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何以成了问题?
——三农问题的建构性
老活
引子
2006年夏天笔者一行来到位于晋西黄土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永和县进行为期半个月的社会调查。该县人口大约6万,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地下资源,2005年全县财政收入980万,连工资都无法支付。农民主要靠农业为生,商业经济也很落后。这样的形势在外人看来的确很穷,我们私下就这样评价,而政府人员对外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这地方太穷,地上没抓的,地下没挖的”。如果没有资源,这种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地区只能穷。
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农村,农民。当我们走进一户人家住的窑洞时,他家正有许多“串门子”的乡亲,于是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这样能进行集中调查。聊天中间,我们和一位中年男子谈起了当地的“贫困”,不料,他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谁说我们穷呢,你看我们穷吗,我们腰里别的手机,家里安得座机,看的彩色电视机,出门骑的摩托车,什么时候想去城里,嘟的一发就去了,每天吃的好面(白面)都吃腻了”,说完整个窑里哈哈大笑。他说的是笑话,我们都明白,但在我看来不全是笑话,还有一部分实在话,外人的看法怎么能代表当地人的自我感受呢?
前不久看到吉林农大几个学科的研究生在农村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个小故事,一个学生写到:当我们问一个农民需要我们的指导吗?农民回答道“我种了几十年稻谷,还不懂种吗,你们连稻谷都分不清,我用的你们指导吗?”(大意)。
三农问题热的背后
自从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以来,三农问题这个新名词就成了世纪末以来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关于谁先使用这个词很多人还在计较发明权,我曾经听过温铁军细数过他发明这个词语的动人场景,好像怕谁抢先注册了似的。三农问题古已有之,然而何以在今天才成了问题呢?用什么理论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最后我想到了社会建构理论。那么谁在建构呢,他的动机在何处呢?答案不只一个,建构者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即政府(在中国还有政党)和知识分子。
政府何以喜欢让三农成问题呢,这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建国以来,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利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进行资本积累,而国际形势也决定了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国到土地承包制在农村全面展开,国家剥削农民到只能让农民活着的地步,而承包制以后倒是农民摆脱了生死线,但国家还没有放松对农民的掠夺,农民继续牺牲了二十几年,直到李昌平大呼“最穷,最苦,最危险”的时候,但国家主要是看在“最危险”上,因为执政党回忆起自己起家的背景就是农民最危险的时候,而自己正是利用了这种危险才有了今天。这是出于继续执政的考虑,出于打消执政合法性普遍被怀疑的思考。当执政党以及其支配下的国家把三农开始叫做问题的时候,这种危险至少下降了一半,怕的是他否认问题。问题只要提到桌面上,就给农民吃了一个定心丸,让农民有了盼头,而不至于绝望。取消农业税让农民感恩戴德了好长一段时间,也至少是表面上赢得了内外的片刻喝彩。问题是提出来了,敞开天窗说亮话以后的路还没有修好。新农村建设只是一个策略,一个“问题”以后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养成跟屁风的习惯,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是逆的,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是引导政府决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论证政府决策的合理与合法性。于是在总理感动的拍桌子以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打扫总理拍起的粉尘。知识分子也开始分三农成问题以后的蛋糕,三农问题专家一夜之间满华夏。三农被叫做问题以前,顶多有个农村经济专家,现在农民问题专家,农业问题专家,农村问题专家,以及三农全才都出现了。各门学科在其学者的支配下,都和三农沾边了,三农学在中国几年间就建立并成为显学。三农成为问题给热心社会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同时也给学术投机分子打开了大门,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占三农问题的便宜。
于是在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全力配合下,三农终于成为问题了。
“三农问题”的问题
