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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2)
  •  2012-11-11 22:35:37   作者:李欧梵   来源:爱思想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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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再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传统变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反传统,胡适还提倡全盘西化(他后来觉得不妥,又澄清了这个口号,其实指的是中学的世界化),但骨子里并没有扬弃人文精神,只不过把中国的人文传统灌以新的科学意义。这在周作人的长文《人的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支持人文价值,但用了大量西方科学———包括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作为例证。周作人的长兄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和小说中,则从西方浪漫主义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中演练出一套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依然是以人为本位的,此处当然不能详论。好在研究鲁迅的学者络绎不绝,以鲁迅为题的著述更是车载斗量,不必我再多饶舌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之说和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写出来的大量小说,不到二十年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五四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心态,更没有普遍的人性这回事,只有阶级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一刀切,以政治挂帅的方式下了断语(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论中还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到了结论才武断起来),非此即彼,把五四的人文遗产一棍子打死,甚至对鲁迅也阳奉阴违。这可不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出发,以工农兵为主题,把所有小布尔乔亚个人主义一笔勾销,从此文学中没有个人,只有以工农兵为首的集体。

      集体——作为人民的集体——照样可以有人性,从延安时代到解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试图在这个集体的框架中为人文主义请命,但个个遭到整肃。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是人学》,他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不过辩称十九世纪的西方(特别是俄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不少是批判封建制度的,所以有正面意义。但他依然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成了众矢之的!我多年后在上海见过钱谷融,只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变成了好友,他也绝口不谈这件往事了。

      钱谷融的遭遇并非唯一的例子。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人文主义被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毛泽东死后改革开放时期才又重新抬头。然而,经济上的改革步伐太快了,不到十数年就席卷整个社会。到了九十年代初,人文主义又再次受到压抑,这一次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大了。为了钱,不少知识分子下海,投入商界,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引起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带头的几位上海知识分子(如王晓明、张汝伦)精神可嘉,他们为此还出了一本专书,叫做《人文精神寻思录》。

      在书中特别提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部门,和学术上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它非但明指人文精神即使在学院内的人文学科中也会受到政治的统制。演变至今,中国内地的大学正面对两种压力——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一波新的文化理论,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当然还有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以北大的张颐武说: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和追问。这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恰是这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潮流,早已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不成形!

      如果用学术理论的语言来说: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人文论述的可能性?经过大批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还有人性人文可言吗?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英国的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就写过一本书,名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此书的前半部讨论各种当代理论的缺失,后半部则提出几个理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如伦理、暴力、死亡、生态,等等,言下之意似乎有重返人文传统的意思。但又谈何容易?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并非是本质的或先验性的,而要靠后天的努力。这套说法,被福柯的徒子徒孙视为反人文主义的规范。但我认为福柯并非反对人性,而是把人性的演变画出另一个系谱,他晚期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讲演课程中,反而有点复古,从另一个层次进入古希腊对于个人身心修养(souci de soicare of the self)的探讨,似乎又回到某一种的人文传统之中了。

      福柯的历史理论影响更大,又被视为对于历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的致命打击,至少对于历史的绝对真实存疑。我认为这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它反而让我们重视现时的意义,现时过去的关系并非由古至今一以贯之,而是断裂的,用福柯的话说,研究历史就像考古学家挖掘埋藏在地下的碎片一样,我们必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才能发现其意义。福柯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文本中发现的大多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我从另外一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著作中得到的启迪更多,他对于过去有一套特别的看法,在那篇短短的《历史哲学提纲》(Theses on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他说:过去像是一个瞬间即逝的闪烁意象,只在认识它的那一刻被抓住,而后就永远不见了,那短暂的一刻就是现时。他又说:现时作为一个弥赛亚时间的模式,就是把人类整个历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节缩,正像是在宇宙中人类历史的地位一样。他这种说法,有点玄,甚至有点神秘,高不可测,但不管他怎么说,他对于现时却赋予极大的意义,我们也可以说:现时是由无数个过去的碎片集结而成的,我们如不正视现时的意义,一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话,那么现时也会瞬间变成过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我也重视现时。

