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活:农村发展 组织先行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最后说道:“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在之前他还记述了佛雷在1966年的一句话“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在书中他还提到中国共产党很注重党的组织建设,正是因为重视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从他对世界现代政治变化的历史规律总结来看,组织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利益团体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

     

        农村发展在当代中国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执政党到学术界都强调三农问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那么在这种举国上下的关注中,是不是抓住了农村发展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了呢,这很难说。这种不确定性中就包括由于有些禁区不敢突破,使问题的探索一直在隔靴搔痒,未能做到有的放矢。我国农村现在的基本国情是经济发展受到人口,土地矛盾的限制,未能远行,政治发展的步伐在村民自治上徘徊,都不能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对农村提出的要求。可以说社会各界在三农问题上是犹豫,徘徊和空呐喊,那么从什么地方寻找突破口呢,我看必须从农民组织的发展上出发。我们以前的研究和建议,多是从外部干预的角度,站在外围而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去看问题。三农问题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自己才有话语权,才是农村未来的主人。那么农民这个主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呢,如何在农村,农业和农民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现代社会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呢,农民组织建设就运用而生,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和激烈的社会和市场竞争,才是根本之策。

     

         中国近百年来的国家政权下乡,在共产党的执政下,已经达到了顶点,通过由人民公社到乡镇这些正式国家政权机构到生产大队以及后来的村民委员会,国家对农村的控制逐步加强。在这一时期,农民在表面上的全面参与国家政权的掩盖下,实际上是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从经济掠夺到政治控制,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自主性。前几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算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自治还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的自治,村级领导还受到国家的控制(包括村主任和相关人员领取一定的财政补助),村级领导还不能真正代表村民利益和国家进行谈判。而农村的社会团体还没有展开,有的一些社会组织也在经济文化合作社的圈子内,农民的政治组织还不见影子。在我国也有些叫做农会的农民组织,但与其叫农会,不如叫经济合作社,这些所谓的农会职能是经济事务。经济合作社是农民联合起来向市场争经济权益的组织,而农会是农民联合起来向国家争取政治法律权益的组织,二者不能合并,谁也代替不了谁。

     

        那么作为社会发展先知学术界对农民政治政治的研究是不是展开了呢?农民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农会组织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农会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等进行研究,有的只是在文章中顺笔带过。也一些农会的研究仅仅限制在回顾中国农会的历史和对台湾地区以及外国农会发展的资料研究上。在这仅仅的研究中,党国英先生在199911期的《领导文萃》中写了一篇呼吁性质的《中国需要重建农会》,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政权替代农会的职能已显示出很多弊病。世界农村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健康发展的农会有利于改变农民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保障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在和平建设时期,农会是保障农民合法政治经济权益的组织。健康发展的农会一定回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增强农民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对话能力,使强势集团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制约。恢复和发展农会还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于建嵘先生在《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中对20世纪中国农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最后羞羞答答地提了点建议性质的启迪。张德瑞的认识更为大胆点,也更实际。在《建设新农村与建立农会组织》中,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一个法治的国度,农民的经济、政治与民主权利要想得到维护,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保障。农村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民间的力量太弱,我们要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契机,来发育和完善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那种视农会组织为“洪水猛兽”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落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应当看到农民缺乏法定维权组织的负面效应。由于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残缺,各自分散承包经营的农民难以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全国范围内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的权利不断受到伤害。也正是由于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农民只能靠上访、拦车、静坐甚至以自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问题。这种做法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损害了我国党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执政党应当改变观念,引导农民发育自己的民间组织,并发挥这种组织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农会在民国到解放前发展的很好,共产党正是利用农会组织农民进行了中国革命,但当共产党自己执政以来却对农会绝口不提,应该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应该是被农会危及了政权的中国国民党这个被蛇咬的党,而不是和蛇一起咬的共产党。相反农会在台湾发展的很好,国民党怎么就不怕这个蛇呢?我看是国民党把握了农会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正如党国英先生说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农会是保障农民合法政治经济权益的组织”。不同的时期,农会的目标不同,在农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民国年间,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只能背水一战,奋起反抗各种不让自己活下去的集团。而在和平发展时期,农会是农民为了求发展而不是求“活命”,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农会的政治企图是很不明智的。亨廷顿先生在书中提到世界各地的农民只要他能生存下去,他们是不会去闹运动的,他们很容易满足,反而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胃口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抓住了农民的生活哲学和农民心理,执政党因此也应该了解农民的心理,而不是光在胡思乱想。

         另外我认为,这可能和对农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偏颇理解有关,导致执政党和民间都对当代中国发展农会讳莫如深。于建嵘先生在《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中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曾经将成立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并运用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或准政权的权力组织或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会实践中,农会是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林经济为宗旨的公益性社团组织。其政治功能主要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它可以代表农民利益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被称为压力团体,但绝不是旨在与政府对抗的革命组织,更不是一级政权机关”。

       农村发展,农民组织先行,这是任何国家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农村发展遇到瓶颈的今天,发展农会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要发展农会,首先要突破思想误区,真正解放思想,这才是关键,这比中央制定一万个“一号文件”和比中国知识界建立无数个“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不知强多少。

    参考文献: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7月第一版

     

    党国英:《中国需要重建农会》,《领导文萃》,199911

     

    于建嵘:《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

     

    张德瑞:《建设新农村与建立农会组织》,《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06年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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