三农成为问题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政府(或者国家尤其是政党)和知识分子在建构的过程中各取所需,他们没有把问题当问题,而是当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三农问题具有长远性,而这种长远性不是对三农来说,而是对从三农变成问题中享受到快感的利益群体来说。三农问题在三农眼里不知道是什么,但在利益群体看来是问题。在这种问题被建构的背景下,问题从外部被赋予主体,而主体却对问题没有发言权。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行为“新农村建设”和知识分子撕心裂肺的纸上行动。这种外部的“想当然”行动带来的是农民用目瞪口呆和目光痴呆来对其进行答谢,而这些好心的有责任的群体却觉得自己在完成使命,在回报中国的“根”。三农问题的政策行动和知识行动最后变成外部热心者“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行动,问题仍然是问题。
但好像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头热”现象,仍然我行我素,谁也没有发现自己的拯救者角色困境。政治行为是政治家们玩的政治把戏,而知识分子却是犯了“学究谬误”,即以学者的话语逻辑代替了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布迪厄《实践与反思》),知识分子一不反思就出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反思的基因,先天缺陷。知识分子分子在参与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中就是按着“想当然”的自身惯习进行,这尤其体现在问卷调查上,以自己的想当然去解读三农,然后依此向国家献言。而国家按这种“想当然”的建议去布置政策安排,结果就出现了“一头热”的现象,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尴尬。中国的农民就喜欢无声抵抗,而这些外部人却以为农民不开窍,其实不开窍的是自己,这可以叫“能人蠢人”。
在这种三农问题被建构化和建构化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三农问题自己反而成了问题。于是三农问题在国家上等人的呐喊下,还是问题,而且更问题了。
“三农问题”的去问题化
在我的叙事下,很多人以为三农没有问题,这种理解就成问题了。我是从建构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从建构者找问题,而不是从“问题的主体”找的问题,问题的主体即三农的问题仍然很严重。而摆脱目前这种外部行为的“一头热”现象,真正把三农问题当问题,关键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自己是相对于三农来说的外人。也必须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的思维框架下,在“进步观”的指使下的一种建构。三农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比的结果,是三农相对于城市,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的,而追逐城市化,梦想现代化是中国人自从觉醒以后上百年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今天全球反思现代性的背景下仍然没有消弱,好像还有上升的趋势。后现代的思维框架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口中和笔下好玩的文字游戏,这好像与中国知识分子实用的传统又有点相悖,现在正是利用后现代思想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应该纳入后现代思想的政策作用下,但知识分子却没有行动,还是按着现代性的思维一厢情愿地进行着自己的三农情结。因此的关键就成了外部人定位的问题,定自己的角色处境,定解决问题的思想渊源的路线。去问题化就是最后的路,是摆脱自己“尴尬处境”的明智选择。最后回到从“三农”自己的角度看三农问题,以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为思维框架进行发挥自己的外围作用,而不是把自己当做农民,把现代化奉为“登山训言”。
三农问题主体的回归
问题的建构性是一种认识问题的思路,而不能当做解决问题的办法。三农问题被建构出来了,是国家和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一种外部唤醒,就像英国的坚船利炮唤醒沉睡的中国一样,唤醒以后的路还要自己走,谁也代替不了。三农问题在问题提出来以后,一直是国家和知识分子在替农民思想和实际行动。三农问题的话语权在农民,而不是外人,外人只是从自己的特定角色去发挥作用,而不是连农民的事也自己给承包下来,外部只能是配合。
三农问题在当前的停滞不前和成就显微呼吁其主体的回归,现在是应该到了认识到问题的“卡夫丁峡谷”的时候了。让农民自己说什么是问题,问题在何处,哪方面有问题,哪些问题重要,哪些问题关键,这才是明智之举!外人要记住:自己不是上帝,更何况尼采早就说“上帝死了”,在上帝死了之后还想当上帝,是多么不识时务啊!
(本文纯属一家之言,有些胡说八道,还有些词不大意,甚至胡诌乱造,思维也很混乱,逻辑更经不起推敲。因此欢迎批评,辱骂,不要客气)
2008年11月28日下午五点左右到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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