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第一讲中,我提出“人文今朝”这个口号,内中含有一个只有今朝的危机感: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似乎只有一个“今天”和“现时”,而且(至少在西方)惟“我”独尊,处处以个人的享乐为生命意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很容易流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明天是不是会更好?谁管它呢?世界变化太快,管它也没有用。
在这种心态作祟鼓动之下,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其实变得更狭小了。于是形成另一个悖论:网上提供的讯息愈多,我们所得到的真正知识性的智慧愈少,人变成了一个受感官欲望支使的动物,而这种欲望,基本是一种“物欲”———对“物”的崇拜和享用,而这种“拜物欲”的背后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消费。
这一切都成了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似乎很少人(特别在我们香港)会反省一下到底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如果谈“人的价值”之类的话,恐怕在座的都会打瞌睡,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即使是我这个“老生”,如今也很少谈这类的题目!我不能不反思,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和一个人文主义者,人文学科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商业社会究竟有何意义?
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文学科早已被“边缘化”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各大学照样有各种人文科系,香港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下面还有数个学院(School),包括人文学院;中文大学的文学院下有十多个科系,洋洋大观。然而,比起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最近又开始推行所谓“通识教育”,如火如荼,有人讥之为“通识通识,通通不识”,原因就是把这种人文基础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作“常识”或“自我增值”来灌输,这也是全球化资讯发达后的必然影响。
其实人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用知识和理智性的思考,教我们如何做人和面对社会,而思考的方式不是靠几个简单的方程式和数字可以做到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既然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她的秉性也很复杂:理智、感情、想象、幻想、创意、抽象思维、潜意识的欲望、身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和刺激……无所不包,所以学院里才有这么多不同的科系,来研究这个人的行为和现象,这就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在欧洲又叫做“人文科学”(humansciences)。显然易见,它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密切相关,而且互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人不能被分解成几块,分解开了反而失去人的意义。然而,今日大学的专业化趋势———这也是现代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也使得人文学科支离破碎,很少人做整合的工作,甚至连跨学科的对话也很罕见。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
二
反观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家传统一向以“人文”为中心,所谓人文,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道理,它是和“天文”———大自然的理则———相对称的。所以儒家的“人学”也就是“仁学”,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广义(两人以上)的范畴来审视和教诲的:“文化”就是由人文出发的“教化”,由内及外,自宋儒之后又提炼成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外连环的大道理。用现代香港人常用的英国殖民话语来说,就是一个“scheme”———一套教学计划,内容则始自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目的是把“君子”人训练成一个文武全才。但“六艺”居首的还是礼乐,殿后的才是“数”学,计算之学,和现代学院制度比较起来,轻重自明,当年哪有商学院和经济系独领风骚,学子趋之若鹜?!
这样的一个人文传统,一直传到晚清民初,在这个世纪之末,晚清各学人志士倡导采用新式大学章程,王国维等人依然把人文之学放在前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然后再加上新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严复受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哲学”类的各种分科,指的并非纯粹哲学,而是经济和社会学等的实用学科,又称之为“群学”,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经学。这在余英时的长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论述得十分详细。余英时苦口婆心,认为中国经历一百多年的模仿西方之后,应该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再出发,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我十分佩服余英时的学养,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我还是要顾及到现在香港西化已深的专业人士,他/她们早已视中国文化传统为“异物”,或与之疏离,试问在座懂得“国学”的人又有几个?所以我必须也要清理西方的人文传统。好在金耀基写过一本名著:《大学之理念》。在书中他把西方的大学传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西方的现代大学模式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的理想:大学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是训练学生的“人格”(characterformation);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堡(Hum-boldt)大学成立时,又加入了学术研究的成分。虽然大学成了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还是相对独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大学是一个知识的社群,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管制,而这个知识社群有资格如此,则要靠它的人文素质和教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寇尔(Clark Kerr),才提出所谓Multiversity的概念,把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和知识生产的温床,于是才形成现在的大学模式:科系应有尽有,各自分工,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
这个美国大学模式,时至今日,也受到严厉的批判,Bill Readings那本The University inRuins(《废墟中的大学》)足以为代表。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早已和传统脱节,失去了文化的指涉系统,自我评估,一切以“优越”(excellence)为依归,“优越”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各大学为争排名,竞争激烈,犹如资本市场,而大学的经营也和企业无异。在这种“学店”官僚系统、操作系统之中,“人文学科”又有何意义可言?最多不过是生产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而已。在这种环境中,又如何作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其实,欧洲的人文传统和教育方式并非如此,“humanities”这个字本来源自human,拉丁文中有一系列字眼如humano,humanitas都与“人”有关,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是一个“世俗”(secular)的传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中古也有人文传统,但属于宗教范围之内,在中古时期,神学、医学和文学(当时叫做“修辞学”rhetoric)三足鼎立,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神学被哲学所取代,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而文学又和历史文化混在一起,变成了人文科学,后来又加上法律。妙的是此中独缺社会科学,其实社会科学早已和人文科学熔为一炉,至今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学还有强烈的人文科学成分,从韦伯(Max Weber)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不必提哲学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le Foucault)了,他们都是横跨文史哲,还有语言学,都是“跨学科”的大师。反观美国的“Multiversity”训练出来的学者,虽不乏名家,鲜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大师,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大师杰姆逊(FrederickJameson),然而他还是六十年代前在哈佛大学的法文系受训练的。
[1] [2] [3] 
大别山的人文地理
郭齐勇:护持精神命脉 推展人文教化
追问医学伦理:柳叶刀上的人文关怀
人文情怀是新型城镇化的精髓
阮炜:人文学科而项目至上:全世界最恶劣的学术管理
边芹:陌生人文化:主人还是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