      我想提出的一个粗浅的人文方法,就是把福柯和本雅明的说法连结起来,把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刻付以新的意义,而不是无聊地把它消费掉了,这种意义是需要自我不停地建构的。我们不必把远古作为起点,而是反过来自今探古,突显过去某一个时辰moment)或时代和现在的相关性,所以我在上一讲中特别提到晚明。有时我也会把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和一百年前十九世纪的世纪末来比较,或把现今、晚清和晚明三个时代并置来看;上两个世纪末影射的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初,这是一种竖向(diachronic)的宏观法。另一种方法是横向的(synchronic),把一个时间点———譬如一百年前的一九〇九年———作为一个坐标点,来横看世界各国文化,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奥国的维也纳发生了什么?还有巴黎、伦敦、纽约。我用城市作为连接点,是有所指的,因为现代性modernity)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

      我的人文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二〇〇三年才过世的文学评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政治家,他以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分子身份进入美国的学术殿堂,著书立说,我对他十分尊敬。在他去世前不久写的一本书《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说:人文主义是人类意志和体性(agency)所创立的形式和成就,它既不是系统,也不是非人的力量如市场或无意识(可以左右),不论你如何相信后者这两种力量的操作。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语带讥讽,指的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弗洛伊德影响下的非人性和非理性的无意识。萨义德坚信人的主体性和独创性,因为历史是人造出来的,在这一方面,他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信徒。

      萨义德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世俗性(secular)的,而非源自上帝或宗教,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更是人类意志表达的结晶;人文主义也是开放的,是由多种声音和话语集结而成的学问,不是一言堂或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萨义德终身热爱古典音乐,所以他又从巴哈的作品中悟出一套对位counterpoint)的方法,把不同的声音对等起来,表现出互动的张力、冲突、与和声,换言之,这也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比较方法。

      我在以上这几位大师著作的陶冶之下,也悟出些许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一句话,就是偶合式的接枝(英文叫做reconnecting),但我的接枝方式已经不是自古至今一条线的持续方式,而是从现时出发的一种跳接,竖向和横向并用:竖向非但可以接古,更可以借古,其意义皆反照到现在。我可以把某一个过去的时辰特别引了出来,像招魂一样,以便和今日今时相比,或像植物接枝一样,把今古接在一起,生出一个混杂物,总之都会使今日今时更有意义,因为今天是由无数个昨天结成的。堆在一起,不见得有条理井然的次序,必须以今日今时的感受来厘清,所以我说是以古照今。至于横向的连接,则是一种跨国家、跨文化和跨学科领域的对位法,也是一种多声体的对话,是由多元思考和比较得来的方法,这个方法当然得自萨义德,但我还加上一个变奏:有时候,这些对位式的比较背后并不见得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而是无心插柳式的偶合,历史上的某个时辰(譬如一九〇九年)不见得重要,但经过今日对照或跨文化的横向比较后,可能显示料想不到的意义。用意大利小说家艾柯(UmbertoEco)的话说,就叫做“serendipity”(无意中的发现或偶合)。他举一个著名例子:哥伦布本来想到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我有时想的或研究的也是中国的论题,却不自觉地发现了多个不同的新世界,有时真的是声西,误打误撞,其实这样,其乐也无穷。

      

      五

      

      且让我讲两个和人文有关的接枝故事,也是最近个人研究的过程中无意中的发现。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

