满族入侵中原时,归降的汉人全被称为汉奸。抗清失败,战火熄灭之后,成千上万的汉人给满族当宰相、尚书、巡抚,协助满族人统治汉族,这些人就不再是汉奸了。满汉和睦,五族共和,大家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形成为一个整体,不存在汉奸不汉奸的问题了。

     

      这里讲的是国与国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奴役与被奴役的情况,事关国格,显得特别严重。事实上国家的边界是随时变动的,昨天的国界,可能变成今天的省界。侵略获得成功,占领成为永久,国界就消失了。博弈的双方就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了。

     

      神州大地,六千年前可能有一万个国家,尧舜之后,有夏有商。到了周代分封时,依然多达三千余国。在强秦统一中国之前,这三千余国之间的蚕食、屠戮、火并,热热闹闹折腾了几千年。在连天烽火中,谁统治谁,往往不是以国为单位,而是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秦灭六国并不是整个秦国当政,而是赢政家族的统治范围由关中一隅拓展为神州全境。所以中国古人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以占领多少国家为目标,而是志在天下。天下本是一家,要和平都应该和平,要安康都应该安康。既然有能耐征服一国,就得再攒一把劲,把整个天下给了。

     

      于是,神州大地上就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以谁的文化为正统?当政权的范围随着军队的足迹而扩张时,文化的覆盖力也得紧紧跟上。夏为天子,那诸侯肯定追随夏文化。商为天子,诸侯当然就得追随商文化。周为天子,诸侯别无选择,都会追随周文化。孔夫子作为商族的贵族后裔,到老年跟他的学生讨论文化理想时,竟然说吾从周,也就是号召学生以周文化作为统治天下的正统文化。周的政权正日渐式微,如果天下还能保持对周文化的认同,那么征战屠戮的诸侯总归还有一点约束。因为文化的密码中,包含着政治的权威,包含着身份的差异。

     

      只要天下认同周文化,那么洛水一带的京畿,和泗水一带的鲁国,就是天下最尊贵的圣地,因为这是周文化的两个中心地带。所以,周天子虽然权力衰落,但是他的文化权威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周秦以来,中国果然大致保留了对周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神州大地的历史,因此而变得简单许多,无论如何征战来征战去,都是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一家人在博弈。大家都是中国人,只是有时候刘姓做天子,有时候李姓坐天下,有时候朱姓掌朝纲。龙庭上落座的那个人不可马虎,只能从天子家族中遴选,可是跪在那里争论朝政的大臣,来源却极其广泛,只要你认同天子认定的主流文化,几乎谁都可以去争取高官厚禄。

     

      蒙古得势就跟着蒙古嚷,满清得势就跟着满清嚷,英国得势就跟着英国嚷,俄国得势就跟着俄国嚷,日本得势就跟着日本嚷,美国得势就跟着美国嚷,这就是士人的大致特征。这些人还偏偏标榜自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何其滑稽之甚也——其实这都是趋炎附势的东西而已。

     

      混迹北京士林十五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大多认识,那些满嘴飘彩旗腹中揣恶意的东西也多少了解一些底细,独立之人格与金钱交易的奥秘,无意之间也有所闻知,那些母猪灌水充大象的俗物我也不是没有机会领教。这些真切的感受曾经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一旦生起觉悟心,穿透了这些俗物的那么点小肚鸡肠,十五年的经历竟然像梦幻一样飘忽。再这样混下去,那就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死活

     

      要想活得有主见一点,要想活得通透一点,千万不能跟着知识分子这个自恋自欺的群体瞎起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吠到太阳起山还要说自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所吠为洋犬之声时尤其如此)。《中国站起来》和《中国的疼痛》,记录着我从那个群体中逃出来的努力。

     

      是不是世界上就没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没有知识分子?也不是。像孔子、孟子、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费孝通这样充满责任感和担当心的士人,代不乏人。

     

      他们不是简单趋附统治集团,而是从统治集团的缺点、错误中寻找更加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民族前途,然后为践履理想付出全部努力。统治者太重功利,垂涎于开拓疆土,他们就劝谏统治者奉行仁政。统治者因循守旧、迷恋既得利益,他们就劝谏统治者变革。统治者与底层人的命运隔膜,无力甚至无疑于照顾底层人群的利益,他们就深入民间社会作调查研究,按照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需求重建国家秩序。他们终生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为世界添加光彩。

     

      康梁之后的中国士人,凡有责任心者,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世界强权将中国化为地狱,不做国家主义者何以体现起码的亲情、起码的人性和起码的正义之心?

     

      他们是真正的仁人志士。他们既活在自己的伟大理想中,又活在实现理想的伟大实践中。他们的判断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他们的知识都是自己经验出来的,他们的思想都是自己实践出来的,他们才真正称得上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就他们的功业,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自由的歌谣》、《耻辱者手记》、《中国站起来》等。


    来源: 《天涯》2012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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