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动力往往来自于政府行政力量,政府通过行政嵌入的方式来建构村庄公共服务体系并培育村庄社会力量,使村庄社会力量在起点低、力量单薄的基础上注入高成长性特质。因此,在民主激励与效率激励的初现阶段,往往伴随着新旧交替、稻稗混杂等多元分化的特征,村民对激励因素亦会产生明显的不同反应。针对激励初现与多元分化的现实,现阶段需要促使政府行政力量与村庄社会力量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让差别和不同成为社会互动的动力又不会演化成对立和冲突,在(有)差别和不同的人群之间谋求有效的理解和充分的尊重”(张康之,2009)。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有:
第一,民主激励和效率激励在整体上呈相互协调的关系,以效率的民主嵌入作为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目标具有可行性。民主激励与效率激励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既表明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中民主激励与效率激励在整体上呈相互协调的关系,又表明对效率的追求并不一定要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同时,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验证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有关民主激励和效率激励统一于公共价值创造过程的观点。从这一研究结论出发,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要将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目标定位为效率的民主嵌入。效率既包括技术效率、配置效率,也包括社会效率。因此,效率的实现需要民主的嵌入,需要激励村民参与公共服务偏好的讨论过程,并通过相互学习、共同协商找到更好的提升效率的办法。民主的实现也需要效率激励的支撑,当公共服务丧失其效率内涵时,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民主和效率推进过程中的民主激励和效率激励,需要统一于村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并实现彼此的整合优化。二是要将效率的民主嵌入置于公共价值创造的框架之中。公共价值包括服务、结果、信任、合法性等因素,不仅包括公共服务的产出,更包括公共服务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提供服务已经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足理由,无论这些服务是政府直接提供的还是通过委托授权渠道提供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所提供的服务是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效果,是否创造了公共价值。”(Gainsand Stoker,2009)同时,公共价值亦能更好地整合效率、民主、公平、正义等多元价值因素。因此,效率的民主嵌入应置于公共价值创造的框架之中,并以是否创造公共价值为标准。
第二,参与深度激励和参与效度激励对效率激励具有促进作用,效率激励应嵌入实质性的民主激励。民主激励中参与深度激励和参与效度激励两个因子对效率激励综合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这一结论出发,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要依托公民权的实现来提升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效果。公共服务管理者的目标,要从为单纯实现效率而简单对议程进行控制、过于短视的眼光中摆脱出来,更多关注公共服务对象的所思、所想和所盼,努力构建以村民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并使村民的公共服务参与行为更有效果。从村民的角度看,公民权的实现,可以纠正其心中存在的“政府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谢里尔?西姆拉尔?金、卡米拉?斯蒂福斯,2010)的观念,使其自主寻求与政府的积极对话与合作,促进专业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真实需求知识与决策判断的有机结合,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指向性和村民参与的效能感。二是要依托村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行为的效果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村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行为的效果以参与广度为基础,与参与效度直接相关,与参与深度间接相关。良好的参与效果意味着村民的参与行为能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使公共服务供给更多体现多数村民的需求偏好和集体智慧。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说的视角来看,村民会依据自己的期望对其参与行为进行简单的成本—收益估算,只有估算出的结果“合算”,才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所以,要借助村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行为的效果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
第三,效率激励对民主激励有促进作用,民主激励应以效率激励为基础。效率激励中的管理激励、公共利益激励、效益激励、投入产出比激励和私人利益激励5个因子均对民主激励综合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效率激励对民主激励具有促进作用。从这一结论出发,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要重视管理激励对民主激励的保障作用。现阶段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通过人才等优质资源的注入来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需要通过采取赋权等措施来提高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需要依托创新机制来提升公共服务的民主、科学决策水平和公共服务项目的管理水平,为村庄公共服务系统的持续成长创造条件,为民主激励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引导村民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激励有助于扩大村民的参与广度,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但对村民的参与深度和参与效度促进作用不大。
在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和村民参与均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适当采用私人利益激励方式是可取的,但从本源上看,好的激励措施应能有效地强化公共利益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既指一件事情,也指一种能力(乔治?弗雷德里克森,2003),这基本揭示了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精神的伦理学含义。
当公共需要的满足成为村民心灵深处最本能的东西时,公共利益便具有了其自然基础和原始动力(张方华,2009),民主水平的提升便有了根基。三是要强化效益激励和投入产出比激励对民主激励的促进作用。在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处于政府责任落实阶段时,村民对公共服务项目的效益和投入产出比抱着低期望并存在“有总比没有好”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政府责任的进一步落实,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村民对公共服务项目效益和投入产出比的需求会快速增长,效益激励和投入产出比激励对民主激励的促进会逐步强化。因此,现阶段要适度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水平,集合政府、市场和村民等多元力量参与村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来提升村庄公共服务供给项目的效益和投入产出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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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z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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