      最近收到一封学术会议的邀请信,来自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林赛水(Lindsay Waters),信中说:二〇〇〇年七月出版的《投资者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有一则消息:中国共产党从被遗忘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发现希望。文中提到了中国大陆的白璧德热”——这个保守主义的学者到底是谁?我脑中依稀还有点印象,他原是哈佛大学法文系的一位教授,至今连林赛水也遗忘了。原来白璧德还训练出一批中国留学生,包括吴宓、梅光迪和梁实秋。吴宓和梅光迪回国后办了一个著名的杂志《学衡》,以乃师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反对五四运动,批评新文化人士不懂得尊重传统,反而是白璧德更尊崇孔子和儒学,并从中西人文传统搭造他的新人文主义,以此来反对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来过中国,是名人,白璧德一直被打入冷宫,直到今天。据一位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白璧德的保守哲学原来也是针对当时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九三〇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使人道德失落,忘记人性之本,所以白璧德要重振人学。在学术上他最反对的是虚构(rousseau)浪漫主义,他认为虚构的思想是一切祸乱之源,使伦理道德失序(disorder),所以要鞭挞之!然而虚构正是现代革命之父,对中国革命思想———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白璧德在中国现代的激进思潮中愈显得保守。哈佛开这个名为人文国际Humanism International)会议,又把这位保守大师的阴魂请回来了,目的不再是纪念他,更不是支持他的保守主义,而是由当今中国对他的论述而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风水轮流转,又从激进回归保守?或是物极必反,中国人突然又发现自己传统的伟大,进而对这个洋人也发生兴趣?

      我知道(因为我曾和林赛水事先谈过)这个会议的真正目的是重探人文主义,他提出的问题正是:全球化之后是否有人文主义复兴的可能?会议的议题以中国为主,却把西方人文主义的版图扩展得更大,从文艺复兴发现的希腊、罗马,经由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传到亚洲,在这个文化旅行中也带来了新的发明———火药和印刷术。但西方人文主义到了另一个文化国土,必然变质,这才是值得探讨的对象。林赛水也引用了本雅明的名言:第一个时代必须把传统从令人窒息的传统主义中挣脱开来。那么当年的《学衡》杂志做的是否是同样的事?不见得吧。他们的老师白璧德也不见得会这么做。我觉得本雅明的话一语中的,这恰是我们当今该做的人文研究项目之一,传统不是死的才古董,它是活的,它就是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不断变形。我猜赴会的华人学者(海峡两岸的皆有)不见得从这个方面去重探白璧德,也不见得会研究人们走上人文之路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偶合事件应该让我们反思:人文传统早已在华人文化中根深蒂固,锄之不去,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将之保守化(如白璧德)变成绝对价值,反而应该用萨义德的方法将之多元化、多声化,作为一种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过度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牢笼中自求解放的动力。今天重探白璧德的目的也在于此,是从今天的环境来反思的,不是一味盲从他的保守主义。就让白璧德在天之灵安息吧,我们不必再为此翻案,如要翻案,恐怕需要和虚构思想的西学东渐一起翻。

      我的另一个接枝故事比较复杂,连接点至少有两三个,也是最近我从阅读中无意得来的。

      为了准备这一系列的论讲,我参阅了不少书,其中一本就是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我阅读时,发现他处处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Giambattista Vico(维柯)。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书,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写的,薄薄纸面本,名叫Vicoand Herder,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怪名字———前者是十八世纪初,后者是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内容如何我则不得而知,因为买了没有看。此次从萨义德书中又发现这个名字,但和上次相遇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了吧。这次倒是一鼓作气,连带把维柯的这本大作The NewScience(原名是Scienza Nuova)也买了下来,也是纸面本,立即翻阅,但不得其门而入。又突然想到:这本《新科学》,不是也有中译本吗?译者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朱光潜曾在香港大学读过书,多年后香港大学又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所以和香港大学渊源很深。他也曾在中文大学小住过,担任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时在一九八三年。妙的是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收到中文大学出版社赠送的一本小书,就是朱光潜讲演稿的重印本《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我大喜过望,这不就是偶合(serendipity)吗?我从未想到研究朱光潜,然而这次偶合的机会却令我不得不重溯人文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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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z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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